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拓展
应对怀疑主义的两个方法
苹果比喻
笛卡尔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揭示了知识的根基。下面是他著名的“苹果”比喻：
如果一个人有一篮子苹果，他担心其中有一些是烂苹果，想把它们挑选出来，以免使其他苹果也烂掉。那么，他该如何着手呢？难道他不是应该先将篮子倒空，然后把苹果一个一个地检查一遍，再将那些没有腐烂的苹果挑出来，重新装回篮子里，并将那些腐烂的苹果扔掉吗？
同样，现在人们从小就持有的很多观念都是错误的。他们要把错误的观念和正确的分开，以防那些错误的观念污染了所有的观念。而完成这个目标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所有观念都当成错误的，一次性全部抛弃，然后逐个检查，只采纳那些不再存疑的正确的观念。
当然，事实并不像笛卡尔这个例子所说的那样简单。我们必须接受某些观念为真并将其保留下来，比如说关于怎样判断真假的观念，因为我们要根据它区分哪些观念要被保留，哪些观念要被舍弃。
海员比喻
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是20世纪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之一，维也纳学派强调知识获取要以经验观察为基石。奥图·纽拉特打过一个更现实的比方：
我们就像海员一样，必须在浩瀚的大海中修补自己的船只，而绝不可能在船坞中拆卸船只，再用最好的构件把它重新组装起来。
为了评估观念，我们必须接受有一些基本观念为真。这并不是说把这些被接受了的观念从评估范围中排除出去。某些观念，例如观念的连贯性，是不能被怀疑的，除非我们被威拉德·冯·奥曼·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说服了。蒯因是美国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在逻辑学方面有着惊人的成就，他坚信“一切都是可修正的”。不过，或许他应该加上一句，“除了‘一切都是可修正的’这句话”。
“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是一个经验性的推论，它有可能被反驳，事实上也确实被反驳了。但反驳不会立刻生效，即便是发现了黑天鹅，这种反驳也会被暂时搁置。因为基于先前的认识，人们相信天鹅都是白的，而这个生物有黑色羽毛，那它就不是天鹅。这样一来，“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结论原本源自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观察，但现在，由于人们对“天鹅”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天鹅都是白的”的真理性就由概念本身来保证了。
当然，想要继续相信“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经验推断，并非只能通过重新界定“天鹅”概念的方式。人们还可以质疑看到黑天鹅是因为那里光线太差，或者干脆直接否认这个黑色的生物是天鹅。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一燕不成夏”，一个反例不足以否定先前的结论。但是，假如经过细致的调查，发现那里的光线没什么问题，这个生物的生理结构也和天鹅完全一样，那先前的结论就应该被否定了。
上面，得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结论的过程就是归纳推理，归纳推理的基本形式如下：
前提：所有已知F都是G；
结论：所有的F都是G。
F和G都代表一种性质，比如“是天鹅”“是白色的”。即使前提为真，结论也未必为真，也就是说，这个论证并不是有效论证。我们在前面解释过，一个有效论证，在前提为真时，结论必为真。
归纳推理依赖的是自然世界的一致性，但谁能证明这种一致性呢？有种看法是，如果归纳推理的前提涵盖了无数的观察结果，那“所有的F都是G”的结论为真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但这种看法也面临着挑战，比如有人认为，知识需要前提涵盖所有的F，不管是已观测到的还是未观测到的，也不管宇宙中到底有多少个。
科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观察。例如，关于力、加速度、质量的理论，气体体积与压强的关系，液体的沸点，抗生素的功效，这些规律被假定为普遍适用于整个宇宙。从电子设备到药物治疗，再到交通工具，科学理论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归纳推理缺乏可靠性，那还有什么能为科学知识提供根基呢？
20世纪，以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为首的一些人，强烈反对把科学理解为归纳推理，反对从无数经验观察中总结出普遍结论；相反，他们认为科学要关注猜想以及针对它们的反驳。他们认为，科学家应大胆提出经验性的猜想与假说，比如所有金属加热后都会延展、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之后再对预设的结论进行审查。如果出现矛盾，那就否定并抛弃这种猜想。如果某种猜想并没有被驳倒，也不能直接被证明为真，那就暂时接受它，留待以后进行更多的检验。猜想总有一天会被反驳，这就是科学的“可误论”（fallibilism）。许多科学理论，从托勒密（Ptolemaic）的地心说到牛顿经典力学，都被反驳了。但是，波普尔对归纳推理的质疑导致了悖论性的后果：在他的理论中，与一个仅通过少量验证的理论相比，经过大量验证之后仍然成立的理论，其实并不更加可靠。
正如天鹅的例子那样，需要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检验的并不仅仅是理论的前提假设。假如出现了反例，我们不仅要反思理论本身，还要反思所有辅助性的推理与最初的判断。比如，假设一个理论认为，化妆品会导致细胞突变，但有一次实验结果并没有显示出现细胞突变；那么，这可能是理论本身出了问题，也可能是实验时的皮肤状态不理想，还有可能是实验仪器存在误差。你可以回想一下在物理课上做的实验，如果实验结果不符合预期，你并不会认为是理论存在问题，而会认为是实验的某个环节或实验者的问题。
因此，我们还要重新反思质疑结论的方法。我们要意识到，即便找到了反例，也不能说明以前推出的普遍性结论就一定是错的，因为反例的出现可能还涉及许多其他因素。或者说，我们需要接受一个不能被质疑的前提，即还有许多未知的因素影响着实验结果。进一步说，结论错误，前提不一定错误；但前提错误，结论就绝对不再可靠了。
实际上，科学家会判断哪些研究领域有发展前景，进而设计一些研究课题；但无论研究哪些课题，他们的科学实验都要遵循一定的范式，比如某些基本理论，或对世界的基本看法。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出现革命性的变革后，他们才会改变这个基本范式。只有当旧的范式变得过于笨拙，或者存在太多的前提假设而无法解释新的反例时，他们才会舍弃旧的范式。当然，存在太多前提假设其实也违反了奥卡姆剃刀原则，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其中，最典型当然也有争议的例子就是：托勒密的范式，即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围绕地球转，革命性地变成了哥白尼的范式。哥白尼曾经说过，“我们终于把太阳放在宇宙的中心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学进步取决于科学家的研究课题，而研究课题又取决于社会因素、资金支持、文化禁忌、政治正确等。一方面，有些课题可能没钱研究，有些课题则可能没法研究。比如，有人反对用动物做实验，有人觉得某项研究没有预期收益，有人担心政府会因某项研究而认为他们是性别歧视者。另一方面，有时候科学家会把充满矛盾的实验结果扔在一边，做别的事去了，于是，只能等百年后，由历史学家从落满灰尘的卷轴中找寻他们的错误。
但是，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世界，就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理论，不过，它们也要时刻接受反驳与检验。这就是波普尔理解的科学：它和伪科学相反，伪科学不受反例的质疑，无法被证伪。占星学就是一种伪科学，因为它的预言过于模糊，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可以说它符合预言。还有人认为，分析心理学和宗教都是伪科学，有什么反例能对它们提出质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