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性交易：人类学与腐败研究[1]
本书的背景源自数个偶发事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2001年底美国能源公司安然垮台所带出的巨大的欺诈及腐败丑闻。这些丑闻撼动了整个美国企业界。本书的部分作者当时就预言，在未来几年内，安然丑闻将超越9·11恐怖袭击，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更为重大的转折点。[2]这种论断似乎有失公允，但它不由地引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件，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更深层次的教训？[3]安然大厦的倒塌是因为其复杂的财务操作过程被公之于众。而当初设计这种操作过程的目的就是为了隐瞒公司债务，隐藏存在于安然资产负债表外的海外合伙企业。安然这么做既是为了制造公司盈利的假象，又可以帮助公司的高管们摇身变成百万富翁。它成功实现了这两个目的。无人能出其右——至少就目前来看是这样。然而，安然公司却在2001年12月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申请。2002年6月，负责安然审计等业务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也被提起刑事诉讼，罪名是妨碍司法公正，并且“在知晓的情况下，故意使用贿赂的手段”诱导其员工销毁与安然公司相关的文件。这些会计丑闻的严重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以前在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也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安然事件过去仅仅三个月之后，一桩更大的舞弊丑闻就让轰动一时的安然事件黯然失色了——2002年1月全球电信业巨头世界通信公司被发现虚报了38亿美元的利润，后来这一数字被修正到70亿美元，着实令人惊愕。[4]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就在于警醒我们，欧美人对腐败的假设是错误的。上层腐败并不只发生在那些非西方文明的“异类”国家，也不是只有工作在制度存在漏洞的国家官僚机构与国营部门的官员才会腐败。当我们发现腐败（既包括大规模腐败也包括系统性腐败在内）也存在于规章严苛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时并不应该觉得惊讶。2002年8月，参加第7届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会议的各国学者们齐聚哥本哈根就“腐败”问题展开讨论。安然丑闻和世界通信公司舞弊事件也为此次集会提供了极为应景的背景。[5]值得注目的是，根据透明目标公布的清廉指数，丹麦这个单一民族国家高居“世界最清廉国家”榜单的第二位。借用莎翁的一句话，在丹麦一切似乎都是好的。不过，像“最清廉国家第二名”或是“最腐败的国家”这种指数，在这样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阐释这种衡量方式及其所带来的道德要求？腐败是否能够量化，并用如此抽象空洞的方式来评判？腐败的实践或体验过程是复杂的，凭人的“感知”进行的测量够不够准确？又是否能够反映它的“现实性”及复杂性？正如这些问题所指出的，编写本书的目的是质疑那种把腐败当成是一种思想范畴和组织原则的想法，并对其政治和文化影响进行审视。我们进行分析时首要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学在理解当今世界腐败现象的过程中能起到何种作用？正如文集的作者们在各自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腐败，必定会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腐败的意义与表现这些问题，而不是更常见的制度分析与理论建模。后者似乎已经成为腐败研究的陈词滥调。然而，开始着手进行这样的项目之前，必须首先解决如下问题：到底什么才是腐败？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这个术语的用途到底有多大？什么样的条件会促使腐败行径滋生蔓延？在不同环境下，这些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如何对它们做出解释？
之所以要着手研究如此棘手的问题，一部分原因是想抵制一种在致力于反腐运动的政府及决策者间流行的趋势。近来他们打算草草结束如何将“腐败”定义成一种分析性类别这个问题。世界银行宣布，整个讨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它自信地断言，“腐败”是“政府公职人员滥用权力来谋取私利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许多关于透明化、自由化和“善治”的政策。但这个定义把腐败简化成了政府公共部门员工不诚实的个人行为或是“烂苹果”的问题。它也将对腐败的解释简化成了个人的贪欲及唯利是图。因此，如果沿用苹果这一比喻，重点就落在单个苹果，而不是装苹果的篮子身上。但如果腐败是制度性并且系统化的呢？天主教会腐败吗？人们曾向波士顿大主教劳举报过神职人员的娈童癖行径。他自己也承认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算腐败吗？在安然、默克、施乐以及安德鲁森这一系列丑闻事件中，腐败的当事人又是谁？是按照吩咐销毁证据及文件的底层官员？是下达指令的部门经理？抑或是那些玩弄市场于股掌间的公司执行总监们？如何衡量“政府公职人员”是否“滥用了权力”？什么算是“个人私利”？法国的检察官发现，有消息表明自戴高乐将军以来，法国历届总统均动用了国有石油公司埃尔夫–阿奎坦的资金来贿赂外国领导人。密特朗总统利用这些非法资金来资助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竞选活动。他是密特朗所在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盟友。这些活动与世界银行对腐败的定义相符吗？显然“不符”，这又说明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