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自己的经验。经济学在我之前，马歇尔是好的，费雪是好的，罗宾逊夫人是好的，希克斯比较一般，萨缪尔森也是一般。但是50年代的时候，那些经济发展的学说，一律胡说八道。到了1961年我毕业之后去了研究院，1962进了研究院，经济学的发展有几年是比较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芝加哥大学，Stigler，Aaron Director，还有Milton Friedman，后来有Ronald Coase。我在加州大学的时候，有Alchian在，有Brunner在，有Baldwin在，有Hirshleifer在。那个时候，六十年代初期，那个是经济学的黄金时代，也就是越战之前，这是好的。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讲验证，那个时候的文章开始说验证。
可是到了越战之后就麻烦了，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初，我看着美国经济学的制度，因为他们要反传统，他们那个时候勉强地拉学生去当兵，根本打越南是很无聊的，因为越南人也没得罪你，你叫那些年轻人去死，去打越南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很多毒蚊子，你非要把他们逼去打仗，他们就争论起来了，学校里出了很多炸弹事件。
我去华盛顿大学的时候，1969年，上课的时候围起来不准我去上课，几百个学生，有的同事还带着枪去保护我。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要数文章。年轻的教授们说：“老教授为什么比我厉害？你又不懂数学，我学过数学，你连数学都不懂，你凭什么比我高薪水？为什么你有终生雇佣合约，而我没有？”于是就开始吵起来，吵得一塌糊涂，所以就逼着开始有这个数文章的准则。
我是很特别的，1969年一出道，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就是终生雇佣，跟着三个月之后，我没有要求的，是他们投票通过，升我为大教授。跟着呢，院长那个时候是诺斯，跟我说：“要数文章不关你的事，你是例外，你有没有文章出都是那么多薪水，你做什么我们不管。”所以我那时候的文章能一直流传到今天，都变成经典。
你们要明白我为什么要选走这条路，我1967年写完《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写完，那时候比较有份量的经济学者，现在再回想起来才知道，他们那时候认为我是价格理论的第一把手，你们现在看我的《佃农理论》就知道，我证明佃农理论的那个分析，有经济学在里面，有很好的价格理论在里面，而且我从事验证，那是我在学生时代的事情。跟着，我又找到了合约的选择。所以我1969年出道的时候，一开始就拿到终身雇佣合约，几个月之后就升为大教授。那个时候是毫无疑问的，同事之间一提到张五常，毫无疑问地认为是价格理论最好的。你可以想象1969年暑假我回到香港，我去跑工厂跑市场，看到那时候的现象，我一点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们可以想象我那时有多震撼。
一个物理学的本科生，你问他为什么茶杯会掉地上，为什么会那样子，都会解释给你听。而我是那时众所公认的价格理论的、几乎等于就是第一把手，我在芝加哥大学教过高级理论，而且我的《佃农理论》震撼西方，我回到香港看到那些现象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叫我怎么选择？我可以选择放弃经济学，我不一定要靠经济学找饭吃的，所以我就认为经济学一定要改革。
所以我到了华大之后，知道经济学全都是废物，生产函数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看到街边讨价还价这些现象，为什么要讨价还价？经济学在什么地方提到过讨价还价，而满街都是在讲价格，你怎么解释？没有人告诉我。你说麻不麻烦呢？在激烈竞争的市场里面居然有人讨价还价，这在经济学中是没有可能的。在工厂看到那些件工合约。所以，那个时候的问题，是我考虑要不要放弃经济学，不放弃就要做一点事情。
我去了华盛顿大学，我对那些同事说，你们这些都是没有用的。那时候诺斯在，巴塞尔也在，他们都知道经济学有问题，他们一直认为要全盘革新，重新来过，唯一的人选就是我。经济学要革新，这个人就是你，你不做就没人做了，以前的戴维德就是这么说的，大家都指着我做，现在讲起来是40多年前的事。我的《经济解释》，去年开始算是做好了，有四斤那么重，我现在还要把它整理一次，再加长一点。
回看起来，经济学为什么搞得这么乱？为什么这么麻烦？我解释给你们听，那些无从观察的术语太多了，这是第一点。太多了。这些是无从验证的。我不是很想批评诺贝尔奖，因为我自己拿不到。说起来真是难以相信的。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学啊，如果他们想要拿到诺贝尔奖，他们的理论是要经过验证的，一定要有验证，为什么经济学不需要呢？假如经济学要验证过，那以前所有拿到过的诺贝尔奖都不值得拿。为什么经济学不需要验证？你们说经济学是不是一个实证的科学？这是公理性的，跟物理一样，axiomatic，未必一定要验证，但是物理学、生物学都是axiomatic，自然科学都是需要验证的。那博弈理论怎么验证呢？看不到怎么验证。
你们说我看到长发的女人，怎么知道我是想入非非呢？无从验证。所以这个问题，博弈论拿了很多诺贝尔奖，怎么可能呢？你们接不接受经济学是不是实证科学？但是假如你们接受经济学是实证科学的话，而这个实证科学是公理性的，你就要讲究验证。你没有验证，你的理论我就不能接受，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拿到诺贝尔奖的是要讲究验证的。为什么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呢？瑞典的朋友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到今天都不知道，那我没话讲了，他们不知道我没得讲。
第二个问题呢？假如说到用实证科学来讲，那是一定要有实验室，化学有实验室，生物学有实验室，物理学有实验室。那假如经济学也要变成实证科学的话，也需要个实验室。实验室来干嘛呢？就是真实世界。我绝对反对那些经济学家在教室里做什么实验，你相信那些实验吗？你怎么可能在教室里让学生给你一粒糖看你吃不吃啊？你们不要笑，真的有人为此拿了诺贝尔奖，有人这样从事验证，真有其事，Vernon Smith为此拿到了诺贝尔奖。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真实世界才是经济学唯一实验室，你们要出去走走看看。
我整天都在街边走来走去，人家以为我发了神经，他们说这个大教授发了神经满街走。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五常谈艺术、文化与收藏》，你们有多少人看过这篇文章？最近在网上，你们到网上去找，你就可以知道我的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一天到晚在街上跑来跑去，你要搞收藏就要在街边走，你要去研究讯息费用哪些高哪些低。我1975年就开始在马路上跑，已经有41年了，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么走是划得来的。我不是只能写得出经济分析的文章，我在收藏方面也学了很多东西，最主要是收藏方面，我是替基金收藏，赚到了钱，但是学到的知识都是有用的。
我不是说你要照我这样子整天在马路上跑，但是你要知道，比如我批评新《劳动合同法》，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因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开工厂的，怎么可以推出这种法律来呢？这些人自己完全没有做过工厂。开工厂是很难的，所以谁搞出这些劳动法就该罚他去开厂。那些支持《劳动合同法》的人，假如他们破产的话，就可以杀掉。不可以完全不知道情况就推出这样的法律，经济学家不肯去跑真实世界，政府数据怎么信得过？
第三点呢？经济学上很多理论都看不见的。萨缪尔森的那些，从物理那里搬过来，譬如说物理上的均衡，是个真事。你把乒乓球往地上抛，球在地上会滚来滚去，然后会停下来，这是均衡月亮怎么绕着地球转，有个什么轨道，这些都是均衡。但是经济学的均衡不是事实，完全不是事实。我在芝加哥大学，1967年我去的时候，有位明星学生去发表他自己博士论文的伟大发现，大名家在坐，我那时是学生，就口出大言，我说外面市场为什么会波动？他那时说外面的市场怎么波动，怎么可以找到均衡点。
那些芝加哥大学的名教授看到这位明星学生，觉得终于出了一个好学生。我拍案而起，我说你们都是傻子，你告诉我均衡是真事吗？你往窗外看，你告诉我外面什么时候的经济是均衡的？这些都不是真事。芝加哥大学发神经，这种垃圾论文你们还给他一个博士，这是开玩笑吗？这是不愉快的事。
最后一个日本人，一个教数学的日本教授，Hirofumi Uzawa，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世，很出名的，他当时在场，他说：“Steven，你对，我们错。因为你呢，你是经济学，我们现在搞的不是经济学。你不要发脾气，这是另一种学问，与经济学无关，是从事数学的。”他就打个圆场。
对这个问题呢，把物理上的东西搬过来，又把经济学当物理学来处理，都是用数学搞来搞去，概念都是物理学搬过来的，这是很大的问题。跟着呢，就是说把经济学搞得太复杂了，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你到外面去看看就知道了，你用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界是没有机会的。你要相信我，世界复杂，你又跟着复杂，复杂对复杂怎么搞？你要解释复杂的世事，你要用的越简单越好。现在经济学乱教一通，理论这么复杂，我写的那本《经济解释》理论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从简单走入非常的深入。同学们说看不懂，要重复再重复，说来说去，有的人说重复的太多，有的人说批评的不够，但来来去去的就是很简单的理论。
你们想象一下，世界这么复杂，你用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事，当然很难成功。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对同事们说，我真的搞不清楚。因为那些经济理论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假如我现在蠢一点的话，我就会觉得他们是天才，我不懂。可是当年呢，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嘛，这是你们说的，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到底我的天才到哪儿去了？没有理由那么多天才。
我看到那些文章真不知道说什么，全部是数学方程式。我不管你的理论怎么样，我不管你怎么复杂，你只要告诉我，你只要说两句，说两句到底你的理论是什么？你说不出来，就像我的《佃农理论》，你问我佃农理论是什么，我两句话就可以解释给你听，什么事情我都两句话解释给你听。你们这篇文章的理论是什么呢？都说不出来，都是抽象的东西。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世界复杂，用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这成功的机会是零。那我的简单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一条需求曲线，就这么多，没有其他的。什么生产函数啊，弹性系数啊，统统不要理它们，就是一条需求曲线。对着镜子看，边际用值就变成边际成本。反过来呢？需求曲线就变成了供给曲线，加多几个弄下去，我就用件工处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复杂点就是，社会是多人竞争。那多人竞争就麻烦，因为那准则的选择呢，用价钱是一个准则，你可以用别的准则，你就要解释为什么哪种准则会被选择。在我1974年的文章里面，价格理论就谈了这个问题。但是假如你有了准则以后呢，你引进的竞争要复杂很多，但是就要简单。但其中呢，你的处理呢，就要把交易费用或者制度费用加进去，但怎么摆进去呢？那个问题来来去去就是要简单，放进去的时候呢，出来的东西呢，要很漂亮。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很简单，从调查到文章寄出去我只花了两个星期时间。我的那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优良座位的票价为什么偏低，就是这个题目。也就是你去买票，有些贵票，有些比较便宜的票，几个层面的票，为什么贵的票一定是先卖呢？差点的位置呢，一定是迟一点才卖？留空呢？当时香港的戏院分很多种的，有楼上楼下，有些贵位置，有些便宜位置，始终都是价格贵的位置一定先卖光。
据说去听音乐会也是这样子，好的位置一定是先卖。为什么先卖呢？我的解释就是，我的答案很简单，贵的不是先卖的话，便宜位子的人就会跑到贵的位子去坐，但如果贵的位子卖完了，就不会出现这种跳座现象，假如我是戏院老板的话，我就把贵的位子价格弄得便宜点，虽然是高价位，但还是比低价位要便宜，这样能防止跳座的行为。你说是不是非常之简单？那时我在香港电影院的位置，分楼上楼下，楼下又分三个层次，现在没有这种分别了，那时候有的，分不同价钱，楼上的贵价位子先卖，楼下最贵的先卖。我就说，因为楼下的人不会跑楼上去，楼上的人也不会跑下来，所以楼上楼下是不同的。所以你们看，非常简单。解释简单，理论简单，清清楚楚，验证也简单，因为楼上楼下不会彼此换位子。
1977年发表的简单的文章，到今天还存在，说不定一百年后还在，好的经济学文章就是这样子。我1973年发表的文章《蜜蜂的神话》，我花了三个月时间，说蜜蜂，现在这篇文章还存在着，这篇一百年后也一定还存在，非常的简单。其他的我的《佃农理论》，1968年发表的，现在差不多五十年了，还在。就是因为简单，非常之简单，知得比较深，虽然没有像票价和蜜蜂的文章那么浅，但是都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