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美国都有400多万人步入成年，也就是说，每年都会有新增选民400多万人。没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美国一共有超过2.18亿选民，也没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跟北欧国家不一样，我们不会为了想了解复杂政治问题的人办个学习班，我们也不会资助那些想了解政治问题的人。我们可以求助媒体，但它们经常不报道或少报道人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新闻，反而报道吸引眼球的新闻，例如大型车祸、凶杀案、警察追击罪犯等。因为这些故事简单、有吸引力，而且所有人都能看得懂，即使一无所知，也能看懂。
选民的无依无靠，没有先例可循。在过去，选民首先有宗教领导者的帮助。1840年总统大选时，美国福音派传教士领导者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展开巡回演讲时告诉新教徒选民应该选谁。他说应该选提普卡奴战役的英雄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他们就选了，因此哈里森在直接投票中险胜对手。
各党派领导者也为选民提供了直接的帮助。选民队伍扩大后，政党开始主导政治（那些开国元勋本来以为党派政治会带来分裂），他们主导的方式是大量笼络选民，但这个过程并不光彩，因为各党经常“买”选票。1888年总统大选时，印第安纳州的一张选票卖两美元。威廉·M.特威德（William M.Tweed）因支持“诚实的贪污”而臭名昭著。今天，政府似乎很遥远，党派领导者更是遥不可及，选民很少能私下接触政治人物。
但在过去，情况并非如此。我的祖父纳特·魏斯，当时是一名民主党人，能与民主党领导者直接接触。在他负责的区域，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即使是像挪垃圾桶这样的小事，他们只需要找到祖父，他会一层层把民意传到能负责这件事的人那里。那时的政治是靠个人接触实现的。到了选举时，祖父会告诉选民民主党候选人的安排，让他们做好准备。关于这样的运作方式，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起码是在人的层面展开的，而不像我们现在官僚化如此严重。
这种差别解释了为什么在政党制度的黄金时代，投票率会如此高。18世纪90年代，在政党制度尚未确立之时，投票率很低，通常低于25%。10年之后，投票率翻了一番；到19世纪末，全国选举中的投票率常超过80%（而过去的40年，投票率很少能超过60%）。选民一定会去投票，因为各党派的领导者能保证这一点。像我祖父这样的党派人士会去哄骗选民，向那些失业的人保证会给他们提供工作，说的工作就跟泡泡糖一样说给就给。19世纪末，改革派争取到了一项规定，就是要求联邦政府的公职人员必须通过书面考试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而纽约海关的调查发现，即使考试内容很简单，还是很多人不及格。有一个问题是写出政府的三个部门，其中有一个人的答案居然写了陆军、海军，但他得到了工作。很多人考试也不及格但照样被用，规定被抛之脑后。
当时，大量选民加入工会，工会也向选民提供了帮助。加入工会就不用再去思考到底该选谁了，因为工会会告诉选民答案，并经常命令选民和他的家人投票给工会支持的候选人。
20世纪50年代，这种教会——党派——工会三头政治开始彼此削弱和分解。由于丑闻频传、领导锒铛入狱，工会声誉受损，国会通过了一项限制工会权力的法律。各州也纷纷通过了所谓的《工作权利法》，工会成员急剧减少，旧的政党制度同时经历了衰落。工会领导者一个个下台，政党领导者也一样。因此，一批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如密苏里州的汤姆·彭德斯特（Tom Pendergast），他曾促成哈里·杜鲁门上台。
政党衰落的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最大的原因，是电视。电视流行起来以后，候选人发现只要围绕在候选人旁边就有机会，只要上电视，他们就可能赢。第一位发现这个规律的人是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埃斯特·基福弗（Estes Kefauver）。20世纪50年代初，电视时代即将到来之时，关于基福弗罪行的听证会收视率飙升，他也因此成为全国名人。不久之后，在党派领导者反对的情况下，他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并在初选中大获全胜，每11个人中就有10个人投票给他。尽管他没有获得提名，因为民主党的领导者依然有权力阻止他，但他为包括约翰·肯尼迪在内的候选人铺平了道路。
工会和政党发生剧变的同时，美国国税局颁布了一条规定，限制教会直接参与政治。规定很简单：教会不得支持任何候选人，否则会失去免税资格。多年来，美国国税局对教会违反这一规定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税局下了狠手。当时，一个保守派的教会在《今日美国》（USA Today ）发表了一篇文章，篇幅占了整版。这篇文章警告新教徒们不要投票给比尔·克林顿：“基督徒们，小心，不要把经济放在十诫之前……比尔·克林顿推行的政策是违背上帝的法则。”后来该教会因为违背税法，被取消免税资格。
黑种人教会和福音派教会的领导者们依然坚持帮选民决定政治问题，但到20世纪末，大多数选民失去了可以求助的地方，变得无依无靠。没有政党领导者，没有工会领导者，没有任何懂政治的人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关系切身利益的议题。举个例子，俄亥俄州的吉姆（Jim）是一位空军老兵，居然不知道巴拉克·奥巴马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他说：“关于奥巴马，我听到的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选民就像无头苍蝇，就像寡妇，只能靠自己。但不幸的是，他们有一点还不如寡妇，因为他们根本不清楚清楚自己的处境。
寡妇发现自己只能靠自己时，她会很快学会：要生存就得努力，不能逃避责任，不然后果很严重；不付电费，就开不了灯；不知道修车，就开不了车；没交税，美国国税局的人就要登门造访了。然而，选民不用担心逃避责任会给他们个人带来的后果，选错了有什么后果吗？没有，没有任何后果。投票不是开车，你可以一次次地胡乱投票，即使国家局势紧张，你的选举权也不会消失。
选民从来不用为自己的玩忽职守负责，他们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实上，选民从政客及媒体那里听到的，无非吹嘘自己有多好，这一点后果很严重。因为这让选民觉得，与其花功夫去了解复杂的政治问题，不如随大流，跟着感觉走就够了。而之前已经说过，光有直觉是不够的。
吉姆应该去图书馆研究一下巴拉克·奥巴马，图书管理员可以告诉他哪家媒体值得信任，他本可以不那么糊涂的。但最后，吉姆没有花这些功夫。因为虽然奥巴马让他感到很困惑，但他从没想过自己需要去研究他。
人们没有认识到无依无靠的弊端，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我们一直在追求独立。如何进行投票，还用政党和工会去教？旧的体系崩溃时，很多东西也丢失了。政治变得遥不可及，选民与那些懂政治的人失去了联系。结果是，拥有石器时代大脑的我们所犯的错误容易被放大。无依无靠的人，更难有兴趣参与政治，所以很多选民宁可待在家里，也不愿去投票。评判政客也因为缺乏与他们的个人接触而变得更难，甚至我们的同理心也受到了影响。对政党领导者和工会领导者来说，选民的问题是他们在与外界接触的每一天所遇到的真人真事。他们听到的悲惨故事会塑造他们的世界观，影响他们的政治思想，进而再次塑造选民的世界观，影响他们的政治思想。
本书的意义所在，是我在筹备本书写作中学到的，政治无易事，我希望读者也能有这样的体会。好奇心、解读他人的能力、现实主义、同理心，这些对普通人来说是天生的，但对一个国家的公民来说不是。如果想要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即使我们的大脑还停留在石器时代，但就像寡妇一样，我们得花功夫。与其忙着改革制度，不如想想如何改变我们自己，幸运的是，科学证明，我们能够改变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