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活动范围持续膨胀。他们自亚洲进入俄罗斯的北极地区，接着，在广袤土地的诱惑下，现代人进入了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新大陆。在以阿拉斯加为中心的白令陆桥古大陆，这个迁徙进程缓慢开始了，我们也从中看到了现代人的强大能力。很快，在2万年前的某个时期，现代人进入了北美大冰原以南地区，随他们一同前行的还有家犬和热带葫芦种子。因为这些种子不会在他们必经的酷寒之地发芽生长，所以我们只能推测，现代人是带着寻找温暖气候的希冀不断前进的。
然而，这些种子也指明了另一项重大变革。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在空间上的扩张。借助于社会联结的链条，人群的分布在真正意义上延展开来。诸如珍珠贝、琥珀以及雕像这样的艺术品，就是这种社会联结的象征。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人口集中化的开端，这个进程在现代社会已经非常明显了。一个地区所能聚集的人口，取决于人类囤积食物的能力。
刘易斯·宾福德研究了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他发现，贮藏狩猎到的驯鹿可以让因纽特人减少搜索猎物的行程，并居住在半永久性的村落中。贮藏行为同样也改变了考古学证据。一头在夏季被杀死的驯鹿，也许直到第二年春季才会在另一个地方被食用。这会影响我们对动物的季节性信息的解读。同等重要的备用品可以用来抵御其他群体。贮藏的食物也改变了劳动力的需求状况，人们不再需要为寻觅食物而持续供应劳动力，相反，他们可以将劳动力集中在一年中的几周或几个月里使用。
在“复杂”的现代狩猎–采集者社会中，贮藏通常被视为重要的行为特征。然而，要证明贮藏行为曾存在于遥远的过去殊为不易。我们见惯了农民家中的粮仓和贮藏室，但在狩猎者中，这些是非常罕见的，贮藏室通常只会在气候寒冷的北方找到，位于俄罗斯顿河的考斯顿克遗址就是很好的例子（见图5-9）。贮藏的替代方案就是生活在猎物密度足够高的地区，那里有大量的猛犸象、犀牛、野牛、马和驯鹿群可以保障生存。
图5-9 考古挖掘
对旧石器时代居住地遗址的精心发掘。这里是俄罗斯西部的考斯顿克遗址，它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信息，包括动物猎物的类型，以及群居的人类处理它们的方式。
尼安德特人似乎就是选择了这样的方案。现代人则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他们在合适的地方定居下来，利用贮藏的食物以及广泛的人际网络来保障生活。兽群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期内可能与他们相隔千里。此时，贮藏食物就可以为他们果腹充饥，但如果这失败了，社会网络也会允许他们求助于人。
对此，我们尚不能十分确定，但对现代人大规模的地域扩张而言，积聚社会关系，并依照亲属关系规则来组织，似乎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这一过程开始于距今5万～4万年前。我们相信，这些与学会建造船只以及在洞穴中涂鸦动物肖像是同等重要的。
与其说人类进化史上出现一系列的晚期革新是不可思议的巧合，倒不如说它是不可能的超自然事件。我们现代智人不可能很早就获得了发达的大脑，却又无所事事，直到四五万年前才突然智慧爆发。进化不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发达的大脑是为应对某些事情而存在的，即便这些事情可能与我们现在所做的不同。社会脑理论的一大利处是，它能解释许多生物学和考古学无法阐明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50万年，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难题：人类的头脑已经非常发达，人类已经成为这片地域里的佼佼者，但从表面来看，显然只有极少的征兆预示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过去10万年里的巨大文化变革。社会脑理论告知我们，社会生活和意向性等级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攀至了新的高度。接着，一次切近的考察开始真正追踪起考古学的鬼火，正是这些鬼火显露了某些开端。陆地上的墓葬、珠串、新科技、新型社会组织，所有这一切都在讲述着一场深远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