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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让我们保持希望的原因是，科学已经证明，我们有一种本能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变化。这种本能适用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就像它适用于我们的石器时代的祖先那样，就是焦虑。正如我们早些时候看到的那样，当期望和现实不符时，我们就会感到焦虑。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学家乔治·马库斯已经告诉我们，对信仰的负担超过改变信仰的成本时，我们就会改变信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意味着我们拥有一种改变的自然倾向。
在现代社会，我们可能不能很好地适应政治，但焦虑最终会帮我们摆脱自我。焦虑给了我们改变的动力，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效。恐怖分子袭击了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我们会变得焦虑不安。华尔街银行家抢客？我们又变得焦虑不安。只要威胁上升到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杏仁体便开始工作，引导我们去重新思考自己的假设。
只有当一个坏消息足够坏时，我们才不会对此做出任何反应，也就是当我们突然面临危机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神经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完全跳过了焦虑的阶段。在危机时刻，你不要着急，思考是需要时间的。在危机中，你希望有所行动，我们无法使用慢思考，我们需要快思考。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人本来不想让乔治·W.布什继续担任。美国人想要快速反击，后来布什给了美国人解决方案，所以美国人聚集在他身后，给予他支持，使他成为历史上保持最高民意支持率的总统。在危机中，我们总是本能地追随领导者，因为危机让我们变得保守。我们寻找可以信任的盟友并放低姿势。布什的政策在“9·11”事件之后可能被误导了，但美国人对民族团结的渴望是正确的本能。
而在其他逆境中，当面对的挑战没有让人们感到危机时，人们就会本能地变得焦虑起来，情况越糟，人们越焦虑。马库斯说，这种焦虑的感觉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甚至可以让人们远离偏见。当计划一个大项目时，人们可能会在计划性偏差的作用下，低估完成它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在发现错误后，守性偏差就可能会使人们确信自己没有犯错误。但最终，当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变得特别明显、引发焦虑情绪时，人们通常认识到了真相并接受真相。当英雄摘下面具露出坏人的面目时，我就不会再把他们当作英雄对待了。
因为我们就是为生存而生的，所以我们天生就会很现实。现实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同理心。当我们不承认自己对其他人的伤害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处境时，我们可以完全很迟钝。但是，如果我们听见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别人正在经历的痛苦，那么故事引发的焦虑就能帮助我们拓宽眼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朝鲜战争期间或者之后并没有什么扣人心弦的故事被报道，这可能是因为媒体没有花很多时间报道。媒体选的只是事实，而人们需要引人入胜的故事。在美国士兵将伊拉克平民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之后，的确有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据我所知，图片和故事对人们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平民让美国人感到焦虑不安。对美国士兵的焦虑让美国人重新审视伊拉克战争。所有这些都是科学已经开始记录的有关大脑的令人惊讶的好消息。
马库斯及其同事最近对情感理智理论（即我们的认知功能与情绪极为不和时焦虑是导致其改变的主要因素）进行的测试表明，焦虑大概对我们有相同的影响，无论我们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时。科学家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确在思想方面不同。自由党人思想普遍开放，而保守党人倾向于坚持他们所知道的事物且坚信不疑。但是，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思考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跟基因有关，拥有不同思想意识领域的人对引发焦虑情绪的事件的反应是相同的。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很有希望的发现，意味着人们在存在分歧时能找到方法弥补。一项研究表明，对事情的焦虑反应甚至能本能地拉近人们的距离，比如容忍一种能引发道德问题的事情。当人们深感焦虑时，无论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都会更加宽容。
焦虑不能把无知的选民变得聪明，它不会带来智慧。当选民认同一个领导者的令人失望的观点时，他们不会停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然后跑到图书馆去。焦虑并不能把普通选民变成哲学家，但焦虑的确告诉他们需要改变。
结果就是不理性，就像1903年那样。正如一篇政治文章指出的那样，“大萧条”造成来自世界各地选民明显矛盾的反应。美国的选民来自信奉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而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选民则抛弃了致力于公共行动的工党政府。这表明人们没有认真考虑过“大萧条”的补救措施。他们只是无视那些执政者，无论他们相信什么，无论他们执行公务好或坏。
这真的是非理性的标志吗？我们不能指望选民知道在面对问题时应该采取的正确路线。通常情况下，尽管政客和学者会虚张声势，没有人真的知道应该做什么，甚至连专家都无法预测未来。社会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研究了过去20年数百名专家的预测。在那个时期他们做了超过2.8万次预测。正确率是多少？几乎为零。
人类不擅长预测未来，因为未来是不可知的。我们了解的只是过去，而过去常常是拙劣的指导，尤其是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历史学家煞费苦心地想要说清楚历史很少能给予我们经验和教训。只要我们接受证据，只要我们愿意尝试新方法，我们迟早都会找到解决方案。这就是“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采取的方法。1932年，他刚开始竞选总统时曾说道：“采取一种方法并试一试。如果失败了，就直面结果，并尝试另一种方法。总之，不管是什么，都得试一试。”这并非最好的引言，但描述了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这是进化所认可的生命方式。当出错时，尝试新事物。这就是为什么选举总是取决于问题的发展。如果你喜欢事情正在发展的方式，你就会投票支持现任政府；如果你不喜欢，那你就投票支持其他人。
现在，因为人类并非完全相同，所以每个人不会在相同时间有相同的反应。我们住在哪儿、和谁在一起、经历过什么，这些都影响我们对待事物的反应。就连对国家选举，我们的反应都可能不尽相同。1916年，大多数美国选民都很担心欧洲的战争，但并非人人都如此担心。新泽西州的选民在经历了一个地狱般的夏天之后，放弃了对伍德罗·威尔逊的支持，他们并没有特别关心战争新闻。对他们来说，此刻的重要事件是鲨鱼袭人事件，这使他们处于一种疯狂之中。他们显然和大多数的美国人不一样。鲨鱼袭人改变了他们的现实，引发了他们对现任政府的强烈不满。令人不愉快的是，他们投票支持改变。这可能是不理性的，但考虑到我们对进化的了解，这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很有逻辑了。这是我们做坏事时常有的反应，是焦虑在起作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焦虑导致了一种明显的非理性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焦虑就不可信。没有什么比保持真实更好了。
毫无疑问，焦虑不是魔法药水。处于高度焦虑状态的人们，可能会担心别人抢走他们的工作，攻击满嘴大道理的政客，对阴谋理论变得敏感。当政客成功消除选民对其他国家意图的焦虑时，就会爆发战争，就像2003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警告民众，萨达姆·侯赛因可能获得了核武器那样（赖斯说，“我们不想让烟的形状像蘑菇云”），也像前文讲述的芝加哥家庭主妇的例子（她们预测了地球末日）和尼克松追随者的例子（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的人，作为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成员，即使有理由变得焦虑，也可能坚持错觉）中看到的那样。人类毕竟是人类。只要焦虑能帮助保持事物的真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终会适应变化的。科学证明，这是生存的关键之处。要么适应，要么死亡。由于焦虑，我们通常会适应。
你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了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适应，但在现代世界，我们常常需要快速适应。那些尼克松的支持者花了11个月才克服盲目信任尼克松总统，但他们真的应该早点克服的。延误是有代价的。意见相左，国家开始放任自流，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经济开始衰退。诚然，并非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公众迟迟不介入“水门事件”造成的，但“水门事件”使我们分心，无法与他们打交道。
有时候解决问题不能等待，这就是我们在讨论气候变化时面临的形势。如果极地冰盖融化，我们将变得焦虑，再付出行动。但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等到那时，挽救人类生存环境就来不及了。一旦冰盖融化，就永远消失了。为了拯救人类，我们需要的是快速反应，不能等待海平面上升、威胁沿海城市时再行动。我们需要对全球变暖做出反应。
而现在的问题在于，根深蒂固的认知偏差阻碍了我们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环境活动家乔治·马歇尔指出为什么这么多人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无动于衷。他发现，经历过“卡特里娜”飓风和“桑迪”飓风的人本来应该更能感受气候变化的危险，可他们却似乎对此漠不关心，导致社会学家如丹尼尔·卡尼曼和保罗·斯洛维奇等人的警告都被公众视而不见。
卡尼曼说，他现在对人类的行动“十分悲观”，“我真的看不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成功之路”。他给出了4点原因：
1. 气候变化缺乏特点，这就是社会学家说气候变化并不需要我们注意的说法。
2. “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减少未来的威胁”，这种想法不太受欢迎。
3. 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备受争议，给了怀疑者漠不关心的理由。
4. 关于气候变化采取行动需要我们承担损失，而一般来说，人类讨厌承担损失。无论阻止气候变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们都感觉失去的更多。
斯洛维奇提出了更多的原因，他说，气候变化并不会让人感到威胁，我们已经习惯了坏天气。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是很难想象的。
社会学家乔治·马库斯已经表明，焦虑可以突破我们的偏见，这是情感智力理论给我们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我们对火灾警报的反应。乐观型偏差应该阻止我们对火灾警报做出回应。当我们听见警报时，本应认为这只是一个错误的警报，没必要担心，但我们并不是这样做的。就像错误管理理论预测的那样：当听见警报响起时，我们会做出反应，认为认真对待火灾警报会更安全些，而不是冒着忽视真正威胁的风险。这就是焦虑的作用。
事实证明，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焦虑已经成功地说服了美国大多数人（65%），气候变化正在发生或者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发生。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调查，人们赞成限制“现有发电厂释放温室气体以减缓全球变暖”，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认为发电厂得对气候变化有所作为，只有20%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焦虑还没有让美国人相信气候变化现在是真正需要他们担心的问题。很多人不相信他们的生活将会被大大地改变。
这很令人烦恼。气候变化是一场让人感觉不到危机感的危机。我们只是为了感受危机而生的。正如乔治·马歇尔观察到的那样，因为气候变化“没有任何清晰的标志，能正常地引导我们的大脑去否决我们的短期利益，我们积极地与他人共谋，并调动我们自己的认知偏差，从而超越它”。
我们不需要吓唬人。我们只需要强调谨慎行事的重要性。正如乔治·马歇尔在其书中观察到的那样，我们一直都会谨慎处事，这就是美国人花几十亿美元买保险的原因，也是政府花几万亿美元加强国防的原因。一场围绕这个主题组织的活动很有可能引发必要的杏仁体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