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多数亚洲国家手机短消息的使用远比美国更普遍？
·为什么巴西铝制易拉罐的回收利用率比美国高？
·为什么美国的电影院一般允许观众一张票看多部电影，而亚洲的电影院却只许一张票看一部电影？
·为什么美国男足在国际比赛中表现这么差劲，而美国女足却好得多？
·为什么美国消费者购买食糖的价格，比全球通价高两倍多？
·为什么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喜欢购买排量小的车型？
·为什么在新加坡售出的汽车当中，豪华车所占的比例比美国高？
·为什么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在罗马要被处以罚款，在纽约却不？
·为什么美国采用的DVD格式，与欧洲及其他地区都不同，而CD格式却到处都一样呢？
·为什么日本夫妇在婚礼上的开销比美国夫妇多？
在不同的国家，经济生活的细节各有不同。比方说，日本的住宅比美国的要小得多。人们往往把这种差异归因于文化的不同，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文化会不同？这些不同，只是几千年前偶然出现的习俗造成的吗？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JeromeKagan）曾指出，许多文化规范，都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为解决当时当地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出现的。他发现，儿童死亡率高的社会，其文化大多提倡虚无淡泊和身外超然；战乱频发的社会，其文化盛赞勇气。
本着凯根的精神，本章要来看一看，由于相关成本收益不同而导致的各国行为差异。人均收人，是各国之间最显著的一个差异。不同收入的人大多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管他们的文化背景如何。
为什么大多数亚洲国家手机短消息的使用远比美国更普遍？
（维韦克·谢希亚、卡彦·乔纳拉戈达）
到亚洲国家旅行，你会发现，各种年纪的人都忙着用手机给别人发短消息。可在美国和欧洲，短消息却远远没有这么普遍。这一差异该如何解释呢？
直到最近，好些亚洲国家的传统电话网都不如美国发达，但手机很快得到了大面积推广使用。短消息所需的带宽比声音信号要少得多，所以使用费也较便宜。除了日本，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均收入都比美国低得多，所以亚洲人更愿意选用短消息资费方案。
试过的人都知道，在手机键盘上输入短消息，是一项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培养的技能。由于习惯了使用这一通信模式，不少早期的使用者虽然付得起语音通信费，但仍愿意继续利用这一功能。而较为富裕的美国人，一开始就采用的是语音通信方式，因此没有太多练习输入短消息的动力。
对于这一解释，许多人或许会反对说，短消息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很普遍，比如说芬兰，该国的传统电话网络一直很发达。但芬兰人热衷短消息的原因或许在他们出了名的孤僻的民族特性上。“该怎么辨认出外向的芬兰人呢？”有个笑话里问道。“容易极了，就是眼睛一直盯着你鞋子的那个。”
为什么巴西铝制易拉罐的回收利用率比美国高？
（鲁伊兹·费尔南多、法葛·布佐林）
美国有11个州的消费者，每买一听铝制易拉罐饮料就要付5美分甚至更高的保证金，公共服务机构也经常督促他们回收利用易拉罐。要拿回保证金，消费者必须把易拉罐送还就近的回收中心。和其他地方一样，大多数大型便利店都回收易拉罐。可全美国每年卖出的700亿听铝制易拉罐，得到回收的只有一半多一点。大多数都直接当成垃圾处理掉了。反之，巴西出售的易拉罐不收取保证金，也没有便利的回收中心，巴西政府也没有通过公共机构宣传，敦促消费者回收易拉罐。可巴西每年卖掉的铝制易拉罐，90%都得以回收利用。为什么巴西的回收率比美国高呢？
尽管巴西没有保证金制度，也没有便利的回收中心，但铝制易拉罐可以卖给处理厂，厂方将之融化后当做再生铝出售。由于巴西人的平均收入还不到美国人的20%，赤贫的情况很普遍，整个巴西约有20万人靠捡易拉罐为主要谋生手段。反之，很多美国人都觉得犯不上花时间去回收中心排队拿保证金，所以他们用过的易拉罐大多直接送到了垃圾焚化厂。按容器回收组织的说法，在过去20年里，被直接扔掉的易拉罐，总计达1100万吨，价值120亿美元。
虽说保证金制度并未提高易拉罐的循环利用率，但还是产生了积极效果：扔在公共场所的铝制易拉罐，立刻会有拾荒人捡走。和巴西不同，美国拾荒者很少到垃圾处理厂去找易拉罐，因为在不少地方，这么做不合法。
尽管亚洲的人均收人比美国和欧洲要低，可由于亚洲人口密度大，不少亚洲国家的地价高得多。这种价格差异给娱乐业带来了有趣的影响。
为什么在韩国和不少其他亚洲国家，电彩院对号入座，而在美国的电影院却是随到随坐？
（格洛丽亚·金）
在韩国首尔，观众看电影都是对号入座。可在美国芝加哥，观众进场后，只要有空座的地方都能坐。这种差异是怎么回事呢？
不管在什么地方，对号入座都是要花成本的。比如，售票员要问清观众的座位喜好，引座员必须把他们带到准确的座位，如果碰到多个人争夺一个座位的情况，还要加以调解。这些成本，放诸各国皆准。所以，这一国际性差异很可能源于对号入座在各国带来的不同收益上。
在人口大致相当的城市，美国电影院每部电影的放映次数总是多于亚洲各电影院。电影放映次数多，能给观众带来至少两个好处。一是观众更容易找到在某一时间适合自己的电影。二是每部电影放映时，电影院都有相当一部分的空座，方便观众在最后一刻决定看哪一部电影。
亚洲电影院电影放映次数较少，是因为与美国相比，亚洲观众的人均收入较低，而地价又较高。
频繁的放映次数会提高成本，收入较低的人自然不愿意为这么做所带来的便利性买单。亚洲较高的地价，使得修建电影院更昂贵，进一步限制了电影放映的次数。
由于电影放映次数少，亚洲影院上映的电影，大多数时候票都能卖光。而既然观众料到一部电影会满座，自然会提前到场，以便买到电影票。于是电影开场之前就要排很长的队。因为排长队并不能增加座位的供应量，所以从整体上来看，提前到场、买到好座位的时间就给浪费掉了。然而，拒绝排队的人又看不到电影。（这又是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相矛盾的一个例子。）
对号入座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办法。观众提前买好了对号入座的票，每个人都能得到座位，用不着排几个小时的队等。
为什么美国的电影院一般允许观众一张票看多部电影，而亚洲的电影院却只许一张票看一部电影？
（弗兰克·付）
虽然并未大肆宣传，可大多数美国电影院并不阻拦观众买一张票看几部电影。观众向电影院入口处的服务员出示了电影票之后，就没别的查票点了。所以，看过了想看的电影之后，他们还能免费看第二部，甚至第三部电影。反之，在亚洲的大多数电影院，每一个放映大厅的入口处，都会仔细核查电影票。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区别呢？
要做出合理的解释，首先我们要看到，在美国的电影院，电影放映时有很多空座，而在亚洲的电影院，座位大多会卖光。这一点，上个例子中已经谈到。所以，如果美国电影观众看第二场电影时不另外买票，并不会妨碍其他人看电影。反之，要是在亚洲的电影院，有人不另外买票就想看第二场电影，就会让别人看不成。
因此，在拥挤的亚洲电影院，阻止观众买一张票看多部电影的好处，比在座位半空的美国电影院大得多。又因为给每个放映厅雇用检票员很费钱，亚洲电影院的管理者们有动机要把这一做法坚持到底。
此外还有可能是，不执行一票一场的做法，能帮助美国影院管理者增加售票收入。尽管在美国电影院，放映厅门口没有单独的检票员，大多数观众每次也只看一部电影。而少数想看多部电影的观众是否决定买票入场，全在这张票能否允许他看多部电影上。所以，不执行一票一场的规定，能提高总售票收入。
换言之，不执行某种政策，或许只是价格歧视的另一种形式罢了。
较之其他人，违反默认一票一场规矩的观众，一般对价格更为敏感。这时候，不执行该政策，就充当了一道简易门槛，使得影院管理者既能给这部分观众打折，又用不着给其他人降价。
最后，观众因为要看多部电影而多次到影院小卖部买零食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很可能抵消了一张票看多场电影所带来的门票损失。
接下来的几个例子说的是，一部分有趣的国际性差异，源自从事不同职业所造成的机会成本差异。
为什么美国男足在国际比赛中表现这么差劲，而美国女足却好得多？
（戴夫·德克）
20世纪，不管是男子比赛还是女子比赛，美国一直在奥运会金牌总数上居领先地位。近年来，美国女足在世界比赛中大出风头。可美国男足却是出了名的二流球队。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差异呢？
截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校里很少有人踢足球，职业比赛就更少了。那之后，足球虽然在美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推广，可仍然是种二流运动。而一直以来，橄榄球、棒球、篮球和曲棍球的职业选手的年薪都在7位数以上，最有天赋的年轻运动员多投身于此。结果，足球队只能从一群天资有限的选手里选拔球员。
反过来看，在世界其他地方，足球一直是一项主流男子运动。在大多数国家，每一个有天赋的年轻运动员都梦想成为足球明星。美国男足在国际比赛中频频失利，因为那些国家都是从最拔尖的运动员里选拔球员。
美国女队的国际形势更为有利，因为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参与运动的妇女人数很有限。而在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规定，学校在男女运动项目上的开支必须相当。由于美国没有其他高收入女子职业体育联赛，所以，最有天赋的女运动员不会被其他运动项目投标买走。
虽然不少有趣的国际行为差异源于价格与收人，可还有一些国际行为差异则是因为各国经济政策不同所造成的。
为什么美国消费者购买食糖的价格，比全球通价高两倍多？
（托马斯·普吉尔）
2005年，美国粗糖的价格平均是22美分/磅，可全球市场上的均价仅为10美分/磅。何以解释这一巨大的价格缺口呢？
简单的回答是，美国对进口食糖征收超过100%的关税。可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国会立法者们要制定一道每年让选民花费20亿美元的政策？要得出合理的答案，不妨先看看选民和国内食糖生产商所面对的不同诱因。
由于普通家庭花在食糖上的钱，只占收入的很小一部分，不到1%，所以很少有选民会费事向民选代表抱怨食糖的高价。实际上，大多数选民恐怕根本不知道食糖进口税的存在。
可对食糖生产商来说，动机就全然不同了。据估计，食糖进口税能使佛罗里达州一家大型生产商的年收入提高6500万美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利益，生产商们不仅写信，还聘用资深说客去游说议员。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给支持食糖进口税的议员提供大量竞选捐赠金。
强加在美国消费者身上的成本，生产者挣去了一少半，可政治势力对废除食糖进口税却依然态度暖昧，因为关税带来的好处集中，成本却高度分散。
为什么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喜欢购买排量小的车型？
宝马的5系汽车，在全世界都有售。在欧洲，不少司机选择排量为1.6升的车型，可在美国，宝马车的最低配置也是3升6缸发动机。一般而言，欧洲卖的汽车，排量比美国小，气缸数量也较少。为什么欧洲人更愿意买排量较小的车型呢？
有人以为是欧洲拥堵的公路，使得高性能发动机的用武之地不如在美国大。可很多欧洲公路没有速度限制，开保时捷和法拉利的司机，常常开出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来。
当然，这些司机都是不怎么在乎钱的那种人。较之于普通美国人，普通欧洲人更喜欢小排量的车型，原因是欧洲的税高。比如，近年来，欧洲1加仑汽油的含税均价，比美国高两倍。还有一个因素是，部分欧洲国家是根据发动机排量征汽车税的。
欧洲人选择购买排量较小的车型，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开快车，而是因为政府对排量大的车型收税太高。
为什么在新加坡售出的汽车当中，豪华车所占的比例比美国高？
（杰奎琳·秦）
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比美国低1/3左右，两国的收入分配基本上差不多。可宝马、奔驰和其他豪华车厂商在新加坡所占的市场份额却较高。为什么新加坡人更喜欢买豪华车呢？
由于新加坡人口密度大，该国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限制汽车污染和交通堵塞情况。例如，该国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并对汽车收取大笔牌照费。出于上述目的，新加坡的汽车牌照费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很贵，比最豪华汽车的税前价还要贵；二是牌照费大体上跟所购车价无关。不管是买宝马745i还是买本田思域，牌照费都一样，哪怕宝马比思域贵5倍；三是旧车的牌照费比新车贵，因为汽车的污染控制技术一直在稳步提高。通过对污染大的旧车收取高牌照费的方式，政府鼓励司机购买污染小的新车。
高昂的牌照费，使得新加坡人拥有汽车的比例比美国低得多。中低收入的新加坡人主要依靠公交系统，只有相对富裕的人才拥有私车。另一个结果是，在美国，买豪华车一般比买经济车要贵5倍，可在新加坡，加上牌照费，豪华车价格只比经济车高不到3倍。
总体而言，旧车的牌照费陡增，说明了为什么新加坡公路上新车的比例比美国高。高昂的牌照费，使得只有富人才买得起车，再加上豪华车的价格（含牌照费）比经济车相对较低，说明了为什么新加坡道路上新款豪华车的比例很高。
为什么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在罗马要被处以罚款，在纽约却不？
（约瑟·维斯）
凡是到过曼哈顿的人都知道，此地的行人很少注意红绿灯。只要道路上稍有空隙，他们就会闯红灯穿越马路。而且他们全都当着巡警的面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虽然法律禁止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做法，可事实上很少有人吃罚单。反之，在罗马，警察照规矩给乱穿马路的人开罚单，所以该市闯红灯的人相对较少。这一差异的原因何在呢？
如果是要解释为什么在柏林乱穿马路的人要挨罚单，我们大概可以说，德国人照章办事是出了名的。可很少有人这么说意大利人。
然而，纽约和罗马两地的交通状况，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这一点大概有助于解释执法上的不同。在纽约，基本上所有道路上都行驶的是汽车和卡车。如果行人窜到汽车或卡车前面，他很可能会受重伤甚至死亡，但不会给汽车司机造成什么身体伤害。反之，罗马的大多数道路上充斥着自行车和摩托车。故此，在罗马乱穿马路的行人，伤着自己的可能性比在纽约低，但伤着别人的可能性相对更高。
最后，罚款做法上的差异，似乎和税收政策的差异存在间接关系。意大利的油价高，汽车税高，街上骑自行车和开摩托的人比纽约多，所以，必须对乱穿马路的行人严格执法。
接下来的这个例子讲的是，表面上相似的产品，在不同国家的营销手法上存在着有趣的差异。
为什么美国采用的DVD格式，与欧洲及其他地区都不同，而CD格式却到处都一样呢？
（瓦莱丽·鲍彻里奥）
如果有个法国游客，去拜访住在纽约的亲戚，带了一张巴黎买的DVD当礼物，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美国DVD播放机放不了它。同样，如果她在纽约买了一张DVD，也会失望地发现，家里的法国DVD播放机放不了那张美国DVD。可CD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类问题。在这个星球上任何地方购买的CD，不管用哪个国家卖的CD机都能播放。为什么DVD厂商采用多格式方案，可CD厂商又没有呢？
要找出说得过去的解释，首先要看到，电影制片厂向大众市场投放两种产品——电影院上映的电影和DVD碟片，而音乐公司则只有一种——CD。这三种产品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为额外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极低。比方说，对于大多数在电影院放映的电影，在某些场次总有多余的空座。而等电影或音乐专辑制作好之后，多生产一张DVD或者CD，所费成本也就是几分钱。制片厂有两种待售产品，促使他们采用一种独特的营销策略。
每个卖家的目标，都是让顾客尽量多的为自己的产品出钱。如前所述，要实现这一目的，一个有效方式是提供折扣价，可只有愿意跨过某道门槛的消费者才能享受这一折扣价。电影制片厂采用了一种尤其管用的门槛，对电影院上映的电影索取高价，但几个月发行后的DVD则卖较低的价格。一个四口之家，到电影院看一部刚上映的新电影，大概要花40美元，可要是他们愿意等几个月，就能以3美元的价格租一张DVD在家看。在电影上映的同时发行DVD，会危及昂贵电影票的销路。
制片商一般会在主要的几个国际市场错开电影的首映日，以便演员前往宣传。因此，一部电影，可能在美国是9月上映，在欧洲则是2月，亚洲是6月。如果DVD格式全世界都一样，美国的DVD2月上市，欧洲和日本的租碟店就能从亚马逊网站上将之买到，租给本地消费者。于是欧洲和日本消费者就能赶在本地电影院上映前看到这部电影，省下较高的电影票钱。不同的国家DVD格式不同，是为避免此类情况发生的一种尝试。
音乐公司也面临着类似的动机。毕竟，错开各地市场的CD发行日期，能让音乐家们在专辑发行前，赶到该国做巡回演出。可电影公司能从电影院和DVD销售中获得收入，唱片公司却只能从CD销售中获得收入。乐队巡演时，演唱会的票钱直接进入了乐手们的腰包，而不是唱片公司。因此，CD可以自由跨越各国边界，对唱片公司并没有什么坏处。
有些国际差异和收入、价格或经济政策的差异无关，而是来自不同社会习俗所带来的不同动机。
为什么日本夫妇在婚礼上的开销比美国夫妇多？
（伊藤勉）
为庆祝结婚，日本夫妇的平均花费相当于美国夫妇的两倍。虽说在日本款待每名客人的开销比美国高，但如此巨大的成本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夫妇往往会邀请更多客人。为什么日本人的婚礼要搞得这么盛大呢？
日本夫妇一般会邀请同事、老板和社区的其他成员来参加婚礼，人际网的涉及面极广。本地政治家也常常受到邀请，哪怕他们根本不认识新婚夫妇。即便是一对中等收入夫妇的婚礼，宾客名单也大多都在300-500人。
日本夫妇撒下这么广大的人际网，一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社会严重依赖于非正式的社交和商业网络。维持个人在这种网络里的地位，其核心就是要保持社交融洽，以和为贵。要是婚礼没请到自认为应受邀请的人，很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社交障碍，危及当事人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把日本长长的婚礼宾客名单，看作是一项维持重要社交和商业网络的投资。美国当然也存在这种网络，可远不如日本那么重要。
·人均收入，是各国之间最显著的一个差异。不同收入的人大多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管他们的文化背景如何。
·一部分有趣的国际性差异，源自从事不同职业所造成的机会成本差异。
·还有一些国际行为差异则是因为各国经济政策不同所造成的。
·表面上相似的产品，在不同国家的营销手法上存在着有趣的差异。
·有些国际差异来自不同社会习俗所带来的不同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