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伊始，几位“知识付费大佬”的跨年演讲引发了热议，有不少网友总结了演讲中的错误，例如罗振宇在“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引用巴菲特的“名言”，“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做空自己的祖国成功”，就被指出是“伪语录”。
媒体人孙旭阳在“腾讯·大家”发表评论称，年轻人迷信“知识付费”就相当于老年人信传销、买权健，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不小的舆论波澜。孙旭阳指出，以激发群体恐慌感吸引流量，以满足安全感和尊贵感促成交易，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跟权健做保健品大体一致，他认为，知识付费和保健品，兜售的都是一把“足以解剖世界的手术刀”，而事实上，这把手术刀的真实功能，是收割智商税。
在孙旭阳看来，想要做这把手术刀的生意，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需要通过发明名言警句把现实简化，这种极简的知识体系，为的是匹配速成的学习心态。在保健品推销员的口中，人体脱胎于大自然，又与之密切互动，但凡阴阳、虚实、寒热、酸碱之类成对的反义词，都可以用来附会人体的各种症候。在“自然绿色就是好”的圭臬之下，现代医学几百年的科研成果纷纷被架空，柳叶刀不如小针刀，青霉素不如酵素，这种逻辑可以赋予老年人力量感，足以抵制生老病死带来的恐慌无力。
同理，在知识付费领域，所有付费学员被系统地恭维为“上进好学的精英”。他们身处的商业潮流虽然波诡云谲，但只要报上一两门课，就会发现，就算是BAT（百度、阿里、腾讯）这样体量的企业的成功秘诀，都可以用一页A4纸来总结，而至于未来的大势和风口，恐怕连半页纸都用不到。
其次，知识付费和保健品能成功的第二个关键，在于无论是保健品的所谓“疗效”，还是网络课时的“学习成果”，都没有客观的量化标准，全凭当事人空口白牙。因此，从本质上说，保健品和网课都相当于某种精神产品——脱离失控感和生老病死的恐慌，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刚需，人类文明也正是建立在这些刚需的基础之上，只不过有人信了苏格拉底，有人信了妖魔鬼怪。
这篇文章在上线后两小时左右被删，据说是“腾讯·大家“的编辑部受到了某位知识付费大佬的压力。随后，孙旭阳在其个人公众号“卖杏花”上，发表了《“知识付费”大佬，我劝你善良》一文，回应了稿件被删一事。文章指出，一篇评论知识付费的文章，被知识付费大佬公关强删，这本身就自证了这些兜售知识的商人，有多么熟稔和迷信霸权。真的知识，可以来自于发帖，黑箱操作能造就的，只有知识的反面。拒绝自由讨论的东西，无论多冠冕堂皇，都必须靠反智来存续自身。
同时，在这篇文章中，孙旭阳也对其将知识付费和权健所做的类比，做出了一定的澄清和解释。他指出，他是从群体心理和营销方式上，将年轻人迷信知识付费和老年人吃权健做类比，这其中的主语并不是知识付费，也不是权健，而是那些认为自己身体或大脑贫弱，迫切需要大补的人们。因此，他并不认为，“得到”这样的知识付费产品可以简单地被等同于权健，权健涉案的罪名是传销和虚假宣传，而“得到”并没有面临类似的指控。他所质疑的，是知识付费大佬们，有没有通过一系列的精神撩拨，激发用户们的知识恐慌，进而通过仪式感和集体认同的加持，兜售一些速成的“知识产品”；此外，在整个过程中，例如罗振宇连续几年的跨年演讲，所涉及到的事实和逻辑是否真的立得住？是否能提供一些真知，还是更多地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存在？
学者常方舟也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撰文，从成功学的角度对知识付费热潮进行了解读。文章指出，在知识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消费中，聚焦个人成长、提升个人能力、倡导个人实现的成功学内容独占鳌头，尤其成为80后受众的最爱。根据喜马拉雅音频分享平台提供的数据，2018年全年最受00后欢迎的音频节目是“平说语文”（普及教育），最受90后欢迎的是紫襟故事的《摸金天师》（有声书），最受70后欢迎的是“谢涛有声历史剧”（历史人文），而最受80后欢迎的则是“蔡康永的201堂情商课”（个人成长）。在常方舟看来，21世纪初，国内图书市场集中涌现了一大批成功学读物，并高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成功学之父”戴尔·卡耐基的人际关系系列。巧合的是，世纪之交的“成功学热”，恰逢80后群体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而借由网络视听等新兴业态卷土重来的成功学，也最受到80后的青睐。
常方舟指出，随着畅销书概念的泛化和成功学读物步入红海市场，“成功学”这一概念渐渐掺杂了贬义，千篇一律却似是而非的格言汇编或心灵鸡汤开始遭到读者的厌弃，大而化之的人生忠告也不再受到欢迎。“知道许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成为成功学读物市场萧条的真实写照。但同时，大众对成为“人生赢家”的渴求没有改变，这为成功学保留了转型的空间，所谓的“干货知识”成为了成功学的一种新形态，碎片化时间与场景化消费的无缝对接让改头换面后的成功学更加无孔不入。
常方舟还谈到，传播学领域的经典实证研究表明，在传播信息中适当加入“恐惧”有助于改善传播效果，而程度温和的恐惧较之程度强烈的恐惧更能提升说服力。卡耐基成功学营销的重点在于贩卖希望，知识付费时代的成功学则将贩卖焦虑发挥得淋漓尽致。后者一方面保留了一种修身日课的仪式感，同时具有鲜明的时间偏向，时间管理成为重要的关键词。由于时间的稀缺性，注意力的分配价值倍增，这也与知识付费时代成功学所遵循的消费逻辑一致。只要支付一小笔“学费”，投入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可能会改变命运——这套逻辑，让知识付费产品在消费者眼中具有了极高的性价比，就这一意义而言，成功学在贩卖焦虑的同时也仍然在贩卖相对廉价的希望。
微信公众号“善缘街0号”发表的《吴晓波&罗振宇，跨年演讲背后的“不可说”》一文中则提到，吴晓波、罗振宇这对“跨年演讲双雄”，在长达几个小时的演讲中，都闭口不谈过去一年影响了成千上百万人的互联网金融创新P2P平台爆雷事件，两人都曾为同一家爆雷的P2P平台贝米钱包站台。就在跨年演讲之前，很多人被一篇题为《5.4万人被“罗振宇们”推进P2P深渊的165天》的文章刷屏了，文章提到，罗振宇曾公开背书过的P2P理财平台“贝米钱包”爆雷，未兑付本金达到40.9亿元。而吴晓波也曾在2016年和贝米钱包合作推出了“2016贺年版吴酒套装”，在贝米钱包充值额度达到2万元的用户，可以获赠一套，限量800套。
吴晓波以里尔克的诗歌作为演讲的结尾：“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舒展开又卷缩回去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与此同时，罗振宇也在演讲中给出了一个乐观的结论：这个世界总有新机会，“机会窗口”总有下一班。
《地球最后的夜晚》：文艺电影的文化焦虑和资本捧杀
毕赣指导，汤唯、黄觉主演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以下简称《地球》）于2018年的最后一天上映，在片方“一吻跨年”的宣传造势下，影片预售票房过亿，创造了国产文艺片预售票房的新纪录，首映日的票房更是突破了两亿元。然而好景不长，从上映第二天开始，影片的票房和口碑都经历了断崖式的下跌，排片量也从首映日的34%骤降到了第二天的13%、第三天的7%，影片的市场表现甚至连累了出品方华策影业，1月3日，华策的股票跌停，市值蒸发了20个亿。
资深电影记者马戎戎在给“腾讯·大家”撰写的评论中谈到了《地球》的投资故事。据说在金马的“创投”环节，毕赣预期中《地球》的预算是400万，但在场的各位电影界大佬纷纷表示400万连汤唯都请不起，于是预算一路追加到了2000万，不仅请到了汤唯，还请到了黄觉和张艾嘉。2017年6月，电影正式开机，原定的拍摄周期为三个月，实际上直到2018年1月才全部完成，影片超支严重，最后的实际成本达到了5000万，更有不确切的传言说是7000万。若以5000万的成本计算，按照国内电影市场目前的分配比例，《地球》的票房需要超过1.5亿才能收回投资，这就导致营销团队不得不最大程度地拓展受众面。于是，一名刚刚完成自己第二部作品的小众作者导演，直接跳过了自身和市场的酝酿、成熟期，跳过了在艺术电影市场上的口碑培育和经验积累的过程，一下子被推到了成熟商业电影的受众群面前。
马戎戎还在文中分析了资本追捧毕赣的原因。她指出，2018年底，中国电影的年度总票房突破了600亿，成为全球第二票仓，但与票房的超高速增长相对的，是不断刷新下限的烂片，和艺术性、创造性的乏善可陈。2012年以来，中国电影的类型片和商业营销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除了《白日焰火》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之外，国产电影在世界A级电影节上几乎颗粒无收，电影人才也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可以说，在当下，限制中国电影继续发展的瓶颈不再是硬件，而是创作能力。因此，毕赣的出现，让影坛仿佛看到了中国艺术电影的未来之光，出于情怀和爱护，各方面的资源倾斜可想而知。
在马戎戎看来，《地球》“票房跳水”的惨剧，只是这个浮躁时代的一个剖面。毕赣原本只是一个想完成好个人表达的文艺青年，却承载了超出他实际能力的欲望和期待，成为一朵被过早催熟的花。如果《地球》的成本控制在1000万左右，按照正常的艺术片进行营销，毕赣本人也遵循一名新手导演正常的成长规律稳扎稳打，假以时日，他很可能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师。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场风波对他的艺术创作和职业生涯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未可知。
戏剧制作人孔德罡在给“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撰写的评论中谈到了《地球》的营销策略引发的争议。他指出，《地球》作为一部作者电影，却拥有近6000万的制作投资，以正常的中国院线电影的商业逻辑来看，这样的投资无疑是自杀性的，也是极其不专业的。正因为这样，当《地球》以三四线城市、抖音为阵地，刻意突出爱情元素，进行“一吻跨年”的营销时，本身就是对正常商业逻辑的一次严重冒犯。而这次冒犯遭到来自观众、业界的双重反噬，就不足为奇了。
在孔德罡看来，关于这场“营销骗局”的讨论，呈现出一种市场规律的“同义反复”，观众因为没有看到想看的电影而愤怒，业界则指责营销方为了商业利益对营销对象的刻意错位，然后再按照基于大量市场调研的市场逻辑指出“精准营销”的重要性，批判这次营销对市场、对观众信心、对未来的电影营销产生的“伤害”。但这种论调忽略了两个问题：其一，《地球》借助此次营销，收回了投资成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二，在此次事件中，无数行业之外的普通电影爱好者，不自觉地将自己放在与市场逻辑、商业逻辑合流的位置上，使得市场逻辑似乎成了公共舆论场域中的唯一正确。
独立撰稿人阿莫在给《新京报书评周刊》撰写的评论中谈到了文艺电影的文化焦虑。她指出，《地球》引发争议的原因主要在于——在上映前，影片的宣发方和营销号将其打造成了一部“商业爱情片”，导致许多观众抱着看《前任3》的心态走进电影院，想和心爱的人在浪漫的氛围中完成跨年。然而，他们看到的电影与预期完全不符，经过了眩晕、沉闷、昏睡、中途离场之后，观众的期待化为满腔愤恨。针对这一营销策略带来的负面效果，观众划分为了不同阵营，一边是认为自己被坑了钱、欺骗了感情的“维权派”，另一边则是认为电影本身是好电影的“艺术片精英派”。
阿莫谈到，匈牙利艺术学家阿诺尔德·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史》一书中提出，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直面临的危机之一，就是必须要面对作为“非艺术公众”的受众，《地球》面临的也是这一问题。在影片的豆瓣评论区，可以见到很多诸如“你看懂《地球》了吗”“三刷后故事线梳理”“影片所涉及的大师作品/符号盘点”等热帖。显然，这些帖子的作者脱离了最根本的观影体验，走向了典型的文化焦虑：迫切地想要用研究电影去替代欣赏电影，希望了解每一个典故/情节的来源，仿佛只有这样才是看懂了——而只有看懂了，才有资格评价这部电影。
这种现象反复出现在近年来许多针对文艺片的讨论中：对电影的评价已经不再纯粹，而总是和商业性、艺术性等标签挂钩。“商业片”和“艺术片”的划分已经成为了一种彰显格调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毕赣“我觉得对观众最大的尊重就是不去在乎他们”的发言会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如今，电影的观赏门槛大大降低，审美权力已经下放到大众手中，当号称“不在乎观众”的文艺导演走进商业院线，也不得不面对被打一星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