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乘飞机旅行，座位挨着过道，旁边是一位看上去有点古怪的女士，她坐在中间的座位上。10那位女士旁边是一个靠窗的座位，上面坐着一位你不认识的商务人士。在飞到一半的时候，那位看起来古怪的女士对你们俩说，她是个有钱人，长途飞行让她感到十分无聊。接着她提出，她会给你和那位商务人士5 000美元，前提是你们能够达成一致的分配方案。过程可能会是这样的：由商务人士决定怎么分钱，他会分给你一部分。如果你接受他的提议，那么你们将各自得到各自的部分。如果你拒绝，那么你们都得不到钱。商务人士想了一想，继而转向你说：“我的提议是我拿4 990美元，你拿10美元。”你会怎么做呢？是接受还是拒绝？
如果你跟其他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会拒绝这个提议。为什么？因为它不公平——商务人士就是一头自私的猪！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拒绝这个提议完全是非理性的。无论对方提出什么样的方案，哪怕是给你1美元，你都应该接受。毕竟，即便自私的商人获得了4 999美元，你得到1美元也比什么都没得到要好。
类似这样的最后通牒博弈已经在各个地区的真实人群中（例如日本、以色列、斯洛文尼亚、智利、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发生了数千次。这种博弈还在大学生、商人以及坦桑尼亚的牧民中间发生过。结果惊人地一致，人们的实际行为与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描述大相径庭，大多数人都会拒绝接受他们认为不公平的提议，哪怕这意味着他们要放弃近在咫尺的钱财（不同文化中的人对不公平的定义是有差异的，但通常是指少于30%）。11那么，这是否能说明人们是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呢？
某些经济学家会提出，拒绝10美元依然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所谓的“重复博弈”。通过拒绝提议来惩罚那位商人，你或许在不知不觉地假设你们在未来还会有接触，并且既然商人知道了你不是容易受骗的傻瓜，那么他就更有可能在未来的交易中给你分配更大的份额。因此，你现在理性地拒绝10美元，是在为了以后获得更多的收益做打算。然而，这种解释经不起推敲。在一系列经过谨慎设计的实验中，来自苏黎世大学的恩斯特·费尔与西蒙·盖希特（Simon Gachter）证明，即便参与者知道未来双方不再有交集，并且现在的损失不会换来未来的收益，还是会出现同样的行为。12
人们的公平意识和互惠意识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惩罚对他们不公之人的渴望。此外，我们还会自然而然地回报那些帮助我们、为我们付出的人。比如，研究就餐行为的研究者发现，如果服务生在给账单的时候留下一枚糖果，那么他获得的小费要比别人高18%（留下两枚糖果得到的小费更高）。
传统经济学模型假设人们只关心经济决策的结果，而会忽略决策的过程，而像议价、公平和胁迫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存在于模型之中。此外，模型还假设人们只关心个人的得失，丝毫不理会他人。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提供了反对这些假设的直接证据。在近期有关行为研究的一项调查中，来自马萨诸塞大学和圣塔菲研究所的赫伯特·金蒂斯以及一组研究者指出，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将人类刻画成了自私、金钱至上的生物。14金蒂斯及其同事评论说，许多人忘记亚当·斯密还写过另外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在此书中，斯密更加细致入微地展示了既自私又慷慨的人性。最后通牒博弈和其他实验所得到的证据表明，亚当·斯密的后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对于公平和互惠，人类具有根深蒂固的规则意识，它们远远超越了计算出来的“理性”。金蒂斯和他的同事们注意到，人类是“有条件的合作者”，只要对方慷慨，自己也会慷慨，同时人类也是“利他的惩罚者”，人们会回击那些作出不公正行为的人，甚至不惜以自己的当前利益作为代价。
我们既是有条件的合作者，又是利他的惩罚者，这不应当令人感到惊奇。原始人类在长达200万年的时间里，都生活在合作行为与生存高度相关的小群体里。如今，人类依然生活在社会互动的网络中，在这样的环境中选择互惠非常重要——如果你帮我梳毛，我也帮你梳毛。如果能够互相帮助，那么我们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好，但这也会让那些光占便宜不付出的人钻了空子。少量“搭便车”的行为可以容忍，但如果泛滥开来，互相梳毛的系统就会崩溃，这会让每个人的处境都每况愈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拥有根深蒂固的奖励合作、惩罚投机的行为。部分经济学家或许会将这些行为看作非理性行为，我们将在后续的章节中看到，这些行为实际上为社会合作提供了基础，而社会合作是人类创造财富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