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直觉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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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新闻记者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我对此记忆犹新。文章中处处都是愤怒，刘易斯很少会发怒，但那次他没忍住。谁让他失控了呢？偏偏是声名远扬的大好人杰拉尔德·福特。福特总统的前任发言人曾说：“如果他遇到一个需要衣服的中小学生，他会当场脱下自己的衬衫，毫不夸张。”但是，福特推行的政策并不好。刘易斯列了一个清单：福特否决了学校午餐项目，否决了规范露天开采的法规，曾“对罪犯言语强硬”。刘易斯甚至因福特当选总统之前的一些言论而指责他：“我曾听到他对一小群人说，他不相信还有美国人填不饱肚子。”刘易斯反问，到底是什么让一位好人在政治上对人类的担忧如此冷漠？在政治圈里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为什么会一再支持某些狭隘且僵化的‘事业’？这样的人是如何当上美国总统的？
刘易斯给出的答案是，福特生活的世界与数百万美国同胞生活的现实世界完全脱节。福特不知道普通民众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没有置身于他们的生活里。刘易斯所说的其实也是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埃普利所说的：如果你想要感受别人的境况，你必须与他们交谈并经历一下他们所经历的。而福特没有做到。
但这些就是福特冷漠的全部原因吗？福特怎么想的，无从得知。但是，从一点可以看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孤立生活，似乎他还忽视了那些人都有的一个共同之处。煤炭工人、挨饿的中小学生、罪犯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他们的社会地位都不高。社会学家说，这一点极其值得注意。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通常不会让别人同情。当走进一个房间，我们的眼睛会自动搜寻社会地位高的人，甚至我们觉察骗子的能力也与人的地位高低有关。地位低的人，受到的关注度也低。不管喜欢与否，我们生来就是这样。当遇到地位低的人时，我们甚至没办法将其视为完整的人。我们不会对这类人生气，因为我们只会把怒气撒给那些我们想要改变其行为的人。我们不想改变那些我们认为不如自己的人的行为。我们根本不想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我们对他们不是感到愤怒，而是感到厌恶。当对某些事情感到厌恶时，我们会怎么做呢？避而不见。我们看到躺在人行道上的流浪者时，就会远远躲开。我们不是生气，而是根本不想将之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进行交流。
埃普利说，我们压根儿不在乎他们的内心想法，就好比他们是没有脑子似的。我们只会猜测重要人物的想法，猜测不重要的人的想法就是在浪费时间。不管怎样，我们的大脑就是这么想的。实验中，将受试者放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器里，给他们看流浪者的照片时，他们的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要比看社会地位高的人的照片时少得多。也就是说，他们对地位低的人的注意力会少一些。关注的人的地位越低，你的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活动越少。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你自己的社会地位越高，给予社会地位低的人的同理心的可能性就越小。富人不太关注穷人的命运，这不仅仅是一种成见。研究表明，富人确实不太关注，那是他们财富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更奇怪的是，一个人不一定非得真的富有之后才会有这种富人的冷漠心态。你只需要感觉自己富有就行。《大富翁》游戏的玩家使用的是虚拟钱币，当测试时发现，他们的同理心会受到他们累积的虚拟钱币的数量的影响。一个玩家的虚拟钱币越多，对陌生人的同理心越少。实验者假借另一个房间发生了状况，让他们暂停游戏出去看看。他们先前遇到的一位女人把几十根铅笔撒了一地，但大多数人对她表现出来的同情不及那些在游戏中没有赚到钱的玩家。这就是《大富翁》游戏的例子。
事实证明，一个人的肌肉越发达，展现出的同理心越少。一个人越强壮，也会变得越没有同理心。这听起来似乎奇怪极了，但别忘了，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一个人的体力会对他的命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狩猎采集者群体中，一个人的体力是一笔大财富。你越强壮，越有可能得到并持续拥有人人想得到的资源。你可以依靠体力打退他们。因此，进化偏爱蛮力。人人都想处于统治地位。一个人越强壮，他越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意志。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探讨黑猩猩首领时看到的最终决定胜利的不是哪一个黑猩猩的蛮力大，而是看哪一个的社交技能高。为什么最终耶罗打败了利特？因为耶罗的社交能力较强，能够借与另一个黑猩猩联盟来获得掌控权。所以，力气并不能决定一切，但也不是一文不值。身体强壮的男人更受欢迎。
更糟糕的例子还有一个。想象一列火车正沿着铁轨高速行驶，前面有5个人被困在了这条铁轨上。如果把火车转到另一条只站着一个人的铁轨上，你便可以救了这5个人的命，但得撞死1个人，你会这么办吗？这个实验被做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大部分受试者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当社会学家在原有的设定上又给出了那个站在另一条铁轨上的人的身份时，他们得到了令人吃惊的结果。更多人相信，如果那位局外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那么将火车换轨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当研究者附加说明，被救的5个人社会地位较高时，持肯定答案的人更多了。
保罗·扎克（Paul Zak）曾是一位经济学家，现在是神经系统科学家。他的近期实验结果显示，我们社会地位高低的变化会反映在大脑的生理功能上：你的社会阶级越高，体内活跃的睾丸素越多。跟那些多次竞选总统的人一样，一个人的睾丸素越多，对社会地位低的人的同理心便越少。扎克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在同理心测试中男性比女性得分低。前者体内的睾丸素更多。与女性相比，男性的劣势是双重的。他们通常不仅睾丸素含量高，而且后叶催产素含量低。他建议，如果有机会选择老板，不妨考虑一下性别因素。如果你的老板是女性，她可能更容易理解你。
这可以用来初步解释为什么天生具有同理心的人类会囚禁黑种人、流放印第安人、毒死犹太人。你只会同情那些自己认同为人类的人。如果将他们归入低于人类的范畴，你的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将不会被激活。
这么说，拥有财富、权力的人及强大的人都不近人情吗？这不是说他们人格不健全，而是说他们只是人类而已。我们进化而来的运行机制的实施者正是人类。以这种方式行事的那些人更有可能将自己的基因遗传给后代，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这种行为的借口。否则，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自然主义谬误”了，即相信一种行为若本质上是可以复制的，那便是符合道德的。
弗蕾达·柯奇韦说，她之所以确信美国人会对轰炸的受害者表现出同理心，是因为她知道美国人是一个热心的民族，但人类的热心只会针对那些他们认为是同类的人。如果不能感受到别人的人性，我们便无法同情他们。当我们藐视他们时，正如很多人藐视黑种人、印第安人、犹太人、流浪者、移民以及这里提及的遭受轰炸的、生活在另一片国土上的有色人种，我们会随意用恶劣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安东尼·刘易斯无法理解，为什么杰拉尔德·福特看不到自己公共政策选择将影响的是具有人性的人。他为此有点儿抓狂：“这样的人是怎么当上美国总统的？”福特显然没有认识到我们中间有许多不幸的人也同样是人类。他与这类人的接触很有限。当他与顾问们讨论学校午餐项目时，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该项目将给孩子们带来的福利。他处理的不是人的问题，而只是一张表格上的数字问题。福特是预算行家，是最后一位一页接一页、一行接一行仔细研究联邦政府预算的美国总统。政治学家因此对这位能看懂预算报表的总统充满了敬畏，但这也不是不无弊端的。福特犯了会计师都会犯的错误——会计师综合征。显然，他经常将受自己政策影响的人们看作数字。这样的话，他不会将他们视为人类。
影响福特想法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他实际上常常将政策当作数字问题，而不是关于人的问题。最近的研究表明，当进行涉及数字运算的智力活动时，我们无法同时运用大脑里激活同理心的功能。当大脑在集中精力分析问题时，我们不能成功地用直觉去感受别人的想法，要么具有分析能力，要么具有同情能力。我们无法同时拥有这两种能力，因为它们各自就像是灯的开关一样，要么开着，要么关着。这也表明，人们关于工程师的刻板印象是有一些道理的。人们相信，他们经常难以与他人建立关系。
为福特辩护的人可能会说，激怒刘易斯的是，福特采取这样立场的目的与其在1976年时一模一样。当时，他是为了阻止与自己共同竞争共和党提名的对手罗纳德·里根的攻击。也许是这样，但这仍然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福特愿意为了个人的政治抱负而牺牲穷人的利益。这表明，他将穷人看作抽象概念。
在石器时代，人们很容易表达和感受同理心，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认识；而现代，我们经常需要对根本不认识的人拥有同理心。当为某个社会保障项目决定预算时，决策者本人不可能认识这些项目受益者。当决策时，他看到的不是一张张脸孔，而只是一张表格。选民更不济，连表格也看不到。决策者可以凭借一些数字再做判断，表明他们已经将决策的负面影响纳入了考虑范围，而选民却做不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