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步：让故事充分展开
每个人都有他特有的故事可讲，每个故事也都以它自己的速度发展。借助共情，我们能异常精准地判断出他人需要走多快或走多慢。时机决定一切。共情会把我们带上一段旅程，有时路途会很艰难，让人疲惫不堪。在有些地方，我们甚至需要停下来，休息下，找准我们的方位，确认下路标。
戈登的强烈敌意告诉我，他正处在情绪断崖的边缘。我知道我必须把握好时机。我可以给出一个挑衅性的答复，发起一个让他出来战斗的挑战，以此来把他推过边界。“您的行为就好像您需要被特殊照顾一样，戈登，为什么您不能停止责怪别人而去开始工作呢？”或者：“您反应过度了，戈登，您的愤怒说明了您的不安全感。”我也可以突然结束我们的谈话，跟他说：“您显然失控了，戈登。我们先讨论别的话题吧，等您安静下来了，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上。”但是，不管用哪种回复，我都会失去这个宝贵的机会以帮戈登清楚地看到两个人可以互动，而且不需要摧毁对方，也不是必须得有一方胜出，另一方战败。
像戈登一样，我生来也是情绪易激惹的。事实上，在跟戈登的很多次会谈中，我都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年轻版本的我。但是，跟戈登的父亲鼓励他用愤怒来征服他人所不同的是，我被教导说愤怒通常是其他情绪的外衣——失望、受伤、沮丧、怨恨、缺陷感或无助，暴露出这些情绪会让人觉得很危险。
愤怒是感知到脆弱感和无力感的表现。“你可能会在某个特定的情境里感觉到很无力，”我父亲经常告诉我，“但是我肯定地告诉你，总是有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源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正无可反抗的时候是极少的。”如果我们相信了自己没有能力，或者觉得被低估了或没有被赏识，我们的反应会是沮丧，甚至觉得屈辱。这些情绪会产生愤怒、攻击、暴力。从我的经验来看，愤怒和敌意行为的驱动力几乎都是因为个体感觉到没有被理解。
对许多人来说，愤怒是唯一一种他们知道如何掌控的情绪。研究男性愤怒的心理学家们发现，父母跟儿子会经常使用“愤怒”这个词，但是跟女儿就很少用到。父母会鼓励女儿用外交技巧和圆滑老练来修补关系中的问题，在儿子卷入争端时却经常提倡他们进行报复。“很多男人都很难表达或体验到愤怒之外的情绪，”心理学家威廉·波拉克（William Pollack）在《真正的男孩》（Real Boys ）一书中写道，“因为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就被鼓励用愤怒来表达所有的情绪体验。”
但是，当男孩们被共情地对待、被教导该如何带着共情回应别人时，他们强烈的愤怒经常就会消失。波拉克解释了共情是如何化解愤怒的。
一个得到了关爱的男孩也更可能会去关爱他人。如果他能感觉到自己跟父母的连接，他便更能感觉到与其他人的连接。如果他感觉到他的父母能理解他、共情他，他也会具有同样对待他人的能力……当一个男孩能共情他人而不是只在意个人的羞怯时，他就不太可能去羞辱对方，也就不会对之暴力相加。
在成长过程中，我也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为了理解和控制我冲动的天性而颇费力气。我父母教我如何把节奏慢下来，用自己的想法来控制情绪。过去的30年里，我作为心理学家所接受的训练和积累的经验又进一步深化了我所学到的知识，即如何用共情来平衡天性的冲动。在我觉得气愤、沮丧或身边人有愤怒或攻击的反应时，我明白这些情绪其实都源于被误解、被怀疑或被拒绝等这类更深层的感受。这个认知就像是一个“弱光开关”，可以降低情绪反应的强度。由共情来指引方向，我能够透过行为表面看到行为下的挫败和恐惧，并给出合适的回应，让他人知道我愿意倾听并回应他们的困境。
在心理治疗和生活的其他方面，愤怒总被误认为是男性最常见的天生的攻击性驱动力。相应的理论也表示男性天生是有暴力和施虐倾向的，需要被教导该如何去控制这些自发的冲动。因为这种理论导向，许多治疗师会建议愤怒、敌意或有暴力倾向的病人进行药物治疗。当病人愤怒或威胁动武时，治疗师感觉自己会有危险（其实经常是因为治疗师自己不会处理攻击），于是便给病人开出镇静剂、安定药和抗抑郁药。毫无疑问，有些病人会从药物治疗中获益，但更多情况下，这种方案就是在对病人说：“你病得太严重，我没法应对，你吃了药之后我们再来处理吧。”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使用共情。共情会让我们一起站在悬崖——深层的情绪所在的地方——边上，相信我们的关系能把我们带到安全之地。共情会教我们如何看到事情的全貌，告诉我们何时前进、何时后退，何时要逃去躲藏，何时又可以相信自己强大到足以应对局面。当我们陪另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时，共情会提醒我们这是那个人的旅程，我们出现在那里是为了陪伴和帮助他。我们的作用不是引领而是跟随，不是主导而是参与，不是为了总结性发言而是为了让沟通能持续流淌。我们表达共情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完全参与到故事当中，尽自己所能去帮忙，并感恩自己也能成为这段经历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