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们的特权就是可以退后一步，以进化心理学和考古学为背景知识，长远地考虑问题。我们任凭自己沉溺于大局观的角度。我们可以在现代人类繁杂的多样性中，寻找重复出现的古老模型。人类脑容量在过去200万年间的增长，无疑是对社会压力的回应，这种压力存在于我们种族的内部，与外部世界没有直接关联。脑容量的增长与人类群体规模的增大相关，这一观察处于社会脑理论的核心，但远非我们要讲述的全部故事。这种与脑容量的相关关系必然是近似的。人类现如今的体格比3万年前冰川期时纤弱了许多，我们现在的脑容量也有轻微的减小。然而，所有现代人都有相近的脑容量和脑结构，这赋予我们共同的能力，也使我们承受了共同的限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始终都是那些自人类的黎明时期便干系重大的事情，比如我们出生和成长的环境，我们建立的友谊，以及我们把握住的机会。
在本书的开始部分，我们曾提出一个问题：人族的大脑是在何时转变为人类的大脑的？这个问题中存在一条线索，我们可以追溯到林奈第一次为我们所属的种贴上智人标签的时刻。人属在200多万年前就已经出现。我们也许应该将这些祖先作为人类来参照考察，而非用神秘的名字（如古人）将他们与我们割裂开来。
如果我们将自己的种命名为智人是以生物学为依据的，那么遗传学就是将我们定位在了与尼安德特人的祖先分离之后，而骸骨证据则将我们置于大约20万年前的非洲某地。我们询问自己，是否应该邀请赫托人共进晚餐。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主观臆断。即使是在今天，现代人类文化也允许多样性存在。
巴西亚诺玛米人甚或是欧亚大草原上的牧民的艰苦生活，不会让现代西方读者感到舒适。当来自小型社会的个体被拖入大型社会时，他们也会感到困惑，例如，英国本土国王卡拉克塔克斯。公元1世纪，卡拉克塔克斯拖着沉重的铁链来到罗马，他对俘虏自己的人说：“你们享有这些宏伟的建筑……为什么还要来抢夺我们的残屋陋舍？”这些差异并没有否认人类文化能力的根本统一性。如果我们回到赫托人的问题，那么，他们就必须被划归为我们中的一员。现代人类的大流散可以追溯到共同的根源，它不会超过20万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近亲，其中有一些可能是远房表亲。20万年的扩张辐射在最充分的意义上代表了人性。
社会脑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下一个大悖论吗？也就是为什么在最初的10万年间，这些现代人类只做了相对极少的有现代意义的事情？即便我们完全赞同5万年前曾出现了一次现代“人类革命”，在人类发展出农业、村落、城市和文明之前，也还余有4万年甚至更多的时间。社会脑理论帮助我们看到，这种升级换代只有在人类获得意向性等级、语言和联结方式时才成为可能，因为现在人类已经可以生活在大型社会中了。农业，无论它是怎样起源的，都将不可避免地造就大量的人口。从那时起，这些文字所概述的组织原则，就在我们称为智人的种群中合情合理地运转起来了。
图7-1 现代社会生活
现代生活的规模和复杂性要求社会脑采纳一种新的选择能力：个体使用旧的人际网络原则来绘制生活路径。
这种变革力量的当代范例就是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只有极少数人预见了互联网潜在的力量，没有人能够预见它的所有后续影响。一方面，互联网代表了一种人类行为改变的现象，自1993年起，互联网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便在世界范围内，甚至是物种范围内广泛普及。作为市民个体，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忽视电子革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互联网渗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到工作场所，从海滩到餐馆。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在本书中谈论的社交网站似乎仍旧存在局限性。诸如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其成功都依赖于人们对社会交往和人际网络的渴望。在政治领域，那些代表政府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人格化”了政府，也就是使政府具备了人格。八国集团（G8）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就是这座冰山的一角。有趣的是，世界上大概有200多个国家，处于邓巴数的自然偏差范围内，我们将规模向下缩减：它们中最强大的12个国家（其上为最强大的36个国家）拥有迄今最大的话语权。它们的网络不仅由国家元首连接，也由部长和官员的秘密会议搭建。这些人也有自己选择的人际网络。世界因为这个网络而得以运转。
通过研究社会脑的远古历史，我们可以证明的是，社会网络必然依托于特定的规模和特定的张力而存在。它的运转只能是因为人类的过往历史。在炉火边，在人类狩猎的过程中，在人类进化的草原上，社会网络演变成熟。社交网站把握住了当下火热的科技时尚潮流——所谓的“科技领导创新”理念。尽管这些最前沿的科技赋予了自身种种荣耀，也向外传达了诸多理念，但铭刻在其上的原则仍旧是根源自我们深远的进化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