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协助人类扩张上，如魅力型领袖和组织化宗教这样的强大因子，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仍旧有其他的“古老”品质同样有助于组建新的大型社群。我们个人能够应对的人际关系数量，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没有发生改变。对我们和10万年前的人类来说，邓巴数都是一个无法规避的现实。我们所学会的，就是精心组建自己的人际网络。在黑猩猩社群中，两只黑猩猩的关系网络几乎完全一致，所有的黑猩猩都彼此相识。然而在人类世界里，我们也许都认识村落或街道上的大多数人，但在工作上、体育运动中、兴趣爱好里，我们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网络。我们能够有选择性地轻易切换。
柴尔德所指出的新石器时代的行业和阶层暗示了这种切换的起源。商人想要且需要与其他商人交易，而所谓的其他商人也许生活在距离自己家乡数百公里外的地方。制陶工人和金属工人会想要与其他拥有相同技能的人探讨技巧。领袖与领袖打交道：当征服者威廉将英格兰分封给180位追随者时，他就是在简单粗暴地遵循社会脑规则。
魅力型领袖、宗教和精心挑选的人际网络延续了一贯的强势，它们深厚的历史渊源尚不能被我们完全了解，就像哥贝克力石阵表现出来的那样。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考古往往能够促使我们细致地审视人类历史的伟大成就。所有见过古城护堤、金字塔或卡纳克巨石林的人，无不惊叹于这种可触摸到的过往巨大社会性协作的证据。无论是平等协作，还是由顶层驱动的协作，这些集体性的古建筑都说明了人们会按部就班地聚集在一起，聚集者的数量远超自己的祖辈。这些社会都成功运转了起来，因为他们“古老”的大脑能够应对新的社会生活的规模。选择性的阶层网络为机构和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框架。此刻，证明材料的接力棒从考古学传递到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