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算机科学发展史上，那是颇为奇特的一幕，现在仍然值得一提。1964~1965年期间，麻省理工学院41岁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泽鲍姆（Joseph Weizenbaum）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编写用于分析书面语言的软件程序，程序在该校新引进的分时计算机系统上运行。一名学生坐在分时计算机系统的一台终端面前，通过键盘输入一句话，魏泽鲍姆编写的程序就会根据一套简单的英语语法规则，识别出句子中的关键单词或关键短语，并对使用这个单词或短语的上下文进行语法分析。然后，程序会根据另一套规则，把刚才输入的句子转换为一个新句子，这个新句子似乎是对原来那句话的回应。计算机生成的那句话立刻就会出现在那位学生的终端显示屏上，让人产生两人在交谈的错觉。
魏泽鲍姆在1966年1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介绍了自己编写的这个程序，并举例说明它是如何工作的。如果有人输入“I am very unhappy these days”（我这些日子很不快乐）这句话，计算机只要识别“I am”这个短语通常用于描述说话者的当前情形或精神状态就可以了。计算机随后会对这句话进行改造，把它变成一句回应“How long have you been very unhappy these days”（你这些日子很不快乐有多久了）。魏泽鲍姆解释说，程序首先“对原始语句”应用“一种模板，模板中的部分内容和‘I am’这两个单词相匹配，模板中的剩余部分把‘very unhappy these days’这些单词分离出来”。 然后程序使用一个算法上的“重组工具包”，按照模板格式裁剪句子内容。“任何具有‘I am BLAH’格式的句子”都会被“转换为‘How long have you been BLAH’，这种转换跟BLAH的含义无关”，这样的规则包含在程序算法当中。
魏泽鲍姆编写的这套程序是那个时代的产物。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热衷于计算机、软件编程及人工智能。高涨的热情不仅催生了人脑就是电脑的想法，而且造成了人类语言就是运行于计算机内部的程序算法的输出结果的感觉。戴维·格鲁姆比亚（David Golumbia）在《计算的文化逻辑》（The Cultural Logic of Computation）一书中解释说，以魏泽鲍姆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首的新兴“计算语言学家”断言，人们讲话、写作所使用的“自然语言”形式是对“负责执行所有语言功能的大脑内部那台计算机运行情况”的反映。1958年，乔姆斯基在《信息与控制》（Information and Control）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写道，“描述语法的一个可能办法就是在通用图灵机上编写程序”。按照格鲁姆比亚的说法，计算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是因为这种理论包裹在“新奇技术产生的”诱人“阴影”之中。对人们的讲话方式实施逆向工程，可以发现语言的潜在编码，然后就可以像软件那样复制这些编码。
魏泽鲍姆把他的软件程序命名为ELIZA，取自英国作家萧伯纳《卖花女》中的伦敦女孩伊莱扎的名字。在小说中，伊莱扎在傲慢的语言学教授亨利·希金斯辅导下，学说正确的英语。为了让模拟交谈更有趣，魏泽鲍姆还给这个人工谈话者安排了一个角色——心理医生罗杰斯。根据魏泽鲍姆后来发表的文章中的解释，选择这个名字是有现实意义的。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开发了一套心理治疗技术。采用罗氏治疗法治疗心理疾病时，心理医生在跟病人交谈的过程中，假装自己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只是简单模仿病人的说法，以开放式的陈词滥调回应病人。知道心理医师的无知是假装的之后，病人就不会把“各种各样的背景知识、深刻洞见和推理能力”归因于他们的治疗师了。魏泽鲍姆认识到，罗氏治疗法中的医师角色对ELIZA具有“至关重要的心理效用”：它表明程序的虚无性会掩盖某些真正的智能。
魏泽鲍姆为我们提供了一段谈话记录，这是一位女士对ELIZA进行早期测试时的部分交谈内容（楷体部分是计算机的回答）：
天下的男人都很相似。
怎么相似的？
他们总是会用这样那样的事情烦扰我们。
你能举个实例吗？
嗯，我男朋友让我产生这样的想法。
你男朋友让你这么想的啊。
他说我大部分时间都情绪低落。
听到你说情绪低落，我很难过。
是这样的，我不快乐。
你觉得到这儿来会对你有所帮助，让你不那么不快乐吗？
我需要帮助，这是肯定的。
如果得到帮助，你会怎样呢？
或许我能学会如何跟妈妈相处吧。
说说你的家庭情况吧。
我妈妈对我关爱有加。
家里还有别人关爱你吗？
我爸爸。
你爸爸。
你在某些方面挺像我爸爸的。
你看到什么相似之处呢？
你不是那么咄咄逼人，不过我想你不愿意让我注意到这一点。
是什么让你认为我不是那么咄咄逼人的呢？
你不跟我争论。
为什么你觉得我不跟你争论呢？
你怕我。
你认为我怕你，这样会让你感到高兴吗？
我爸爸谁都怕。
魏泽鲍姆承认，自己的创造对自然语言处理这个新兴领域贡献不大，甚至可以说无济于事。他评论说，计算机程序员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机器的“行为令人啧啧称奇，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观察家也经常因此而目瞪口呆”。不过，他继续说道，程序的“内部工作机制一旦被解释得明明白白，程序的神奇魔力马上就消失了，剩下的只不过是一些计算机程序的集合，而这些程序都很容易理解。观察家会在心里说‘这样的程序我也能写’”。这个程序随即会被“从标着‘聪明才智’字样的货架上拿下，放在摆放古董的位置上”。
无独有偶，魏泽鲍姆就像亨利·希金斯教授一样，很快发现自己的平静生活被打乱了。ELIZA在麻省理工学院声名大噪，迅速变成了计算机理论和分时系统方面授课和讲座的主要内容。ELIZA以一种外行一望便知的方式，向人们证明了计算机的强大功能和超高速度，它是最早做到这一点的软件程序之一。你跟ELIZA聊天，完全不需要数学背景，更用不着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知识。ELIZA程序在其他学校也广受欢迎，并且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注意，按照魏泽鲍姆后来的说法，ELIZA成了“全国性的玩具”。尽管公众对这套程序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让魏泽鲍姆十分惊异，可是真正让他感到震撼的地方在于，使用这一软件的那些人是那么迅速、那么深入地“对计算机动了感情”，他们跟它谈话时仿佛那就是一个真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谈之后，尽管我一再解释，但他们还是会坚持认为机器真的理解他们。”魏泽鲍姆的秘书曾经目睹他为ELIZA编写程序的过程，她“肯定知道那仅仅是个计算机程序”，可是连她都被征服了。在魏泽鲍姆办公室的计算机终端上使用了一段时间交谈程序之后，这位秘书请求教授离开房间，因为谈话的隐私性让她感到难为情。魏泽鲍姆说：“我以前没有意识到，在一个相对简单的计算机程序面前暴露极为短暂的时间，竟然会诱使一个十分正常的人产生强烈的虚幻思想。”
更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声望卓著的心理学家和计算机学家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提出，在实际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计算机程序可以发挥很有价值的作用。三位一流精神病理学家在《神经与精神疾病杂志》（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上撰文写道，ELIZA只要略作调整，就能成为“广泛应用于饱受心理治疗医师短缺之苦的精神病院和心理咨询中心的治疗工具”。由于“现代及未来的计算机具有分时运行功能，针对这种目的设计的计算机系统一小时就能诊治几百个病人”。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杂志上发表文章，对ELIZA的巨大潜能表达了同样激动的心情。按照他的预测，“能治疗精神疾病的电脑终端网络”将会不断发展，“这个网络就像许许多多的电话亭排成的阵列一样，人们每次在这里花上几美元，就能跟一个专注、合格而且不会对你发号施令的心理治疗医师对谈”。
图灵曾经在《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中探讨过“机器会思考吗”这个问题。如何判断计算机是否有智能，他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实验方案，他把这个方案称为“模仿游戏”，不过人们很快就把这个实验叫做图灵测试。测试的时候，让一个人作为“审问者”，坐在一个房间里的计算机终端面前，跟其他房间里的“两个人”通过打字进行交谈，其中一个是真人，另一个则是假装成人的计算机。图灵认为，如果审问者无法区分计算机和真人，那么就可以认为计算机具有智能。通过语言魔术般地变出一个可信的自己，这样的能力就是真正会思考的机器出现的标志。
跟ELIZA交谈是图灵测试的变通。可是魏泽鲍姆惊讶地发现，跟他的这个计算机程序“谈话”的那些人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对ELIZA的身份进行理性、客观的判断。他们愿意相信ELIZA就是一台会思考的机器，他们愿意以人的素质影响ELIZA——即便他们十分清楚ELIZA不过是按照简单而明显的指令执行任务的计算机程序。事实证明，图灵测试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测试作用丝毫不亚于对机器思维方式的测试功效。那三位精神病理学家在《神经与精神疾病杂志》发表的文章中，不仅提出ELIZA可以用来替代真人治疗医师，而且还拐弯抹角地提出心理治疗医师本质上就是一种计算机：“可以把真人治疗师视为一个有一套跟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密切相关的决策规则的信息处理器和决策者。”ELIZA在模拟人的时候尽管有些笨拙，但它却鼓励人类把自己看成是对计算机的模拟。
人们对ELIZA这一软件的反应让魏泽鲍姆心力交瘁，这个现象在他头脑当中埋下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困扰他很多年的问题：“人就是一种能言善辩的能力达到了新水平的机器，对于给我们带来这种观点的计算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在ELIZA问世10年之后，魏泽鲍姆于1976年在他的著作《计算机威力与人类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中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提出，要想理解计算机带来的影响，就必须在诸如地图和钟表之类能改造自然并改变“人对现实的认知”的众多智力技术的背景下看待这种机器。这样的技术变成了“人们用来构建自己世界的部分原料”。这些技术一经采用，就永远不会被抛弃。起码只要不让人类社会陷入“极度混乱”，这些技术就不会废弃。魏泽鲍姆写道，一项智力技术“与社会结构融合得浑然一体，在各种各样至关重要的基础结构中根深蒂固，除非彻底破坏整个社会结构，否则再也无法把这项技术分离出来。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智力技术就成了任何社会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要件”。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字式计算机发明以来，我们对它的依赖与日俱增，而且这种趋势似乎无法动摇。魏泽鲍姆所说的那个几乎是“同义反复”的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一现象。“计算机似乎成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生存的先决条件。美国政府、企业和产业界中那些最‘进步’的分子对计算机不加鉴别地热烈拥抱，使得它在形式上成了社会生存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似乎计算机本身一直在帮助我们塑造现代文明社会。”魏泽鲍姆通过自己在分时网络方面的经验知道，计算机发挥的作用必将不断扩展，绝不会止步于政府管理流程和工业生产流程的自动化。计算机将会逐步成为定义人们日常生活的种种活动的仲裁者——怎样学习，怎样思考，怎样进行社会活动。他发出警告，智力技术的发展历史表明：“把计算机引入某些复杂的人类活动，可能就是让我们作出无法反悔的承诺。”我们的智力生活和社会生活可能也会像我们的工业流程一样，逐步成为计算机强加给我们的种种内容的反映形式。
魏泽鲍姆最终相信，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大特点恰恰就是人最不可能计算机化的部分——我们思想和身体之间的联系，塑造我们记忆和思维的经验，我们具有丰富情感的能力。在我们跟计算机越来越密不可分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通过电脑屏幕上闪烁摇曳、虚无缥缈的符号完成，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即将开始丧失我们的人性，丧失人之所以区别于机器的本质属性。魏泽鲍姆写道，避免这种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自我意识和无畏胆识，拒绝把我们精神活动和智力追求中最“人性化”的工作，尤其是“需要智慧”的任务委派给计算机。
魏泽鲍姆的《计算机威力与人类理性》是一本有关计算机及软件工作机理的学术专著，除此之外，它还是作者的大声疾呼，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员满腔热情，有时甚至是自以为是地对自己职业所具有的局限性的检讨。这本书并没有让作者跟同行们拉近关系。该书出版之后，魏泽鲍姆被视为那个领域的异端，遭到了主流计算机科学家，尤其是对人工智能孜孜以求的那些人的批判。达特茅斯人工智能会议组织者之一约翰·麦卡锡以嘲讽的口吻告诉很多技术专家，他把《计算机威力与人类理性》当做“一本不讲道理的书”弃置一旁，并且斥责魏泽鲍姆在进行伪科学的“道德说教”。在计算机数据处理领域之外，这本书只是激起了一层涟漪。该书问世之时，正赶上第一代个人电脑从业余爱好者的工作台一跃变成大众产品。社会大众整装待发，正在准备迎接一股即将把计算机带入大部分单位、家庭和学校的抢购狂潮，他们根本没有心情去考虑一位变节者的疑问。
木匠拿起锤子的时候，只要不是心不在焉，锤子就成了手的一部分。战士举起望远镜的时候，大脑就会通过一双新的眼睛去看东西，它能立刻适应截然不同的视野。在会使用钳子的猴子身上所做的实验表明，具有可塑性的灵长类动物大脑可以轻易地把工具融入自己的感觉图谱中，使人工工具感觉非常自然。在人的大脑中，这种能力进化得远远超过跟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表现出来的情形。我们能跟形形色色的工具融为一体，这是最能把我们区分为一个单独物种的属性之一。这种能力与我们高超的认知技能相结合，使我们擅长使用新技术。这种能力也使得我们擅长发明新技术。在新设备出现之前，我们的大脑就能想象出它的制造方法以及使用这种新设备所能带来的好处。美国俄勒冈大学神经学家斯科特·弗瑞（Scott Frey）说，让内在和外在、人体和工具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这是进化给我们带来的非凡心智能力，“毫无疑问，这是技术发展过程的一个基础步骤”。
我们和工具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系是双向的。就在技术成为我们自身的外延时，我们也成了技术的外延。木匠把锤子拿在手中的时候，他用手能做的只有锤子能做的事情。那只手变成了钉钉子和拔钉子的工具。战士把望远镜放在眼前的时候，他能看到的只有镜头允许他看到的东西。他的视野变远了，却对近处的景象视而不见了。尼采使用打字机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可以说明技术对我们发挥影响力的方式。这位哲学家不仅逐渐认为他的球形打字机是个“像我一样的东西”，而且他还感到自己正在变成像它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打字机正在塑造他的思想。艾略特在放弃手写诗词散文而改用打字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体验。他在1916年致康拉德·艾肯的信中写道：“用打字机写作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在抛弃过去钟爱的长句。简短，不连贯，就像现代法语散文似的。打字机有利于文章清晰明朗，不过我可不敢肯定它会使行文微妙深奥。”
所有工具在开创种种可能性的同时，也会带来诸多限制。工具用得越多，工具的形式和功能对我们本身的影响就越大。用了一段时间的计算机文字处理程序之后，我就开始丧失在纸质文本上书写、编辑的灵巧性，以上道理可以解释个中原因。我后来知道，自己的经历一点也不稀奇。诺尔曼·道伊奇报告指出，“习惯于用电脑写作的人不得不用手写字时，经常会不知所措”。就在他们逐渐习惯敲击键盘、观看魔术般出现在屏幕上的文字的过程中，他们“把思想转换成手写文字”的能力衰退了。如今，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使用键盘，学校也不再开设书法课，有足够的证明表明，手写能力正在从我们的文化中彻底消失。书写正在变成一种失落的艺术。基督教牧师兼传媒学者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在1967年说道：“我们塑造工具，然后工具塑造我们。”
麦克卢汉是卡尔金的良师益友，他阐明了技术立竿见影地强化和侵蚀我们的方式。在《理解传媒》一书最具洞察力的一段中，麦克卢汉写道，我们的工具“增强”了人体的哪个部分，哪个部分最终就会“麻木”。当我们用人工方式延展我们自身的某些部分时，我们同时也在让自己远离那个被增强的部分以及这个部分所具有的自然技能。动力织布机发明之后，织布工人一天生产出来的布匹远远超过手工织布时的产量，可是他们牺牲了一些手工操作的灵巧性，更不要说他们对纺织品的某些“感觉”了。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他们的手指变得麻木了。无独有偶，农民开始使用机器犁地、耙地的时候，他们也失去了对土壤的感觉。在今天的工业化农场中，农业工人坐在庞大拖拉机上方装有空调的驾驶室里，已经很少接触到土壤了——尽管他一天耕种的地，使用锄头的先人一个月也耕不完。开着汽车，我们可以到达的地方会比步行能够抵达的地方远得多，可是我们失去了步行者跟大地之间的亲密接触。
麦克卢汉承认，自己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技术带来麻木效应的人。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思想，《圣经·旧约全书》中的赞美诗对此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表达：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有鼻却不能闻。
有手却不能摸，
有脚却不能走。
有喉咙也不能出声。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为了利用技术的力量，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疏离。使用智力技术的时候，代价尤其高昂。智力工具增强同时也麻痹了我们自然能力中最本质、最人性化的部分——用于推理、领悟、记忆和情感的能力。尽管机械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可是它也让我们远离了时间的自然流逝。刘易斯·芒福德在描述钟表如何“帮助人们创立一种信念，认为独立世界是可以用数学方法测量的序列”的同时，他也强调了钟表造成的另一个后果，那就是把“时间跟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在芒福德所持观点的基础上，魏泽鲍姆提出，从计时仪器中形成的世界观念“当时是并且一直都是旧观念的简单翻版，因为这一观念仍然建立在拒绝接受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而正是这些直接经验形成了旧的现实世界的基础，并且也正是这些直接经验构成了旧的现实世界”。在决定何时吃饭、何时工作、何时睡觉、何时起床时，我们不再听命于自己的感觉，而是开始服从钟表。我们变得科学多了，可是我们同时也变得更机械了。
即便是像地图这样一种看起来很简单、很有利的工具，同样也会产生麻木效应。地图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导航能力。人们第一次满怀信心地穿行于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这一进步刺激了探险、贸易及战争的历史性扩张。但是，他们领略自然风光的能力、在头脑中为周边环境绘制地图的能力衰退了。地图对空间的二维抽象表现使其成为使用地图的人及其对现实环境的认知的媒介。我们根据近来的大脑研究结论可以推断，上述能力的丧失必定对应着物理上的改变。在人们逐渐依赖地图而不是自己的方位感判断位置的过程中，他们会经历大脑中专门负责空间解析功能的海马状突起的萎缩。这种麻木肯定也会出现在他们的神经细胞当中。
今天，我们开始依靠以计算机为基础的GPS全球定位系统为我们指引方向，我们可能又将经历一个这样的适应过程。牵头开展伦敦出租车司机大脑研究的神经学家埃莉诺·马圭尔（Eleanor Maguire）担心，卫星导航系统会对出租车司机的神经元造成“很大影响”。她在代表研究团队发言时说：“我们非常希望他们不要使用导航系统。我们认为，出租车司机大脑内的海马状突起的体积增大，是由于他们需要记住大量信息。如果开始使用导航系统，这种知识库将遭到削弱，并且可能带来我们预见的大脑变化。”出租车司机将会从牢记城市道路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可是他们同时也会失去这种训练带来的与众不同的智力优势。
技术会让它们所增强的那种能力麻木，甚至完全丧失。麦克卢汉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把社会浪漫化为人类发明地图、钟表、动力织布机之前的那种情形。他明白，疏离是技术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使用能对外部世界施加极大控制力的工具，我们都会改变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心理上的距离是施加控制的前提。有些情况下，疏离恰恰就是工具的价值所在。我们之所以建造房屋、缝制衣服，是因为我们想要远离风吹雨淋，远离寒冷侵袭。我们之所以建造排污管道，是因为我们想要远离自己的排泄物，希望跟它们保持健康的距离。自然不是我们的敌人，但它也不是我们的朋友。麦克卢汉的观点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任何一项新技术，或者一项新的进展，需要对所失和所得具有同样的敏感性。我们不应该允许技术的荣耀蒙住内心的双眼，完全无视我们自身某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将陷入麻木状态的可能。
联网电脑作为一种通用传媒，是对我们的感觉、认知和记忆的绝对扩展，它是一个强大的神经中枢放大器。计算机造成的麻木效应同样十分强大。诺尔曼·道伊奇解释说，“计算机扩展了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处理能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中枢神经系统”。电子传媒“在改变神经系统方面非常有效，因为它们的工作方式类似，并且基本上能够互相兼容，易于链接”。由于神经系统具有可塑性，因而“可以利用这种兼容性，跟电子传媒合二为一，构成一个更强大的单一系统”。
我们的神经系统之所以会如此迅速地跟计算机“合二为一”，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哈佛大学社会认知与情感神经学实验室主任詹森·米切尔（Jason Mitchell）说，进化已经为我们的大脑注入了强大的社会化本能，这种本能“带来了一套推理方法，让我们认为周围的东西都是会思考、有感情的”。最近的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有三个高度活跃的大脑区域——一个位于大脑前额叶，一个位于大脑顶叶，还有一个位于顶叶和颞叶的交界部分——“专门负责理解他人的心理活动”。米切尔说，我们与生俱来的“读心”能力对人类的生存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可以“让庞大的群体协调一致，共同实现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然而，在我们进入计算机时代之后，我们跟他人心灵相通的能力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米切尔写道，“进行社会化思考的那些大脑区域长期处于过度活跃的状态”，这会导致我们把无脑当有脑，甚至会认为“没有生命的物体”也有思想。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会模仿跟我们发生交互作用的他人的思想状态，不管这个思想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我们之所以那么快就把人的特征赋予计算机，同时又把计算机的特征赋予我们自己，这种神经“镜像”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其中的原因。
我们愿意甚至渴望跟计算机一道进入道伊奇所说的“一个更强大的单一系统”，这不仅是数字计算机作为信息传媒所具有的特征的派生物，也是我们的大脑对社会进行适应的派生物。尽管大脑和机器之间的这种模糊性可能会让我们执行特定认知任务时的效率提高很多，但它也会对我们作为人的身份界定构成威胁。我们的大脑心甘情愿融入其中的那个系统在让我们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的同时，也把自己的限制强加给了我们。把卡尔金的说法略作调整就是：我们给计算机编程序，然后计算机给我们编程序。
这种效应的实际效果并不总是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利。很多针对超文本和多媒体的研究表明，当网上五花八门的刺激导致大脑过载的时候，我们的学习能力会受到严重影响。信息越多，知识越少。我们使用的很多软件工具又怎样呢？至于我们赖以发现信息、评估信息，我们赖以酝酿思想、交流思想，以及我们赖以执行其他认知任务的所有应用程序，它们是怎样影响我们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的呢？2003年，荷兰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夫·范·尼姆韦根的临床心理医生开始对计算机辅助学习展开研究。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撰稿人后来把这项研究称为“对当前计算机应用以及我们对基于屏幕的跟信息系统之间交互行为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潜在危害的最有趣的探讨之一”。尼姆韦根让两组志愿者在计算机上解决一个棘手的逻辑难题。这个难题要求按照一套规则转移两个盒子之间的彩球，那套规则规定了在什么时间可以移动哪个球。一组实验者使用计算机软件，软件的设计原则是尽可能地为人提供帮助。在志愿者解决这个难题的过程中，软件会在屏幕上显示帮助信息，比如说，哪一步移动可以执行，软件会给出视觉提示。另一组实验者使用的是基本程序，不提供任何帮助信息。
在解决难题的早期，一如我们的预期，使用有提示信息软件的那一组志愿者正确移动彩球的操作比另一组快。可是随着测试的继续进行，原本落后的那一组正确操作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到最后，使用没有帮助功能的软件的那组志愿者反而能又快又准地解决问题。他们操作中出现僵局——一步都不可能再前进的状态——的情况也比另一组少。尼姆韦根在研究报告中写道，研究发现表明，使用没有帮助功能的软件的那组人可以更好地预先规划、制定策略，而使用具有帮助功能软件的那一组倾向于依赖简单的试错方法。事实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用有帮助功能的软件的那些人经常在那里“漫无目的地点来点去”。
在那次实验的8个月之后，尼姆韦根又把两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再次解决彩球难题，这次的实验内容有所变化。结果他发现，原先使用没有帮助功能的软件的那些人解决问题的速度几乎达到另一组人的两倍。在另一个测验中，他让两组志愿者使用普通日历软件安排一连串复杂的会议，其中有些人需要交叉参会。还是一组使用提供大量提示信息的软件，另一组使用不带帮助功能的软件。结果跟上次一模一样。使用不带帮助功能的软件的志愿者“在解决问题时，多余移动的次数少，表现得更加直截了当”，他们展示了更加“有计划的行为”特征和“更聪明的解题思路”。
尼姆韦根在研究报告中特别强调，志愿者在基本认知技能方面经过对比，不存在什么差异。能够解释两组志愿者表现上的差异的，正是软件设计的不同。使用不带帮助功能的软件的志愿者始终如一地展现出“更集中的焦点目标，更直接、更经济的解决办法，更优秀的解题策略，以及对知识更好的铭记效果”。人们对软件提供的外在指导依赖越多，他们在解题过程中自身投入得就越少，最终学会的东西也就越少。尼姆韦根总结说，这个研究发现表明：在我们把解决问题的工作以及其他认知任务“外包”给计算机的时候，我们就削弱了我们的大脑“建立稳固的知识结构”，也就是图式的能力，而这种知识结构可以在以后的“新情况下加以应用”。言辞犀利的人还可以表述得更尖锐：软件越聪明，用户越愚蠢。
尼姆韦根在讨论自己的研究结果隐含的意义时提出，为了强迫用户更深入地思考，程序员可以有意在软件设计中减少帮助功能。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是很难想象商业软件和网络程序开发人员会这样做。尼姆韦根本人也注意到，计算机软件程序设计的一个长期趋势就是追求“越来越友好的用户界面”。放在互联网上，这个趋势尤其准确。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轻松，为了把解决问题及其他脑力劳动的重担从用户身上转移到微处理器上，互联网企业展开了异常激烈的竞争。搜索引擎的演化发展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在谷歌公司成立之初，它的搜索引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具：在搜索框里输入关键词，然后点击“搜索”按钮。可是，面对来自微软等其他公司搜索业务的激烈竞争，为了让自己的服务越来越殷勤周到，谷歌公司一直都在坚持不懈地努力。你现在只要在搜索框里输入关键词的第一个字母，谷歌搜索引擎马上就会提供一个以此字母开头的搜索条目列表。谷歌公司解释说：“我们的软件算法利用非常广泛的信息，来预测用户最有可能想查询的内容。我们把更加精炼的搜索条目送到眼前，可以让你的搜索过程更便利、更高效。”
这种形式的自动化认知处理已经成了程序设计者的惯用手段。这样的做法很有道理：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寻求能够提供最大帮助和最好指导的软件工具和网络站点，对难以掌握的事物则避之唯恐不及。我们想要友好型、带有帮助功能的软件。然而，当我们把思考的苦差事扔给计算机软件的时候，我们可能正在以微妙但肯定的方式弱化自己的脑力。农夫在把铁锹换成耕犁的时候，他的耕地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但与此同时他自己胳膊上的肌肉变弱了。在我们将脑力劳动自动化的时候，与此类似的得失也会发生。
我们用来筛选网上信息的工具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习惯，如何界定我们的思想内容？最近开展的另外一项学术研究为这种影响方式提供了证据。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詹姆斯·埃文斯（James Evans）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数据库，涵盖了从1945年到2005年期间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大约3400万篇学术论文。他对这些论文的引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刊物由印刷发表转为网上发表之后，引用模式以及由此推论出来的研究模式有没有发生变化。考虑到检索数字文本要比检索印刷文本容易得多，人们普遍认为刊物在网上出版会极大地拓宽学术研究范围，从而使引用的类别更加广泛。然而，埃文斯发现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随着越来越多的刊物转到网上，学者们实际引用的论文数量比以前减少了。在以往印刷刊物上的文章纷纷实现数字化并上传到互联网的过程中，学者们对发表日期更近的文章的引用频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可用信息范围日益加宽，可是却导致了埃文斯所说的“科学和学问的日趋狭窄”。
埃文斯在2008年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在解释这一有违直觉的研究发现时指出，像搜索引擎这样的自动化信息过滤工具往往会成为文章声望的放大器，关于什么信息重要，什么信息不重要，这种过滤工具建立起一种舆论观点，然后持续不断地强化这种观点。此外，跟随超链接一路前行轻松便捷，这也导致在网上进行调查研究的那些人“会跳过很多相关程度不高的文章”，而阅读印刷文章的研究者在一页页地翻阅期刊或专著的时候，通常会习惯性地略读这些内容。埃文斯写道，学者们“找到主流观点”的速度越快，他们“遵从这种观点，从而导致在更少的篇幅当中引用更多内容”的可能性就越大。尽管在图书馆里辛苦翻检这种传统研究方法的效率大大低于网上搜索，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会开阔学者的视野：“在印刷文本上浏览和精读会让研究者翻阅不相关的论文，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对比。”轻松的方式未必是最好的方式，不过轻松的方式是我们的计算机和搜索引擎鼓励我们采用的方式。
在泰勒引入他那套科学管理制度之前，单个劳动者利用自己受过的训练、学过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工作。也就是说，他可以按照自己写的剧本行事。而在泰勒之后，劳动者开始遵循别人写好的剧本。人们不指望机器操作员理解操作脚本是怎么写的，更不指望他能理解剧本背后的推理过程，对他的期望只是简单地遵守剧本要求。个体自治造成的凌乱一扫而光，工厂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效率更高了，工厂的产出更容易预测了。工业生产随之蓬勃发展，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伴随着凌乱性一并消失的是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奇思妙想。有意识的创造变成了无意识的例行公事。
上网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遵从别人写好的剧本——即便把那些藏在幕后的程序代码展示给我们，也很少有人能理解。我们通过谷歌搜索引擎或其他搜索引擎查找信息时，是在遵照剧本演出。我们浏览网站推荐给我们的内容时，是在遵照剧本演出。这些剧本可以是匠心独具、极其有用的，就像它在奉行泰勒主义的工厂里表现的那样。但是，它们也把智力探索的凌乱过程机械化了。计算机程序员托马斯·洛德（Thomas Lord）认为，软件最终会把人类活动中最具私密性、最个人化的行为转变为具体步骤“在网页逻辑中编码实现的”无意识的“例行公事”。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直觉行动，而是心不在焉地敷衍了事。
霍桑坐在沉睡谷绿树成荫的空地上忘我沉思的时候，他的大脑里究竟在想什么呢？霍桑内心的活动又是如何不同于拥挤嘈杂的火车上那些都市人的呢？过去20年来，一系列心理学研究揭示，人们在寂静的乡间独坐，与大自然接近时，会表现出更强的注意力、记忆力以及认知能力。他们的大脑变得既沉着又敏锐。根据注意力恢复理论，原因在于：人们不受外部刺激影响的时候，大脑能够有效放松。在这个时候，大脑不再需要为处理源源不断的分神刺激而加重工作记忆的负担。沉思状态加强了他们对思绪的控制能力。
这类研究的最新结果发表在2008年年底的《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马克·伯曼（Marc Berman）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招募了三四十名实验对象，先让他们接受一系列严格测验，以测试他们工作记忆的容量以及他们控制自己注意力的能力。随后实验对象被分为两组，一组在一个僻静的公园里散步大约一小时，另一组则在繁忙的闹市街道上步行同样长的时间。然后，两组实验对象接受第二次测验。研究人员发现，在公园里散步“显著提高”了人们在认知测验中的成绩，这标志着他们的专注程度有了实质提高。相比之下，在闹市区散步则没有提高测验成绩。
研究人员随后又对另一组实验对象进行了类似实验。在新的实验中，两轮测验中间不安排散步，只是让他们分别观看不同的照片，一组照片反映的是宁静的田园风光，而另一组反映的则是城市中的繁忙生活。实验结果跟前面一样。观看自然风光的实验对象能实质性提高对自己注意力的控制力，而观看城市景象的那些人在专注程度方面没有提高。研究人员总结说：“总而言之，跟大自然之间简单而短暂的交互作用可以在认知控制方面产生明显的提高效果。”对“有效发挥认知机能”而言，在自然界中花点时间看来是“极其重要”的。
互联网上没有沉睡谷，也没有宁静的场所可以让寂然凝虑的沉思状态展现其恢复大脑元气的神奇魔力，有的只是城市街道上无穷无尽的嘈杂之声。互联网就像热闹的城市一样，带来的刺激令人振奋。我们不愿意放弃这些刺激。但是，这些刺激同样也让人心绪烦乱、疲惫不堪。我们让脑力工作自动化，我们把对思考和记忆的控制拱手让给威力强大的电子系统。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科学家魏泽鲍姆和艺术家福尔曼共同担忧的问题：对我们人性的缓慢侵蚀。
不光深层思考需要一个平静安宁、全神贯注的头脑，同情心也同样需要。关于人们怎样经受恐惧，如何应对身体威胁，心理学家早就展开研究了。不过，直到最近，他们才开始研究我们高贵本能的根源。美国南加州大学大脑与创造性研究所主任安东尼奥·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解释说，他们的研究发现是高级情感来自“天生缓慢”的神经过程。在最近开展的一次实验中，达马西欧和他的同事让实验对象听关于人们经受肉体痛苦或精神痛苦的描述。然后让实验对象进入核磁共振成像仪，要求他们回忆故事情节，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实验结果揭示，虽然人脑对肉体痛苦的反应非常迅速——一看到有人受伤，自己大脑里的疼痛中枢几乎马上就会激活，但对精神痛苦表示同情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要缓慢得多。研究人员发现，对大脑而言，“超越身体上的即时参与”，开始理解并感受“一种情境下的心理因素和道德因素”，这需要时间。
研究专家说，这个实验表明，我们的精力越容易分散，我们就越难以体验同情、怜悯等最具人性特征的微妙情感。玛丽·海伦·伊莫蒂诺·杨是这个研究团队里的一员，她说：“对某种类型的思想，尤其是对有关他人的社会境况和心理境况的道德判断而言，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足够的反思。如果事情发生得太快，你可能无法全面体会他人的心理状态。”互联网正在破坏我们的道德感，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未免失之轻率。互联网正在重新布置我们生死攸关的神经通路，互联网正在不断削弱我们沉思冥想的能力，因而它正在改变我们的情感深度以及我们的思想深度，提出这样的观点并不轻率。
我们的头脑轻而易举地适应了互联网的智能伦理，有些人为此欢欣鼓舞。《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写道：“技术进步不会逆转，因此以多任务方式处理、消费各种不同种类信息的趋势只会继续下去。”然而，我们无须担忧，因为我们的“人性软件”会及时“赶上让信息充分成为可能的计算机技术”。我们会不断“进化”，变成更机敏的数据消费者。《纽约》杂志一位封面故事作者说，在网络信息中“过滤筛选”是“21世纪的任务”，随着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为了更加高效地处理更多信息，大脑连线将会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可能会丧失“自始至终全神贯注于一项复杂任务”的能力，但是作为补偿，我们会获得诸如能够“通过6种不同媒体同时进行34场交谈”之类的新技能。
这些作者认为我们所处的新型信息环境正在塑造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大脑具有适应能力，这是固化在大脑工作机理中的规律，也是智力发展史的基调。可是，如果说他们的心安理得能给人带来安慰的话，那这种安慰令人不寒而栗。适应能力让我们更好地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但那在性质上是一个中立的过程。到头来，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正在改变，而是我们变成了什么。20世纪50年代，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说，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浪潮”是“那样的迷人，那样的诱人，计算思维必将作为唯一的思维方式为人们所接受和践行”。在他看来，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沉思冥想”能力将会变成鲁莽进步的牺牲品。甚嚣尘上的技术进步就像康科德镇上到来的火车一样，带走了只能由沉思冥想而来的领悟、思考和情感。海德格尔写道，“技术狂热”带来了“让技术遍地生根”的威胁。
我们现在可能正在步入技术遍地生根的最后阶段。我们热烈欢迎技术狂热进入自己的灵魂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