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委会的行政文化
官方观点——欧委会喜欢展现给人看的一面——是，欧盟机构是欧盟（以及启蒙运动）理想的鲜活化身。这些理想包括理性、进步、现代性以及反对特殊主义和民族国家整合主义的普遍主义。前秘书长大卫·威廉姆森说，欧委会就是一台“高效机床”——体积小、活力足、效率高，专为欧共体利益服务。它通常将自己描绘成是国际组织中独一无二的：“世界性”“国际化”“多语种”——但又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身份，以及最重要的：自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大多数官员来说，欧委会的工作通常是终身制的：新委员宣誓效忠欧委会，并且《职工条例》要求官员们承担起支持和维护“欧共体利益”的义务[5]。欧委会也往往被描述为一个“文化大熔炉”：一个囊括了来自不同国家政府部门精华的混合体：贝里耶将它描述为一种“折中文化”。最后，它也被称作是齐聚欧洲“顶尖人才”的行政部门：一群致力于实现欧洲理念的训练有素、积极进取的员工，他们聚在一起构成了服务欧洲的贤能社会。
经验证据能支持这一观点吗？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欧委会的“组织文化”是什么样子的？[6]官方描述并不完全准确。欧委会的确规模小、语种多、种族多：这个行政机构雇员不足2.4万，大多数工作在布鲁塞尔约47个欧盟办公室及大楼中。然而，四个因素尤为突出。
1.尽管有“杂糅”和世界主义这样的说法，在欧委会的行政规范与实践中，法语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鉴于莫内是在效仿法国行政部门的基础上创建了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联营，那么，法语曾是并且仍是日常管理中的通用语（虽然现在大部分总局在制定政策时，更倾向使用英语），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2.仍然还存在着很强的民族精神与团队精神。工作人员总是把欧委会称作“家”（la maison）——通常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我经常听到所有国家的员工都在用“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个表达）。显然，欧委会成功在其职员中营造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我观察到，职员在与我谈话和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都流露出了这种情感（对于那些使“家”蒙受羞辱的人，他们都会表现敌意）。
3.在欧委会向公众展现自己的方式与其职员私下的自我表现（以及“叙述”）形式这二者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外溢”。也就是说，个人明显受到了欧委会把自己定义为“欧共体的良心”“欧洲利益捍卫者”以及“一体化进程的发电机”的影响。他们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决策者”、知识分子和外交官这类精英中的一分子，而不仅仅是“公务员”。事实上，“公务员”法语翻译——fonctionnaire——的意义与它大不相同。这一先驱式的自我形象也许也能反映出大部分员工来自精英教育机构并接受过法律培训这一事实：这是欧盟招聘流程所鼓励的。欧委会的起源也能解释它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在早期，华特·哈尔斯坦有意识地在机构内逐渐灌输一种超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干劲这件事。我发现，即便是在新员工身上，这种使命感与对欧洲理想的信念也一直存在。
4.最后，我的研究证实了许多一体化理论家的预测：长期接触并混迹在国家官员中的确会导致角色意识以及认同感逐渐发生转移——许多受访者都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通常会提到，自己在欧委会的工作经验是如何改变他们的人生观，并让他们“欧洲人”的自我意识变得更强烈。
这是真正意义上并且持续的“认知改变”的证据吗？或者只不过是在任何跨国或国际组织中都能找到的短暂的企业忠诚？我的研究结果支持第一种观点，并且认为齿轮（engrenage）真的在起作用。欧盟机构内正在形成一个身份构建的过程。在很多方面，这都与“族裔性”过程类似。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社会类别向另一种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义的团体的转变：一个有自己独特身份与民族精神的“团体”。促成这一转变的还有其他几种因素。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同外派的经历（茫然感）以及布鲁塞尔当地人与欧盟外派人员相对聚集的“集中居住区”（大多数人都在拥挤、建筑密集的“欧洲区”工作，往返于富裕的郊区与城市南部间）之间的社会距离。此外还有共同的生活方式、高额薪水以及欧盟职员的准外交官地位，也许最重要的是，所有欧盟官员的孩子都能享受在欧洲著名学校体制下的免费教育。
这里我想说的是，官员们大多都与当地社会隔绝，这也是很多人所抱怨的。他们停留在制度空间内，与当地居民以及自己国家的普通人民都隔绝开来。因此，他们的情形就和外交官与殖民地管理者类似：他们住在布鲁塞尔，但却不属于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