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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本书的最后阶段，网络上已经开始散布一些关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中东地区割头的恐怖故事。这些故事多是由视频短片呈现，无辜的受害者直面刽子手的刀剑。其中有一位帅气且具有理想主义的前陆军游骑兵彼得·卡西格（Peter Kassig），在执行为叙利亚难民运输药品补给的任务时被“伊斯兰国”劫持，他被杀害时年仅26岁。
观众看过这些视频后十分愤怒。那是应有的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显而易见，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我们实际上不用亲眼见证割头的瞬间来感受这种恐惧。这种割下他人脑袋的行为实在太骇人听闻。我们看这些新闻就会感同身受（特别是我们通过视频看到了发生的一切，即使是视频在致命一击之前被切断了）。那是我们石器时代的大脑在现代情境下应有的运作方式。
但是，当情况并非如此时我们应当这么做呢？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从快思考切换到慢思考。快思考，你可以回想到是我们的自动系统。这是当我们的思维主要被自觉意识之外的情感和本能主导时我们使用的思考方式。慢思考是指令更高的认知思维，源于自觉意识。当我们不能依赖快思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转换到慢思考。理论上，这不应当是一个问题。慢思考就是为这种情况而生。一旦快思考无法给予我们需要的结果，慢思考就会自动跳出来。杰出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兰·格里提出，我们作为一个物种，首先产生意识的原因是要我们在自身情感和直觉无法工作时适应我们遇到的情况。他解释道，意识是一个具有适应性的机制，让我们察觉错误并做出更正。当快思考表现不佳时，慢思考就会接手，让我们能够具有创造性地应对所遇到的问题。
然而，我们的信号系统往往不会适时切换到慢思考。我们大脑的监视系统应当察觉到这一事实，那就是在政治之中，这样的情境往往都是错误的，结果应该是我们需要切换到慢思考。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是为什么我们石器时代的大脑在现代世界经常失灵。
回想起来，在我17岁为尼克松辩护时，我本应切换到慢思考。因为不利于他的证据不断累积，我需要重新衡量自己的诺言。当我的监视系统没有响起警报时，我的大脑依然停留在自动驾驶状态，自动对新闻做出反应，而不是认真思考其真实性。如果你当时问我，我会说我正认真思考“水门事件”，仔细阅读我手里一切关于这件丑闻的资料，持续关注这段时间复杂的是非曲直，但我没有意识到快思考的直觉在引导我的反应。那是因为快思考在种种场景背后的运转，藏匿在我们很少关注的角落。我听到了不同的认知，那是在我的心理学101课程的议程之中，但我自己并没有识别出来。我并没有思考我花越多的精力去为尼克松辩护，我就越容易继续为他辩护下去。我当时用的是快思考，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很自信自己是在思考而不是做出反应。
这意味着我们最紧急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自己。这几乎不是需要常识来告诉我们的事情。柏拉图在两千年前就告诉我们要审视自己的生活。但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现代世界，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我们不得不开始理解我们大脑的98%是无法形成意识的。柏拉图并没有提到这一点。科学教会我们的是当向外看时，但我们同时要向内看。我们必须要质疑自己的直觉，而这是违反直觉的。
实际上，我们应当成为自己的监督者，一直小心自己的快思考。我们要成为自己的“监督警察”。在媒体的监督之下，政客们一旦有所失态就会被抓住小辫子。我们的工作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时，在任何我们能做到的情况下尝试唤醒自我，特别是遇到利害攸关的问题时。这是我们保证自己的石器时代的大脑能帮助我们以恰当的方式做出反应的唯一途径。有时候，正如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割头事件时，做出快思考反应是正确的，但要知道我们做出的反应是否合适的唯一途径，就是将我们的政治反应置于显微镜之下。事实上，我们应当像做科学实验一样把自己置于显微镜之下。现在要相信，我们能坚持不懈地做到这样是不现实的。我们无法一直不断地让自己处于这种自我审视之中，那会太过疲惫。我们甚至连什么反应属于政治范畴都不清楚。观看“伊斯兰国”割头算吗？那显然是政治性的。但从一个躺在路边的流浪汉身边走过算不算呢？我们对此也有政治性反应，甚至当我们走过他们身边视而不见，这种貌似非反应的反应，也是一种反应，这体现了我们的意识认为无家可归的人并不重要。那么显然，我们能做的事是有限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尝试。
如果我自我审视了自己对“水门事件”的反应，我也许就可以不用因为与同学产生摩擦而痛苦。我并不是说那种摩擦不好，事实恰恰相反。但基于未经检验的反应而产生的摩擦是无所裨益的。
那么，什么是有所帮助的呢？有意识地参与关于我们互相对“水门事件”自然反应的辩论中。我的朋友们也许已经让步，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去相信尼克松最坏的一面，因为他们对尼克松盲目反对的大脑驱使他们这样去做，这表明我们石器时代的大脑确实有认知偏差。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信任过尼克松，便会欣然接受那些证明他不值得信任的证据。而我也许会怀疑，如果我对自己足够诚实，我的石器时代的大脑当时引导我去为尼克松辩护，因为我当时自然而然地更加笃定自己已经花费了如此多精力所坚守的信念。我也许甚至会意识到我当时在心理学课上学到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已经适用于自己。
我也许会继续急于为尼克松辩护，但关于快思考的知识应当改变我的臆断，意识到我并没有完全理性地对新闻做出反应。简言之，它会让我不那么确信自己是正确的而朋友们是错的。在民主制中，这是十分宝贵的一课，也正好能被科学支撑。科学发现告诉我们要提防自己。不仅仅是我们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聪明，如我们所见，在对事件做出判断时，我们经常依赖本能，但由于情境不当，本能并不可靠。
我们怎么能知道应当在什么时候成为自己的卫兵呢？应当在我们快速做出反应的时候。那是我们知道自己的快思考而非慢思考意识在控制我们的时候。
这里说的本能，并不是我在这本书前面的章节定义的我们需要察觉到的本能。因为我们的本能不是用来帮助我们在现代政治世界中探险的，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受到监视。当情境不当时，这些本能可能会哑火，在面对政治问题时就容易如此。
以厌恶这种强烈的情绪为例。臭气剂实验表明，我们的厌恶情绪强烈到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我们感到厌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如此。希特勒在电影中把犹太人比作老鼠后，观众在下一幕看到犹太人时就会退缩，但显然他们没必要这么做。犹太人不让人恶心，让人恶心的是老鼠，但观众们看不出区别，很久之后依然把犹太人视为老鼠。这样去人性化的比喻使得犹太人变成非人类，而这样的非人类更容易被杀害。
另一个关于厌恶的影响的现代案例发生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在正在进行的让美国人反对堕胎的运动之中，反堕胎激进分子立起硕大的广告牌，描绘被打掉的胎儿的样子。他们希望这些图片能够让学生们联想到让他们恶心的东西，从而让他们反对堕胎。但学生关于堕胎的观点应当由对一张看起来很可怕的照片的情感反应来决定吗？自然演化出的恶心的反应让我们免遭疾病，这也是我们见到排泄物扭头就走的原因。恶心不会演变成让我们反对堕胎的原因。正如一位对反堕胎运动感到失望的教授所言，让她感到恶心的东西很多，包括头发里的跳蚤和人类内脏的照片。“这些不同的东西不具有相同的道德含义，”她恰当地总结道，“我们的情绪反应会误导我们。”
因此，当一个政客说的话煽动了民众的时候，无论是用华丽的辞藻激发起民众的爱国情绪，还是用一句口号让复杂的事件突然变得简单，民众应当怎么做呢？民众应当在情绪反应促使他们决定支持某项政策或赞成某个政客争权夺利之前，按下暂停键。
人们不能阻止自己按自身反应的方式做出反应。一张人类内脏的照片总是会让人们有恶心的感觉，但了解人们如何对某种刺激（如一张被打掉的胎儿的照片）做出反应，可以改变人们如何看待这一刺激，然后反过来又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了解我们的大脑如何运作可以改变其运作方式，被教导要认可片面思维的人对事物的看法会有所不同。一旦我们认同对某种刺激的本能反应（无论是我们对一个看似真诚的政客的反应，或是我们想要坚持对团队成员的看法的欲望），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如何理解自己做出的判断。我们不太可能改变我们的直觉反应，但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消化它们。每当我们做到这一点，就改变了自己的大脑。思维改变神经网络。每次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就会创建大脑改变的记忆。大脑是可塑的。
这是过去几十年中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我们的大脑在我们使用它的时候发生改变，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许多年前关于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发现。想要在伦敦拿到出租车司机执照，你必须要掌握这座城市复杂的街道网络，熟悉各个社区的情况。你需要知道怎么不用地图就能从A到达B，还要知道宾馆、剧院和其他目的地的位置。这需要司机们记忆上千条道路，促使对于记忆功能至关重要的海马体更努力地运作。研究者对司机大脑进行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典型的伦敦司机的海马体明显比其他人的海马体要大得多。我们现在的大脑与出生时不一样，它一直在改变。我们可以改变它。
诚然，我们信仰的道德基础是它们本来的样子，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这是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证明的。我们中有些人倾向于保守派，有些人则倾向于自由派。而我们的很多道德信仰，如认为乱伦是原罪，几乎普遍适用于所有人，不容任何理性的质疑。我们对乱伦充满恐惧，就是因为乱伦使我们充满恐惧。为了证明事实如此，海德特讲述了一对儿姐弟朱莉和马克的故事。一天，他们仅仅因为觉得有趣而决定做爱。两人都已成年，并采取了保护措施。之后，他们说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但也说只会做这一次。他们做的事情有任何不对吗？人们认为海德特的道德基础调查默认其中一定有错。但为什么呢？又没有生孩子的危险。这对儿姐弟认为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他们都是持相同意见的成年人。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反感呢？海德特的答案是，我们的道德基础与大脑紧密交织在一起，它们远远超过判断能力。我们因为相信而相信，这说明我们的推理能力是有限的。关于那些单纯地持有坚定意见的问题，我们并不能解释清楚，但那又怎样？因此，保守派人士思想保守，而自由主义者思想开放。这并不妨碍我们分析自己的喜好，决定自己的观点是否在现代政治环境中是明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