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贝克力石阵纪念碑有可能在没有领袖组织工作的情况下完成吗？设计、采石、雕刻和架设，这些都必须有某个人来指导，更不消说回填遗址了。仅仅是其中一个圆形圈地就需要500立方米的碎石来掩埋。彼时彼地的人必须认同这一宏伟设计，但它的好处我们却晦涩不明，尤其是考虑到那些劳动力是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这一现象更让人费解。如果他们是农民，考古学家就不会那么惊讶于这些纪念碑了。这些纪念碑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人类自己的故事，以及人类思考过去的方式。
宗教有可能为此提供动机和可能的解释吗？组织严密宗教的最早证据来自新石器时代的黎凡特遗址，距今大约有8000年历史，其中的部分建筑被判定为祭祀遗址。后来，一些更严谨的考古学家已经不愿再过度夸大这些建筑物的功能。然而，等到后来的青铜时代，祭祀遗址和宗教工艺品的可争议之处已经极为稀少，我们也因此有了更加坚定的立场。只有在所需的概念工具准备就绪时，这些遗址或物品才能够被创造出来、得以存在。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作为概念和仪式现象，似乎这些宗教活动本身就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
鉴于组织化宗教的作用是强迫群体去服从公共纪律，我们可以推测，这类宗教之所以兴起，合理解释是大型社群所承受的社会和心理压力增大。如果定居生活要安然延续下去，那么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是要消除因彼此靠近而产生的生活压力。此时，逃避是极为困难的，因为狩猎者那种迁居的解决方法已经不再奏效。第二是要管理和控制那些“搭便车”行为。坐享其成者无本获利的做法很可能会侵蚀公共契约的根基，而公共契约是大型村落生活的必要支撑。
农业到底是生态学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是开辟新机遇的偶然发现，这对我们来说不是最迫切的问题。我们的关注点在于现实情况的转变：居住在居民地带来了新的紧张冲突，这可能会影响我们所知的现代人类生活的后续发展，以及它的所有文化成果。如果人类无法找到解决社会制约的方法，那么现代社会将永远无法诞生。
一个变得尤其重要的特征是魅力型领袖现象出现。我们的合作者马克·范·伍格特（Markvan Vugt）对这一主题极为感兴趣，他曾与安加那·阿胡贾（Anjana Ahuja）在2010年共同撰写了《选择：为什么有些人是领袖，为什么其他人会顺从，为什么这至关重要》（Selected: Why Some People Lead, Why Others Follow, and Why ItMatters）。虽然狩猎–采集者社会避开了所有社会差异，但在所有后新石器社会以及由之产生的教义性宗教中，魅力型领袖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魅力型领袖提供了领导力；另一方面，他们提供了一个焦点，群体成员可以围绕焦点聚拢。
在150人规模的社群中，领导者也许是不必要的：各个成员之间彼此相识，群体中只有大约20～25位成年男性，要达成共同的目标自然不会太困难。但在1500人的群体中，成年男性的数量会增加10倍，达成共识的难度也会相应提高。此外，在年龄、技能、经验和声望方面，大型群体中的各个男性必然存在种种差异，这会使得情势更趋复杂化。太多的男性会导致争执和分歧风险的增加，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地位大致相当。在这种情况下，魅力型领袖提供了自然焦点，所有人都能够围绕这个焦点聚拢，并认同领袖偶然信仰的任何规条。
魅力型领袖在宗教中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大多数教义性宗教都是由一位魅力型领袖所创立的，这些人包括琐罗亚斯德、释迦牟尼、耶稣基督以及穆罕默德。今天的所有主流宗教在诞生之初，都是某个前辈宗教中的少数派。事实上，宗教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似乎具备孕育派系的自然倾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宗教最初都只有很小的规模，而它们的延续取决于它们吸收忠诚信徒的速度。这也是宗教信仰的一个特点，无论个体皈依了怎样的信仰，宗教都可以唤起强烈的情感承诺，似乎精神世界能够对人类的心智实施独特的情绪控制。
那些帮助个体成为魅力型领袖的技能，同样也能够在世俗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新石器革命所释放的力量，在随后的1000年里逐渐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大型政治单位。等到公元前3000年，城邦里出现了国王和大臣。时至今日，魅力型领袖仍旧不断带领各种不同类型的世俗组织走向成功，包括企业、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等。
在超级大团体的背景中，魅力型领袖变成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允许团体为自身施加一些约束，以沟通巨量人口的不同阶层。由领袖来协调和管理行为的群体，其优势不言自明。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每个个体的利益都稍有不同，及至最后，应运而生的领袖会始终追求一种更符合自身利益的策略，而这不仅仅是因为，所有身在群体中的人对最佳做法持有自己的观点。不论个体的意愿如何，一位魅力型领袖都能够说服所有人去一致行动。从长远来看，如果行动一致的净收益超越了各谋其利的净收益，那么魅力型领袖对群体而言就是有益的。
研究人员将抵御掠夺者视为促使政治组织或社会团体规模稳步增长的主要选择因素，自新石器时代起，这一点就清晰可辨。社会学家艾伦·约翰逊（AlanJohnson）和考古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在他们的开创性著作《人类社会的进化》（The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中，明确讲述了这一因素。在他们以及越来越多的进化社会学家看来，战争是居民地（村庄、城镇、城市、城邦）持续增大的主要驱动力，这些居民地随着第一批村庄的出现已经发展了7000～8000年的时间。
劫掠本身是一种搭便车的行为，以损害他人来为自己谋利。当只损耗些许的能量、承担微小的风险，就能攫取他人的劳动成果、满足自身的全部需求时，为什么还要去费力谋生呢？随着这种搭便车行为优势的增加，利益愈发诱人，抵御劫掠变得越来越必要。相较于一群缺乏协调的乌合之众，指令清晰、目的明确的高度组织化军队自然更容易取得成功。在这样的背景下，魅力型领袖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从某种意义上讲，魅力型领袖的崛起带我们跨越了远古历史的边界，进入本书主要焦点之外的历史。然而，我们认为，当人类开始生活在大型居民地时，他们就必须努力去克服其中的压力和冲突，新石器时代和现代之间发生的许多事情的根源就在于此。世俗的魅力型领袖通常也会有标榜其身份地位的排场，如侍从和招摇的举动，这些与宗教领袖的教士、仪式和举行仪式的场所相似。两者所寻求的都是迫使追随者服从公共规则，以促成更加有效的协作。这样的合作从本质上说并不稳定，因为公共规则从来都无法均等地讨好所有人。一些人总是会觉得自己为公共付出了不相称的努力，并最终感到愤愤不平，甚至觉得自己有权反抗。
就像宗教会持续以魅力型领袖为核心分裂出新派系一样，政治组织也会因派系斗争和革命而崩解。新石器时代促成了经济变革，也带来了种种问题。身为一个物种，现代人类给出的解决方法是所有不完美方案中最好的一个。这主要是因为，现代人类用于解决问题的心理源自生活在分散团体中的流动的狩猎–采集者，我们的祖先在先前700万年里都是采取这一行为模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