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情感智力理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相信焦虑的感觉，不能相信愤怒的感觉。我们的大脑可能会产生两种情绪，但这种情绪对我们的政治观点有着不同的影响。由杏仁体引发的焦虑和上述的积极作用有关，而脑岛中产生的愤怒有着负面影响。研究表明，焦虑打开了我们的大脑，而愤怒则蒙蔽了我们的大脑。
乔治·马库斯及其同事设计了一项实验，用以检测焦虑和愤怒之间的差别。他们给受试者看一则有关俄勒冈州某个虚构大学的新闻故事。该大学使用《平权法案》来培养一个更加多样化的学生团体。这个故事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把《平权法案》当作积极事物看待，另一种则把《平权法案》当作消极事物看待。研究发现，因为这个故事而变得焦虑的人，在读完这个故事后还想了解更多。他们会上网阅读更多有关《平权法案》的内容，即使那些内容有悖于他们的信仰并使他们感到更加焦虑不安，而因为这个故事而生气的人不想再进一步了解《平权法案》。的确是这样，赞同《平权法案》的自由党人读的是消极的版本，而反对《平权法案》的保守党人读的是积极的版本。这些人，不管他们身处哪个阵营，自由党或保守党，读到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文章时，他们不想去进一步深入了解。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当我们以狩猎采集为生时，愤怒是可取的。在一场需要快速行动的危机中，愤怒给予我们需要成功的焦点，甚至在与另一个人的战斗中有助于生存。愤怒的人是令人生畏的。但在现代世界呢？在主流政治观点中，愤怒破坏了民主。生气的人看不到其他人的观点，生气的人不会妥协。
现在，关于民主到底有什么是真的呢？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很生气。难怪华盛顿特区的政治陷入僵局。愤怒正在做它该做的事情：在艰苦的条件下让美国人意志坚定，但它并不是来帮助美国人在多党合作体系中生存。愤怒得以进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短期需要解决的特定威胁。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好几个月或好几年都处于生气状态。但我们在应对哗众取宠的政客和媒体煽动者的嘲讽时，的确会很生气。现在，我们没法从生气中得到喘息的机会，愤怒一直徘徊在我们身边。
当然，并非所有的愤怒都是一样的。正如我反复观察到的那样，语境是很重要的。社会学家认为，像“9·11”事件这类的危机会使我们愤怒，而这和那些让我们生气的日常情境不同。在类似“9·11”事件发生时，我们可能会感到愤怒，但我们同样感到团结一致。日常生活中的愤怒让我们很分裂。
愤怒是推动社会运动的燃料。20世纪80年代，愤怒促使由同性恋者组成的Act Up组织发起暴力行为，同样是愤怒，导致了今天的茶党的形成。人类会感到愤怒，是想强迫别人改变行为，但人类已经从过去得到了太多教训。焦虑只有在一个小群体宣传不受欢迎的观点时才起作用。如果普通选民对日常政治观点的反应是默认的愤怒，如果专业的活动家利用愤怒来招募追随者并吸引捐款，使愤怒成为例行的公事，民主便不会按其应有方式运作。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很多人都很愤怒，没有妥协的余地。
科学告诉我们，若政治观点让我们感到愤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这是完全可行的，我们的快思考模式可能不适合民主，因为它是在现代世界中实践的，但科学表明，我们不必等几万年的时间让人类大脑进化。当我们觉得自己快要屈服于愤怒时，我们有能力识别愤怒并开启慢思考方式。我们不必让自己陷入媒体和政客之前的斗争中。我们可以抵制。
科学的经验教训？少数群体可以用愤怒来诱发变革，但大多数群体其实是不可能处于人们互相争吵的局面里，那只会导致僵局。
7.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多次看到，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本能反应，但我们可以有选择地以不同方式消化它。当然，这需要自律。科学表明，大多数人可以学会自律，就像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chel）展示的那样。米歇尔是社会科学先锋，因为做了一项特别简单却又令人兴奋的实验而备受赞赏，也就是名不虚传的棉花糖实验。在实验中，孩子们被告知，如果他们想要棉花糖，立马就能拥有一个，但如果他们能等上一小会儿的话，就可以有两个。对于孩子而言，这个实验的难点在于棉花糖就摆在他们的面前，等待就变成了很迷你的考验。正如米歇尔在书中总结的那样，孩子们想出了巧妙的办法让自己抵住诱惑。他们选择了唱歌、试着顶住墙、咬住上嘴唇等。过了一会儿，很多人放弃了，屈服于自己的欲望。
这并不是米歇尔作品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多年来，他一直研究参加实验的孩子们。他发现，当时在实验中更自律的孩子在后来的生活中更好。他们在学校表现得更好，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挣的钱也更多，甚至在婚姻上也更成功，离婚率要远比当时屈服于自己欲望的孩子的离婚率要低。
这表明，自律是我们继承的另一大特征，有些人很幸运地继承了这一点。在遗传中，他们获得了自律基因，但米歇尔说，实际上并非如此。自律可以通过学习获得。这是新兴的认知疗法科学告诉我们的重要经验之一。你4岁的样子并非你40岁的样子，你可以改变。
米歇尔称，有两种十分有用的策略。假如你正在尝试决定留下多少养老金，如果你认为现在就做出决定，你可能不会留好足够的钱，至少调查表明美国人是这样。因为你的现状需要看起来更加有压力。我们把现在看得比未来重要。我们像看3D电影一般看待现在，而看待未来就不是这样。未来似乎很遥远、很冷漠、很难想象。未来就像看老式电视一样，显示的只是黑白画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经常对生动的事物有更强烈的感受。
在斯坦福大学的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被分成两组，要求他们就养老金做出决定。一组人是思考现在的，方法就是向他们展示他们现在的自己。另一组人则是来思考未来，方法就是向他们展示未来的自己。结果表明，看到未来的自己的受试者觉得他们现在要比他人多节约30%。
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和其他类似的实验都表明，如果我们想就未来的某事做出决定的话，我们必须让未来具象化，同时也可表明信心。如果想要使自己远离现在过度情绪化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假装做有关未来的某件事的决定。如果我们想要加强我们抵抗棉花糖的能力，我们就要把棉花糖放在一个铁盒子里，计划几年后再吃。这种距离使3D电影的诱惑变成了不太具有吸引力的黑白电影。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自律不是遗传而来的，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习得，而且可以教给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抑制坚持政治本能的冲动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我们不必让自己忘乎所以，我们可以调查真相而不屈服于本能的反应，我们可以通过想象未来从而控制自己的本能反应。用米歇尔的话来说，我们可以关闭我们的热系统，也就是我一直所说的快思考，并打开我们的冷系统，也就是我所说的慢思考。
米歇尔用来增加自律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所谓的“如果……那么……”策略。例如，如果你想戒烟，那么想想医院病房里的肺癌患者。
认为这种技术同样适用于政治也并不牵强。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即使你知道政客正在操纵你的内心，你也可以通过提前想一个固定的反应来做好准备。你可以想象理查德·尼克松发表辞职演说，而不是让自己被《绿野仙踪》（Wizard of Oz ）中装饰有红、白、蓝丝带的气球带走。
如果一个政客吸引你想要快速解决某个问题，而你怀疑这个问题很复杂但又很想相信这是一个很容易快速解决的事情，就立马想想所有快速解决而失败的例子吧。你可以想想《一个也不能落下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这项法案于2001年以两党压倒性的支持（下议院：384 vs 45，参议院：91 vs 8）通过的。法案本应该用来关闭那些学生无法通过标准行为测试的学校来进行教育改革，然而它没有。相反，老师最后就跟你想象的一样：他们开始为考试而教学，有时也操纵考试。今天，学生们的情况似乎比他们曾经有所好转，尽管他们花了数十亿美元。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政客想要轰炸另一个国家，声称要帮助想要建立一个自由共和国的抗议者。你应该怎么做呢？想想利比亚吧。你应该记得，紧随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之后，北约组织拯救了反对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政府的激进分子。卡扎菲被打败了，然后被杀死了。后果是灾难性的。今天，利比亚只是一个名字，不再是一个国家。卡扎菲控制的大量储备的武器都被民兵组织没收了，使大片的乡村变成了武装营地。成千上万的武器被偷运出利比亚，带入了临近的国家，落入了反叛者的手中。恐怖分子和“基地”组织达成联盟，进一步动摇了那里的政府。
快速解决，看起来很诱人，但一般来说不会持续很久，需要克制。克制诱惑总是很难的。这就是大多数人无法坚持减肥计划的原因，也是抽烟的人想要戒烟却好几年都无果的原因。但是，人们的确有成功的时候。起作用的是什么？当他们黔驴技穷时，他们会向救助团体寻求帮助。这种方法常常会奏效。因为当我们感到脆弱时它可以帮助获得别人的支持。实际上，救助团体中的人所做的就是用一种本能来抵御另一种本能。
我不指望救助团体突然开始帮助我们抵制政治本能。即使是斯堪的纳维亚人都还没尝试过，但我们已经有了可以提供帮助的机构，就是学校。学校教育孩子公平竞争，抵制欺凌，并进行批判性思考。（至少他们应该是这样的。）也许我们可以让教育工作者承担额外的角色，来教育孩子们如何识别对政治的快思考反应。
毫无疑问，这将是有争议的。也许吧，但学生们永远不会忘记。
8.
科学不能帮助我们克服所有在政治上搞阴谋误导我们的本能。错误地解读政客是没有补救办法的。我们会继续错误地解读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更正。媒体通常能够根据检查提供判断，他们不太可能为我们提供充足的信息，尤其是总统候选人提供全面的、尖锐的观点。
自相矛盾的效果阻碍了我们更好地了解政客的努力。媒体越是努力地想要认识政客，政客隐藏得就越深，而这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近几十年来，全国运动在让候选者处于自我保护的泡沫上已经变得很有效，甚至最顽固的记者也无法戳破它。今天，没有记者能够接近总统了。由于“水门事件”的爆发，美国总统停止了以前的白宫媒体的访问。考虑到现代媒体文化，让记者有权访问太危险了，毕竟现在的媒体都很饥渴地想要获得独家新闻，所以记者们似乎都愿意为得到独家新闻而不择手段。正如《纽约时报》的政治记者马特·白（Matt Bai）最近在其有关加里·哈特（Gary Hart）1988年总统竞选中结束职业生涯的记录表明的那样。在记者们得知哈特调戏年轻女子后，他们就堵在哈特的家门口，并在车道上当面质问他，询问他该女子的身份。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知道哈特背叛了其妻子的事实。但如果哈特拒绝让记者进入他家的车道，公众就无法获得全面的视角。我们有瑕疵，但也不多。
我们很有可能继续在那些公众人物身上犯错误，尤其是政治人物（就是我们最需要了解的人）。对此，我们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对媒体进行仔细审查，通常可以帮助我们筛选一些有关政客的事实。并不是我们缺乏关于政客的知识，这些知识可能会阻碍我们的理解。我们缺乏的，是有关自己和会蒙蔽我们观点的偏差性知识。
如果我们想选择更诚实的政客，首先我们必须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极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