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在布鲁塞尔的行政部门：一场打造欧洲人的严酷考验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一开始我并不打算研究腐败（它只是我在实地调查中遇到的情况）。1995年，我去布鲁塞尔进行一个为期两年的研究项目，调查在人们对“欧洲认同”以及“在欧洲各民族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盟”这一欧盟目标进行辩论的背景下，欧盟行政部门的状况。我发现在布鲁塞尔，欧洲一体化通常被设想成一个“项目”，一个贴着“欧洲建设”（“la construction européenne”）标签的项目——一个具有启示作用并且十分机械的现代主义比喻，它精确总结了许多欧洲政策制定者对一体化进行概念化的方式（这并不是一个由欧洲各族人民自下而上促成的自发或有机的过程，而是占据战略地位的信奉技术治国论的精英们自上而下执行的一种蓝图（即所谓的“莫内愿景”）。
“欧洲建设”这个项目包含两个主要方面：第一，民众欧洲化（我研究了各种政策、政治技术、“文化行为”以及欧盟精英所使用的符号。他们用这些符号来创造一种欧洲的集体身份，以便将存在分歧的欧洲国家联合到一起）。第二，精英欧洲化，或者是“核心阶层”一体化。也就是说，建立一个新的由具有坚定立场的欧洲人组成的政治阶级。仿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表述，他们会成为“欧洲主义中的‘克里奥尔先锋’”，并致使欧盟内出现超国家政治制度。
我想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欧盟到底在自己位于布鲁塞尔的行政部门的中心地带里创造了什么样的“组织文化”？欧盟行政部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在官方文件中所展示的“欧洲民族精神”和身份？我也想要测试“一旦被任命，官员就会倾向于忠于欧盟机构”，而不是他们自己国家这一假设的真实性——威斯特莱科把这一过程称为“科特定律”。根据厄恩斯特·哈斯等主要的一体化理论学家，在欧洲机构内一起工作的经验将会“在（欧洲）精英们的心理上产生一个积极的溢出效应”。他们预测，国家官员及政客长期接触并混迹于欧盟会导致他们对自己民族国家的忠诚平稳地向欧洲转移。这种忠诚的转变，如迈克尔·奥尼尔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认知改变”过程的开始，它最终将会产生一支体现了新型“欧洲意识”的超国家干部队伍。因此人们所设想的欧洲建设就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社会政治工程项目，其目标在于打造一种新型的欧洲主体性。
我发现，在布鲁塞尔，当地人用了一个法语词“engrenage”来描述这一进程，大致可以翻译为“齿轮传动装置”或是“缠住”[2]。我还了解到，欧盟的官方“创始人”让·莫奈，早就巧妙地预见了这一过程的出现。他在回忆录中满怀热情地将欧洲行政部门描述为能创造出新“欧洲人”的“实验室”[3]。这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与经验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进一步问题：欧盟机构在创造出新型“欧洲”主体性，或是保罗·瓦莱丽等人称之为统一的欧洲人的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一个熔炉的作用？
“超国家主义”这一术语是欧盟优先主义意识的缩影。从技术上来说，超国家主义只是一个法律概念，指的是欧共体机构的独特能力及其独立于国家和国际机构以及法律的自治权。1951年，罗伯特·舒曼普及了这一术语，当时他用它来描述欧洲煤钢共同体——欧盟前身——最高机构的特征与功能[4]。在莫奈和舒曼看来，超国家机构将通过取消民族国家在钢铁产量和原子能——“战争的命脉”——上的权力来控制它们的暴行。这被看作是一个将德国和法国紧密联系到一起的过程的开端，毫不夸张地说，它们之间极为密切，以致绝无引发战争的可能。
然而，同大多数政治概念一样，超国家主义也表现出一系列规范与意识形态上的假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欧盟机构创造了身份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文化逻辑——欧洲去地域化、去民族化的超国家公务员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组“更高”的原则：一种显然凌驾于更原始、更狭隘的民族国家之上的“欧洲”民族精神和道德。因此，欧盟在其行政部门中创造出了什么样的管理文化？对“欧洲主义者”的理想和价值观而言，欧委会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