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讨论的范围
本书的目的是为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政治腐败提供一个初步设想。为此我们需要大量包含人种志调查细节（或“深度描述”）的研究，来了解日常生活中腐败的体现与复制方式。本书的例证采集自三大洲：亚洲、美洲——尤其是美国——以及欧洲。虽然有些“常见研究对象”的特征极为显著（尤其是意大利、非洲国家和前苏联），我们也分析了包括纽约、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在内的一些较少人研究、腐败现象不那么明显的地方。
全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审视了在一些学者称之为“转型社会”中的门路、裙带资本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现象。标题部分的问号表明，我们质疑“转型”这个术语作为分析类别的实用性（所有社会都处在变化的状态下。“过渡”暗示着在如欠发达与发达等固定状态间的进步性发展。而这些状态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类别）。尽管提出了这样的警告，该部分文章都关注了在经济快速变化与社会动荡背景下的腐败分析。
简·施耐德与彼得·施奈德在第1章对比了美国的杨斯顿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巴勒莫这两座城市。分析现代黑手党的核心是政治机构与有组织犯罪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意大利语中叫intreccio）。前者为后者的活动提供掩护及保护。本章突显了这两个城市内有组织犯罪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方面。
米歇尔·瑞弗金–菲施在第2章也以圣彼得堡妇产医院中医生与病人间的交易为例，探讨了在快速变化的城市内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及非法行为。她的研究试图解释病人为何在可以使用医院官方付款渠道来选择医疗服务的情况下，仍旧继续向医生提供私人礼品，支付医疗费用。
大卫·洛弗尔（第3章）讨论的也是苏联解体后的国家，但他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直接探讨了腐败这种“过渡”现象。洛弗尔认为，当官员们夹在法理性统治与传统义务和忠诚相互冲突的需求间时，最好将地方性腐败解释为他们所采取的一种回应。
这部分的最后一章（菲利波·泽赖里）通过分析要求返还被没收的财产的法律案件，从人种志的角度解释了腐败在罗马尼亚的多重含义。这些故事——加上含有贬义的成见以及罗马尼亚人关于他们民族特性的笑话——为探讨腐败对当今普通罗马尼亚人所产生的象征性关联打开了一扇窗。
第二部分“制度化腐败与反腐机构”研究了理应战斗在反腐运动与善政斗争前沿的行为者、机构及国家。研究焦点向上转移到北半球富裕强大的社会。有观点认为地方性腐败本质上是“发展中”与“不发达”社会的问题。这部分为批评这一看法铺平了道路，并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后新自由主义与腐败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议题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关联。史蒂夫·桑普森在第5章对透明国际这个当今最具影响力之一的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中，清晰地分析了这种关联。桑普森表示，透明国际将反腐斗争转变成完全成熟的“反腐主义”这一全球意识形态与实践。与“全球问责制”这一新话语一道，共同促进了实现道德统一、建成全球共同体这一强有力的愿景（尽管是虚幻的）。
克里斯·肖尔（第6章）也研究了反腐斗争中的主要政治角色之一的意识领域：欧盟及其公务员制度。欧委会经常声称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欧洲”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了欧洲的超国家精神和更高的政治理想。肖尔通过对1999年从（在提交了一份证据确凿的指控舞弊、管理不善和任人唯亲的议会报告后）欧盟桑特委员会辞职不久的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调研，质疑了这些假设。他还问道：“自1999年以来，欧盟一直在努力进行自身改革。这种改革到底有多成功？”
卡罗尔·麦乐伦（第7章）也调查了另一处腐败已经变得极为普遍并制度化的地方：美国企业。她的研究挑战了一种假设，即企业腐败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变革后出现的新现象。与彼得和简·施耐德一样，她提出腐败比之前人们的想象更具系统性，而且腐败的普遍扩散同市场驱动下的价值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正是后两者维系了当代的资本主义。在评估了C.怀特·米尔斯、威廉·多姆霍夫和劳拉·纳德等人的工作后，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即阶级和亲属关系网依然是理解腐败运作方式的决定性分析因素。
第三部分“日常腐败叙事与实践”回到了本书的第三个主要主题，即腐败在某些地区已经是一种叙事和象征系统。这些章节展示了腐败如何在这些地区传播并固定成某些典型谚语。人们试图通过这些谚语来理解自己所处的政治世界的意义。在这方面，腐败话语（如对政府丑闻或巫术的指责）不仅仅是功能强大的构建社会事实的工具，也为探索争端、具有争议的意义及社会关系结构打开了一扇窗。
在第8章，阿克希尔·古普塔以印度农村为例，展示了腐败叙事是如何制造关于“适当”与“不适当”道德行为的对立言论，又是如何使农村居民及官僚对政府状态加以想象。确实，在印度，腐败叙事在宪法及其能为并且不能为公民做什么这些问题中发挥着根本作用。古普塔指出，仅仅依靠呼吁“透明化”和体制改革的反腐政策是不够的，需要实际（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工作才能改变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本身。
在第9章，多尔勒·德拉克通过腐败叙事来审视葡萄牙同欧盟的关系。她的研究探讨了处在欧洲最外围的人们是如何解释地方精英所创建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增大他们获得欧盟资金的机会。在讲述虚拟经济、用欧盟资金购买奢侈品以及因无法偿还欧盟补助款而自杀的农民这些故事中都能看到这种关系。
西恩·拉扎尔在第10章将研究扩展到周边地区。本章关注的是玻利维亚——一个据说腐败成风的国家。拉扎尔重点研究普通玻利维亚人如何看待并界定腐败。她指出腐败及其天生的对应物——市政工程（obras），是两个关键的话语内容，玻利维亚公民借用它们表达自己对领导人的期望。通过腐败感知与市政工程交付之间的相互作用，玻利维亚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集体性实体，一个特定社区的居民，同时也是“玻利维亚人”，因此先发制人地通过谣言和流言蜚语使领导人承担起责任。玻利维亚人以这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公益感，并希望他们的领导人承担起做好事的义务。
最后是多萝西·路易丝·津恩博学周全的后记。她将腐败问题的人类学研究与早些时候关于庇护制与裙带关系的人类学争论联系到一起，反思了书中一些统一的主题（包括疏漏及错误之处）。这章最后呼吁我们在未来进行腐败的人类学研究时，要把阶级和性别恢复成关键的分析类别。
克里斯·肖尔，迪特尔·哈勒
【注释】
[1] 本文初稿自提交给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及哥本哈根大学审阅后，已经数易其稿。感谢所有参与关于腐败的人类学研究研讨会热烈讨论的与会者。特别感谢马克·布塞博士对本文倒数第二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2] 参见保罗·克鲁格曼，《纽约时报》（2002.1.29），引自艾雅尔。
[3] 更多对于安然丑闻及其影响的人类学分析，参见格莱德希尔、艾雅尔、施耐德以及肖尔在《社会分析》第47卷（3）中的文章。
[4] http：//news.bbc.co.uk/l/hi/business/2182201.stm.
[5] 感谢第7届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年会的执行委员会与组织者为本次会议付出的辛勤工作。本书中的5篇论文（桑普森、洛弗尔、瑞弗金–菲施、泽赖里以及施耐德的论文）最初是提交给该会议专家组的论文。其他几篇论文或是专门为本书所撰写的，或是提交给编辑组织的另两次进一步讨论人类学与腐败问题的国际研讨会的。一次是2001年在哥廷根举办的“欧洲人类学”会议；另一次于2002年5月在金史密斯学院举办。非常感激参加三次会议的所有与会学者。
[6] 安·东勃洛克对西西里黑手党的研究以及杰拉尔·马斯对“工作中的欺诈”的研究是明显的例外。
[7] 维斯瓦纳坦与赛西生动地指出：“贿赂不是一种病理学，而是印度政府的基本事务”，并且“腐败这个英语单词听起来太褊狭、太具清教徒意义、太具限制性并且太下意识。它在感觉上接近那些无法捕捉到世界复杂性质的枯燥散文。它就像是把选举调查与但丁眼中的地狱进行比较。层层障碍等待被揭开”。
[8] 有关定义的更为全面的讨论，参见约翰斯顿。
[9] 对发生在欧委会内部的腐败的人类学调查，参见肖尔。
[10] 在赫尔穆特·科尔的帕拉坦方言中，Bimbes是“金钱”的口语表达。相比之下，德语中的Bimbos是“黑人”的俚语表述，相当于“黑鬼”。使用这种有争议的标语是德国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即只有在抛弃熟悉用语的情况下才能研究国外情况。
[11] 请参考罗斯–阿克曼的类似观点。
[12] 俄罗斯总统证实总主编古辛斯基被捕的消息，http：//www.elmundo.org/2000/06/15/europa/15N 0060.html。
[13] 我们也许还可以在榜单上加入“白人特征”“西方特性”以及“政策”。
[14] 参见英国贸易与工业部网站，www.dti.gov.uk/ewt/bribery.htm。
[15] 韦恩。参见www.d-n-i.net/fcs/comments/c47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