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已经有很长的篇幅不使用第一人称了，现在是该“我”再次短暂现身的时候了。我在前面几章中已经拖着你穿越了很大的时空范围，我对你能跟着我坚持到现在的坚韧精神十分欣赏。你刚才所经过的道路，与我在试图搞清楚自己头脑内部所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所走的正是同一条路。在神经可塑性科学和智力技术进步这两个领域钻研得越深入，我就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智力发展史的全面背景下来观察，才能对互联网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作出正确判断。互联网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在众多影响人类思维模式的工具当中，互联网是最新出现的一种工具，这是对它的最佳理解。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使用互联网会对我们大脑的工作方式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影响这个问题上，科学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将会是未来大量科学研究的主题。不过，我们已经了解或者说可以总结的内容也有很多。新的研究结论甚至比我猜想的结果更加令人不安。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教育专家以及网站设计人员进行了很多不同研究，这些研究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当我们上网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鼓励粗略阅读、三心二意、肤浅学习的环境。上网时也存在深入思考的可能，就像读书时也存在浅层思考的可能性一样，不过，互联网这种技术鼓励的可不是那种深层的思考。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在了解我们今天对大脑可塑性的认识之后，假如你打算发明一种传媒技术，并希望这种传媒尽可能迅速、彻底地重新排列我们的神经回路，你最终设计出来的东西，无论外观还是工作方式，可能都会跟互联网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不仅仅是我们将会习惯甚至痴迷于使用互联网的问题。问题在于，互联网精确地释放出某种类型的感官刺激和认知刺激——反复的、高强度的、交互式的、使人上瘾的，这种刺激已经导致大脑神经回路和大脑功能发生了强烈而迅速的改变。除了字母和数字之外，互联网可能是引起大脑改变的唯一一项最有力的通用技术。最起码是自有书籍以来最有力的一项技术。
一天当中，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花在网上的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有时候还要长得多。上网期间，我们通常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相同或类似的动作，动作的速度一般都很快，这些动作通常是对通过显示屏或扬声器发出的提示性信息所作出的反应。有些动作是肢体行为：敲击电脑键盘；拖着鼠标点击右键或左键，要不就是旋转鼠标转轮；用指尖在写字板上划过；用拇指在黑莓手机的实际键盘或虚拟键盘上点击一篇文章；点击iPhone、iPod、iPad等设备触摸屏上的一个个图标，在“场景”模式和“肖像”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在我们做出这些动作的过程中，互联网会向我们大脑中的视觉皮层、触觉皮层和听觉皮层发送稳定的刺激输入流。我们点击鼠标、滚动转轮、敲击键盘、触摸屏幕的时候，会有通过手和指尖传来的感觉产生。同样，新邮件到达、即时消息传来、手机振铃等发出的声音会通过耳朵发出听觉信号以提醒我们这些事件的发生。当然，在我们畅游网络世界的时候，会有无穷无尽的视觉信号从我们的视网膜上闪过：除了变化不停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内容，还有画线或彩色文字标出的超链接、随不同功能变换形状的光标符号、以粗黑字体显示的新到电子邮件的标题、等着你去点击的虚拟按钮、敬候你去拖动的各式图标及其他屏幕元素、需要一一填写的网络表格、等待阅读或删除的弹出式广告和窗口。到目前为止，除嗅觉和味觉外，互联网动员我们所有的感官参与进来，而且是让这些感官同时参与活动。
互联网还提供了一个高速传递响应和回报的系统，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正强化”，这个系统鼓励肢体行为和精神行为的重复进行。我们点击一个链接，就获得了一些可用来查看和评价的新内容。我们在谷歌搜索引擎上搜索一个关键词，眨眼之间就得到了一个有趣信息的列表，可以让我们加以评判。我们发送一篇文档、一条信息或者一封电子邮件，经常是分秒之间就能收到回复。我们使用Facebook之类的社交网站，可以吸引结交新朋友，也可以跟老朋友加强联系。我们通过Twitter发送信息，可以赢得新的追捧者。我们写博文，可以吸引来自读者的评论，也可以被别的博主加为链接。互联网具有交互性，为我们提供了功能强大的新型工具，可以用来查找信息、表达自我，也可以跟别人交谈、结识。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把我们变成了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为了得到社会营养或智力营养的小药丸，坚持不懈地压动杠杆。
互联网以远超过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强迫性，牢牢掌控着我们的注意力。观察一下这样的情景：小孩子给他的朋友发送手机短信，大学生在Facebook网站页面上查找新消息和新请求，商务人士在黑莓手机上浏览电子邮件。或者你也可以现身说法，考虑一下你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然后点击各个链接查看的情形。你所看到的是一个被传媒深深吸引的头脑。我们上网的时候，常常会把身边的其他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就在我们忙于处理通过电脑传送过来的各种符号和感官刺激的过程中，现实世界不断向后退却。
互联网具有的交互性同样也放大了这种效应。由于我们通常是在一种社会环境中使用电脑，比如用来跟朋友和同事交谈，或者用来制作自己的“个人简历”，或者通过博文和个人主页更新发布自己的思想，因此我们的社会地位总是处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展开的竞赛之中，从而也就总是充满风险。结果就是个人的自我意识——有时候甚至是恐惧意识——加剧了我们沉溺于网络的强烈程度。这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千真万确的，对年轻人尤其如此，他们往往更多地使用手机和电脑发送信息。今天的青少年在不睡觉的时候，平均每隔几分钟就会发送或接收一条信息。心理医学家迈克尔·哈斯乌尔（Michael Hausauer）发现，青少年和年龄更大一些的成年人“对同龄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具有令人震惊的强烈兴趣，同时，他们对远离这个圈子表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焦虑”。
对互联网的使用涉及许多似是而非的悖论。其中，必将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产生长远影响的一个最大的悖论是：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全神贯注于传媒本身，专心致志地盯着忽明忽暗的屏幕，可是通过屏幕快速传来的各种信息和刺激让我们眼花缭乱，心神不宁。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我们一上网，互联网就会对我们产生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诱惑。人类“想获取更多的信息，想留下更多的印象，想拥有更复杂的特性”，瑞典神经学家托克尔·科林博格（Torkel Klingberg）如是说。我们倾向于“寻找那种需要多种功能同时运行的情形，或者是被信息完全淹没的场景”。对于我们渴望被淹没于精神刺激的强烈愿望，如果说印刷书籍的缓慢进展令人沮丧，那么互联网则满足了这个心愿。较之历史上所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技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让人分神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就在互联网向我们呈上信息盛宴的同时，它也把我们带回了彻头彻尾的精力分散的天然状态。
精力分散并不一定都是坏事。大部分人从自身经验中了解到，如果我们过分专注于一个棘手的问题，可能会陷入一种思维定势。如此一来，我们的思路就会变窄，徒劳无功地苦苦思索，结果总是提不出新想法。可是如果把问题暂时放下，“留待明天解决”，等我们回头拾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新的视角，创造性随之迸发。荷兰心理学家艾普·迪克特赫斯是内梅亨大学潜意识实验室主任，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注意力出现中断，可以让我们在潜意识层面思考问题，从而获取有意识地考虑问题时难以获得的信息和无法开展的认知过程。他的研究揭示出，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一个极其困难的思想挑战上转移开一段时间，通常可以作出更好的决定。可是迪克特赫斯的研究同时也表明：在我们对问题进行有意识的明确定义之前，潜意识的思考过程并不会涉及这个问题。迪克特赫斯写道，如果我们头脑中没有一个特定的智力活动目标，“潜意识的思考就不会出现”。
互联网所鼓励的持续不断的精力分散，借用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的说法，就是“一次接一次的走神造成的分神”状态，与暂时性的分神截然不同，后者是我们在权衡利弊从而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有目的地分散精力，它可以让我们的思维重新恢复活力。互联网发出的各种刺激性杂音，既造成了有意识思维的短路，也造成了潜意识思维的短路，因而既阻碍我们进行深入思考，也阻碍我们进行创造性思考。我们的大脑变成了简单的信号处理器，不断地把信息迅速转变成意识。
2005年，迈克尔·梅尔则尼奇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表达了自己对互联网强大威力的反思，这种威力给我们的神经结构带来的不是轻微变化，而是根本性改变。他注意到“每次学会一项新技能或者练就一种新能力，我们的大脑在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都会发生相当程度的改变”，因此他把互联网描述为一系列“现代文化专业化进程”的最新发展，“可以重复‘练习’数百万次的事件，1000年前的人是绝对没有机会接触的”。他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影响对我们的大脑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梅尔则尼奇在2008年的一篇博文中又谈到这个主题，他再次强调了他的观点。他发现我们的头脑会“强化那些经过大量练习的特殊过程”，进而写道，“当文化驱动我们的用脑方式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变化就会造就‘不同’的大脑”。尽管他承认现在很难想象没有互联网、没有搜索引擎的生活情形，但他强调说：“互联网的大量应用造成了神经学后果。”
我们因为上网而不再做的事也会产生神经学结果。正如同步放电的神经元会连接在一起，不同步放电的神经元就不会连接在一起。由于浏览网页挤占了我们用来读书的时间，由于收发短信挤占了我们用来遣词造句的时间，由于在网络链接中不断跳转挤占了我们用来沉思冥想的时间，原本用来支持旧有智力功能和精神追求的神经回路逐渐弱化，并且开始分崩离析。大脑会回收那些闲置不用的神经细胞和神经突触，将其用于其他更迫切的工作。我们会获得新的技能和新的视角，可是旧的技能和视角也会因此而丧失。
盖瑞·斯默尔（Gary Small）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学教授，兼任该校记忆与退化中心主任。斯默尔一直从事数字传媒带来的生理学效应和神经学效应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为梅尔则尼奇认为互联网造成大脑广泛变化的观点提供了支持依据。他说：“当前出现了数字技术的大爆炸，这不仅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而且还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大脑。”计算机、智能手机、搜索引擎以及其他类似工具的日常使用“刺激了大脑细胞的改变和神经递质的释放，在逐步强化大脑当中新的神经通路的同时，也在弱化那些旧的神经通路”。
2008年，斯默尔与两位同事一道开展了针对互联网应用造成影响的首次实验，该实验结果表明，为适应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人脑正在发生变化。研究人员征集了24个志愿者，其中12个是经验丰富的网民，另外12个是网络新手，在他们利用谷歌搜索引擎进行搜索的时候，研究人员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由于核磁共振成像仪内部无法容纳计算机设备，他们为实验对象配备了一副专门的眼镜，把网页内容投映到眼镜上，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手持式触摸板，用来浏览网页。）扫描结果显示，谷歌搜索经验丰富的实验对象的大脑活动要比网络新手的大脑活动广泛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熟悉上网的实验对象使用了大脑左前区域（就是生理学上所说的左前额叶皮层背外侧区）中的一个特定神经网络，而网络新手在这个区域表现出的大脑活动微乎其微，如果说不是完全没有的话”。为了检验实验结果，研究人员还让实验对象在模拟读书环节阅读线性文本，在这个时候，两组实验对象的大脑扫描结果没有表现出大脑活动的显著差异。显然，经验丰富的网民通过大量使用互联网，建立起了与众不同的神经通路。
6天之后再次重复这项实验的时候，实验结果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出现了。在实验间隔期间，研究者让网络新手每天上网一小时，在互联网上搜索内容。新的扫描结果显示，他们原来基本上处于静止状态的前额叶大脑皮层现在表现出广泛的活跃性，就像上网老手大脑活动的情况一样。斯默尔写道：“刚刚经过5天练习，网络新手大脑前部区域同样的神经通路就变得活跃起来。上网5小时后，网络新手已经完成了大脑内部的重新布线。”接下来他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大脑对每天短短一小时的电脑使用如此敏感，当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上网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另外一项研究发现让阅读网页和阅读图书之间的差异显露无遗。研究人员发现，跟阅读纸质图书相比，当人们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时，他们表现出一种极为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在跟语言、记忆和视觉处理相关的大脑区域，读书人的大脑表现出很大的活跃性，而在大脑前额叶区域，他们大脑的活跃程度不高，这个区域与制定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功能密切相关。相形之下，当有经验的网民搜索网页的时候，在上述各部分大脑区域都表现出广泛的活跃性。这一结果令人高兴的方面在于，因为上网可以调动如此之多的大脑功能，所以上网可以帮助老年人保持敏锐的思维。斯默尔说，在网上搜索和浏览网页类似于填字游戏，可以“锻炼”人的大脑。
至于上网时深度阅读以及其他需要长时间聚精会神的行为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困难，网民大脑中广泛的活动情况也指明了个中原因。上网的时候，大脑需要评估网页链接，需要作出相关的浏览选择，同时还得处理目不暇接的感官刺激，这都要求持续不断地进行精神协调和决策，从而把大脑注意力从解释文本及其他信息的工作中转移开来。作为阅读者，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遇到一个网页链接，都得稍作停顿，至少也会停顿一瞬间，让前额叶大脑皮层评估一下是否应该打开这个链接。智力资源改变方向，从阅读文字转向作判断，对我们而言是无法察觉的——大脑的运行速度很快。但是，研究已经表明这种活动会阻碍我们对所阅读内容的理解和记忆，停顿动作频繁重复的时候，阻碍作用尤其明显。由于前额叶大脑皮层需要承担执行功能，因而我们的大脑不光得到了锻炼，还会变得负担过重。互联网把我们真真切切地送回了单词连写的时代，在那个时候，读书是一项劳心费神的认知行为。玛丽安·沃尔夫说，选择网上阅读，我们牺牲了实现深度阅读所需要的条件。我们回到了“单纯的信息解码”状态。在全神贯注地深度阅读时，我们形成了建立丰富的神经连接的能力，现在这种能力基本上被闲置了。
史蒂文·约翰逊在2005年出版的《一切坏事对你都有好处》（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一书中，对从计算机使用者大脑中观察到的丰富而广泛的神经活动与图书阅读者大脑中表现出来的较轻微的神经活动作了对比。二者比较的结果让他提出这样的论点：使用计算机比阅读图书产生了更加剧烈的神经刺激。他写道，神经学证据甚至可以让人得出“读书会习惯性地不产生感官刺激”的结论。不过，尽管约翰逊的论断是对的，但他对大脑活动不同模式的解释却会误导他人。恰恰是读书“不产生感官刺激”这一事实使得这项活动在智力方面具有极大的好处。深度阅读让我们得以过滤掉那些分散精力的刺激，保证大脑额叶平静安宁地发挥解决问题的功能，从而使深度阅读变成了一种深思的形式。博览群书的读者拥有一个平和而非喧闹的头脑。在神经元的相互连接问题上，认为越多越好的想法是错误的。
澳大利亚教育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John Sweller）30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大脑如何处理信息，尤其是我们如何学习。他的研究结果阐明了互联网及其他传媒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风格和思维深度的。他解释说，两种迥然不同的记忆功能并存于我们的大脑当中：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我们把即时的印象、感觉和思考作为短期记忆存放，这些记忆内容通常只能维持几秒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所有认识，无论是有意识学到的还是无意识学到的，都会以长期记忆的形式保存，这种记忆可以在我们的大脑中保持几天、几年，甚至一辈子。有一种特殊类型的短期记忆叫做工作记忆，它在把信息转化为长期记忆进而创建个人的知识存储方面发挥着十分有益的作用。工作记忆是我们在任一特定时刻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内容。“我们对处于工作记忆中的内容都有意识，而对在此之外的其他内容没有意识。”斯威勒说道。
如果说工作记忆是大脑当中的便笺本，那么长期记忆就是大脑中的文件柜。长期记忆的内容基本上都在意识之外。为了想起以前学习或经历过的事情，大脑必须把相关内容从长期记忆转变成工作记忆。斯威勒解释说：“只有将其转为工作记忆后，我们才会知道长期记忆中存放着什么信息。”人们过去一度认为，长期记忆的作用仅仅相当于一个大仓库，用来存放事实、印象及事件，“在大脑思考和解决问题等复杂的认知过程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不过，脑科学家已经认识到，长期记忆实际上是人们理解领悟的场所，存放其中的不只是事实，还有复杂的概念，或者说“图式”。这些图式把零散信息组织排列起来，形成知识模式，从而使得我们可以进行深入而丰富的思维活动。斯威勒说：“我们高超的智力主要来自长期获得的各种图式。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相关概念，是因为我们拥有与这些概念密切相关的图式。”
把信息从工作记忆转为长期记忆，进而形成概念性的图式，这种能力决定了我们的智力深度。不过，从工作记忆到长期记忆的传输通路也形成了大脑当中的主要瓶颈。工作记忆不同于具有很大存储容量的长期记忆，它能保存的信息非常之少。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在1956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神奇的数字7，加减2”（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的著名论文，他在论文中提到，大脑的工作记忆一般只能存放7条信息，或说7个“元素”。现在看来，连这个数字也有夸大之嫌。根据斯威勒的说法，当前证据表明，“在任一特定时刻，我们能够处理的元素不会超过2~4个，而实际数值大都偏于这个范围的下限而非上限”。此外，我们在工作记忆中保存的元素转瞬即逝，“除非通过反复记诵不断更新这些内容”。
想象一下用水管往浴缸里加水的情形。把工作记忆中的信息转入长期记忆的时候，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媒体通过调节信息流的速度和强度，对上述过程施加着强大的影响。读书的时候，流出信息的龙头提供了稳定的水流，而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节奏来控制这股水流。当一心一意地专注于书本时，我们能够把所有的或大部分信息一点一滴地转入长期记忆，进而形成创建图式所必不可少的联系。使用互联网的时候，我们面对着许许多多个信息龙头，每个龙头都开到最大，水流喷涌而出。当我们从一个龙头匆匆转向下一个龙头的时候，小小水管里的水就会溢出来。我们只能把一小部分信息转入长期记忆，而且我们转存的是从不同龙头流出的混合内容，而不是从一个来源不间断地流出的连贯水流。
在任一特定时刻流入大脑工作记忆区的信息称为我们的“认知负荷”。当负荷超出大脑存储、处理信息的能力时，亦即水流溢出水管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保存信息，也不能让这些信息和已经存储在长期记忆中的那些信息建立联系。因而，我们就不能把新信息转变为图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习能力受到损害，而我们的理解领悟也只能停留在肤浅的层次。由于我们保持注意力的能力也取决于自己的工作记忆，用托克尔·科林博格的话说就是，“我们必须记住要把精力集中在什么上”，因而高强度的认知负荷也会加剧我们的精力分散程度。大脑负担过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分神的事物更容易让人分神”。（有些研究结论把注意力缺失症和工作记忆的负担过重联系起来。）实验表明，工作记忆达到极限的时候，把相关信息从无关信息中区分出来，即把信号从噪音中区分出来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变成了心不在焉的数据消费者。
斯威勒写道，理解领会一个问题或一个概念，面临的困难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记忆的负荷”，我们学习的内容越复杂，大脑负担过重所导致的后果就越严重。按照斯威勒的说法，造成大脑认知负荷过重的因素有很多，“与解决问题无关的外部因素”和“精力分散”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恰好也是互联网这种传媒形式的两个核心特征。盖瑞·斯默尔提出，使用互联网可以像做填字游戏那样锻炼大脑。但是，如此密集的锻炼一旦成了我们的主要思考模式，就会阻碍我们进行深度学习和深入思考。在做填字游戏的同时又试图好好读书，这就是互联网创造的智力环境。
时间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各学校在那个时候开始大力采购计算机，电子图书相对于纸质图书表现出的明显优点赢得了人们的热情追捧。很多教育家坚信，在电子文本中引入超链接，这对学生的学习大有裨益。他们主张，超文本可以让学生在不同的观点之间轻松切换，从而强化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摆脱了印刷书籍所要求的那种古板陈旧的阅读方式，读者可以在五花八门的文本之间建立各式各样的知识联系。超文本可以推翻作者那种家长式的权威，把权利转交到读者手上，这种信念与那个时候颇为时髦的后现代理论十分吻合，为人们对超文本的学术性热情推波助澜。这是一项带来解放的技术。文学理论家乔治·兰道（George Landow）和保罗·德拉尼（Paul Delany）写道，超文本把读者从印刷文本“顽固不化的物质性”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超文本把“书页装订技术带来的压缩感一扫而光”，它“通过改变经验之间的联系，为大脑提供了对它们进行重新排序的能力”。
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热情开始降温。关于超文本产生的认知效应，科学研究正在描绘出一幅更加全面而又迥然不同的图像。事实证明，评估网络链接并浏览它们指向的内容是一项需要动用大脑解决问题的智力任务，对阅读本身而言，这项任务是与之无关的外部因素。解读超文本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读者的认知负荷，从而削弱了他们领会、记忆所读内容的能力。1989年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超文本读者到最后经常会心烦意乱地“扫过页面，而不是仔细阅读其中的内容”。1990年的一项实验显示，超文本读者经常“不记得他们读了什么，没读什么”。在同年所作的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两组实验对象分别查找一组文档，并据此回答一系列问题。一组实验对象在做成超文本形式的电子文档上查找，而另一组则在传统的纸质文档上查找。在完成指定任务方面，使用纸质文档的一组实验对象明显胜过另一组。1996年，有一本关于超文本及认知理论的著作出版，该书编辑在回顾评论上述实验及其他实验的时候写道，既然超文本“给读者增加了更大的认知负荷”，与“纸质呈现方式（人们习以为常的情形）和超文本（认知要求极高的新情形）之间的实验对比结果并不总是有利于超文本”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他们预言，随着读者获得越来越多的“超文本阅读素养”，这个认知问题可能会随之消失。
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虽然万维网已经把超文本变成了司空见惯甚至无处不在的文本形式，研究结果还是表明，比起阅读充满超链接的电子文本的读者，纸质图书读者领会的更多，记住的更多，学会的也更多。两位加拿大学者在2001年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要求参与实验的70个人阅读现代主义作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的短篇小说《魔鬼情人》（The Demon Lover）。其中一组读的是传统形式的纸质图书，另一组读的是加入了超链接的电子文本，也就是我们在网页上看到的那种形式。结果表明，阅读超文本的读者花了更长的时间，而在随后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们对自己读过的内容表现得更加含糊，更加不确定。这一组中有3/4的实验对象表示他们读小说的时候困难重重，而在阅读纸质图书的那一组中，反映这一问题的读者只有1/10。有一位阅读超文本的读者抱怨说：“故事的跳跃性太强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超文本造成的，不过总是要去作选择，而且这些选择会冷不丁地冒出，简直就像是突然蹦出来的新想法，而不是沿着我自己的思路往下走。”
同一组研究人员还用肖恩·奥法莱恩（Sean O’Faolain）所写的《鲑鱼》（The Trout）这篇更短小、更简单的故事进行了第二次实验，实验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超文本阅读者还是反映阅读的时候会出现混乱，较之阅读纸质图书的读者，他们对故事情节和故事意象的评论都不够详细，不够准确。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使用超文本的时候，“全神贯注的私人化阅读模式受到了阻碍”。读者的注意力“被导向超文本这种技术手段及其相关功能，而不是故事情节”。用来呈现字词的媒体模糊了字词的含义。
在另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实验对象坐在计算机旁边，回顾两篇网络文章，这两篇文章描述了两种对立的学习理论。一篇文章认为“知识是客观的”，另一篇则主张“知识是相对的”。两篇文章的写作套路一样，都有类似的标题，而且彼此链接，允许读者在两篇文章之间快速跳转，以比较二者的异同。研究人员猜测，由于阅读纸质文章需要先看完一篇才能转向另一篇，因而使用链接的那些人对两种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会有更好的理解。结果他们错了。在随后进行的理解测验中，以线性方式阅读纸质文章的实验对象得分比在页面之间来回切换的读者高出很多。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链接妨碍了学习。
另一位研究者朱尔平进行了一项不同类型的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也是认识超文本对理解过程的影响。朱女士让几组实验对象阅读同样的网上内容，不过她在网页中包含的链接数量有所不同。然后，她要求实验对象写出所读内容的概要并完成一项多项选择题测试，以此检验读者的理解情况。结果她发现，人们对所读内容的理解程度随链接数量的增多而下降。为了评估链接，以决定是否点击这些链接，读者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脑力。这样一来，就只能剩下更少的注意力和认知资源，可以用于理解所读的内容了。朱女士写道，这个实验说明“链接数量和定向障碍或认知过载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阅读和理解需要建立概念之间的联系，需要进行推论，需要激活已有知识，也需要综合形成思想要点。因此，定向障碍或认知过载可能会干扰阅读、理解的认知活动。”
2005年，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应用认知研究中心的两位心理学家戴安娜·德斯特法诺和乔安妮·勒菲弗对以往做过的38个涉及超文本阅读的实验加以综合评述。尽管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超文本会削弱对内容的理解，但是她们发现，“超文本将会带来更加丰富的文本阅读技能”这种一度十分流行的理论“根本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与此相反，占优势的证据表明，“超文本中增加的对作出决定和视觉处理的需求削弱了阅读功效”，在跟“传统的线性呈现方式”相比较的时候尤其显著。她们总结说：“超文本的很多特征导致认知负荷加重，从而对工作记忆提出了超出读者能力的容量要求。”
网络将超文本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融为一体，用来发送所谓的“超媒体”内容。超媒体不只是以电子方式链接起来的文字，它还包含图像、声音和视频。正如超文本的倡导者一度相信链接会为读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技能一样，很多教育专家也认为多媒体会加深理解程度，强化学习效果。输入越多，效果越好。但是，这一没有多少证据支持却又长期为人们所接受的假设同样也与研究结论相抵触。多媒体所要求的精力分散进一步加剧了认知疲劳，从而削弱了我们的学习能力，降低了我们的理解程度。当我们给大脑供应思考原料的时候，并非越多越好。
《传媒心理学》（Media Psychology）杂志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征集了100多名志愿者，让他们通过网络浏览器观看有关非洲国家马里的介绍。其中一组实验对象观看的演示版本只包含一系列文字页面；另一组实验对象观看的版本除了文字页面之外，还包含一个窗口，窗口中是以流媒体形式播放的相关音像资料。实验对象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停止或开启流媒体播放。
看完讲解内容之后，研究人员对实验对象进行了一个针对所看材料的小测验，测验内容包括10个问题。观看纯文本版本的实验对象的平均得分是7.04，而观看多媒体版本的实验对象的平均得分只有5.98。按照研究人员的说法，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差异。针对实验对象对讲解内容的理解，研究人员还问了他们一系列问题。跟观看多媒体版本的实验对象相比，观看纯文本的实验对象认为介绍内容更加有趣、更加具有教育意义，而且看得更加津津有味。对于“我从这个介绍中没有学到什么”的表述，观看多媒体版本的实验对象表示赞同的比例要高出许多。这些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网络上普遍存在的多媒体技术“会限制而非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
在另一个实验中，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把一个班上的学生分成两组。允许一组学生边听课边上网。上网日志显示，他们既浏览了与讲课内容有关的网站，也访问了与此无关的站点，这些活动内容包括：查看电子邮箱、逛网络商店、观看视频节目以及其他事情。第二组学生听的是相同的授课内容，不过他们必须把电脑关上。下课之后马上对两组学生进行测验，以考察他们对讲课内容的掌握情况。据研究人员报告，上网学生“在对讲课内容的即时记忆方面，测评表现明显较差”。而且，不管他们上网浏览的信息与讲课内容密切相关还是毫无关联，对结果都没什么影响——上网的学生全都表现糟糕。研究人员在另一个班级重复这一实验的时候，结果一模一样。
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有关学者进行了一项与此类似的现实研究。他们让一组大学生观看美国有线新闻网的一个典型节目，节目中有一个主持人报道了四条新闻，与此同时，信息图片不断闪现在屏幕上，文字新闻也在屏幕底部滚动。第二组大学生观看的是同样的节目，不过去掉了图片信息和滚动文字。研究人员通过随后进行的测验发现，观看多媒体版本新闻节目的学生能够记住的新闻事实明显少于观看简洁版的学生。研究人员写道：“看来这种多类信息同时出现的形式超出了收看者的关注能力范围。”
同时提供多种形式的信息，并不总是妨碍理解。通过阅读附有插图的教科书和操作指南，我们都知道图片有助于加强对文字的解释，使内容更加清晰易懂。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发现，经过精心设计的融合了解释性或指导性音像内容的讲述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当前的相关理论提出，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大脑使用不同的通道来处理所见和所闻。斯威勒解释说：“听觉和视觉对应的工作记忆是彼此分离的，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是分离的。因此同时调用两种而不是一种处理功能，有效运行的工作记忆就会增多。”结果，在某些情况下，“精力分散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会被同时调用视觉处理和听觉处理功能产生的积极效果所抵消”。换言之，就是同时处理声音和图像。然而，互联网可不是由追求学习效果最优化的教育家们建设起来的。互联网提供信息的方式不是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网上信息是以高浓度的碎片化大杂烩的形式出现的。
互联网被设计成一个中断系统，这是一种旨在分散人的注意力的机制。这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同时显示多种媒体形式的能力，同时还因为它便于编制收发信息程序。仅以最显而易见的电子邮件为例，在大多数邮件程序中，都有每隔5分钟或10分钟自动检查有无新邮件到达的功能设置，而人们点击“收邮件”按钮的频率甚至比这个设置还要高。针对办公室里使用计算机的工作人员的研究结果表明，每当有电子邮件到达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停下手头的工作，转而阅读并回复新邮件。对他们来说，一小时检查收件箱三四十次的情形屡见不鲜（尽管被问到查看收件箱的频率时，他们经常会回答一个低得多的数值）。既然每次检查都代表了思维过程的一个小小中断，也就是脑力资源的一次瞬间切换，那么认知成本自然就会提高。心理学研究早已证明了我们大部分人的一种经验：频频被打断会分散我们的思维，削弱我们的记忆力，导致我们紧张、焦虑。我们的连贯思路越复杂，分神造成的损害就越大。
除了个人信息的不断涌入——不光是电子邮件，还有即时信息和手机信息，网络给我们提供的其他种类的自动通知信息也越来越多。在你喜爱的新闻网站和博客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有新内容出现，马上就会自动通知你。朋友正在做什么，社交网络会告知我们，而且经常是片刻不停地随时更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关注的网友一发布新消息，Twitter或其他微博服务网站就会告诉我们。我们的投资市值发生变化，有关特定人物或事件的新闻报道，所用软件需要更新，YouTube网站上传新的视频等等，都可以设置自动提示。根据订阅信息数量的多少以及这些信息发送更新提示的频率高低，我们每小时收到的提示信息可以有十几条，而对那些联系广泛的人来说，这个数字还要高得多。每个提示都是让人分神的事件，是对思维过程的外来侵扰，也是占用工作记忆宝贵空间的零散信息。
在网上漫游需要具备一种强度极大的并发处理多重任务的脑力。除了会导致工作记忆区信息泛滥，多任务还会给我们的认知过程增加脑科学家所说的“切换成本”。每次转移注意力，我们的大脑都得进行自我调适，从而进一步加大了脑力资源的消耗。玛姬·杰克逊（Maggie Jackson）在其有关多任务处理的著作《走神》（Distracted）一书中解释说：“改变思考目标，记起新任务需要用到的规律和法则，从前一项任务依然活跃的认知干扰中理出头绪，这些都需要时间。”很多研究结果表明，仅仅在两项任务之间来回切换，就会显著加重我们的认知负荷，阻碍我们的正常思考，我们忽视或曲解重要信息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加大。在一项简单实验中，向一组成年人展示一连串彩色图形，然后要他们在此基础上进行预测。在他们完成这一任务要求的同时，还得戴着耳机，耳机中发出一连串的嘟嘟声。第一次实验时，要求他们别管耳机里的嘟嘟声，一心关注看到的图形。第二次实验时，用了另一套视觉信号，要求他们记下嘟嘟声重复的次数。每次完成上述过程之后，都对他们进行测验，要他们对刚才所做的事情加以说明。在两次实验中，参与者所作预测的准确率相当。不过，经历多任务实验之后，总结刚才发生的事情要困难得多。在两个任务之间来回切换，会导致理解短路。他们完成了工作，但是失去了工作的意义。“我们的研究结果说明，如果在精力分散的情况下学习事实和概念，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负责这一研究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家拉塞尔·波尔德瑞克（Russell Poldrack）说。在互联网上，人们不是在两个任务而是在多个脑力任务之间跳来跳去，这是上网时的家常便饭。这个时候的切换成本会更高。
互联网能够监测事件的发生，并能自动发出信息和通知，作为通信技术，这是它最伟大的功效之一，强调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依靠这种能力，我们可以让计算机系统的工作方式实现个人化，可以为规模庞大的数据库编写程序，使之满足我们独特的需要、兴趣和愿望。我们愿意被中断，因为每次中断都会给我们带来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关掉这些警告和提示，就要承担感觉自己跟他人失去联系，甚至是被社会孤立的风险。联合学院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柴伯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解释说，网上的新信息所形成的洪流也跟我们“极大地高估刚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自然趋向相吻合。即便明明知道“新东西经常是一文不值的”，可是我们还是对它充满渴望。
唯其如此，我们要求互联网以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不同的方式打断我们。聚精会神的状态丢失了，注意力被分散了，思维过程碎片化了，这些损失我们都心甘情愿地接受，换来的回报是接收各种引人注目，起码是饶有趣味的信息。很多人不会考虑关掉信息这个选项。
1879年，法国一位名叫路易斯·埃米尔·惹瓦尔的眼科医生发现，人们看书的时候，视线并不是平滑地扫视文字。他们的视觉焦点小幅跳跃前进，目光会在一行文字的不同落点短暂停顿。此后不久，惹瓦尔在巴黎大学的一位同事又有另外一个发现：目光停顿，即眼注视的模式可以有很大的变化，变化情况取决于阅读内容和阅读主体。随着这些规律的相继发现，大脑研究专家开始利用眼跟踪实验来了解关于我们如何阅读以及大脑如何工作的更多知识。在进一步洞悉互联网对注意力和认知过程的影响方面，这类研究也被证明是很有价值的。
雅各布·尼尔森（Jakob Nielsen）是一位资深网页设计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在从事网络阅读研究。2006年，尼尔森开展了一项针对上网用户的眼跟踪研究。他让232位实验对象戴上小型摄像头，以此跟踪他们阅读文章或浏览其他内容时的眼睛活动情况。尼尔森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实验对象会像阅读印在纸上的文章那样有系统地、一行一行地阅读网页上的文章。绝大部分实验对象都是对文本内容迅速地匆匆扫视一下，他们的目光在页面上跳跃形成的图形跟字母F相似。一开始，网页文本的前两三行内容，他们会逐字看过。随后，目光会下移，视线会越过几行内容，停留在半路上。最后，他们的目光会继续下移，主要停留在页面的左下方。随后在美国威奇塔州立大学软件可用性研究实验室进行的眼跟踪研究证实了网上阅读表现出来的这种模式。
尼尔森在向他的客户总结这一发现时写道：“快速，这就是用户阅读网上内容的方式。就是几秒钟的时间，他们的目光会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往下移动，快速越过网站上的文字，这种阅读模式与你在学校里学会的那种方式截然不同。”作为眼跟踪研究的补充内容，尼尔森对记录网络用户行为特点的庞大数据库进行分析。这个数据库是由德国一个研究团队编辑完成的，他们对25个网络用户使用的计算机进行跟踪监测，每个用户的跟踪时间平均约为100天，记录下了实验对象浏览大约5万个网页所花的时间。尼尔森在深入分析这些数据后发现，随着网页字数的增加，访问者用于查看网页的时间也会增加，不过增加幅度很小。每增加100个单词，浏览者阅读网页增加的时间只有4.4秒。即便是最娴熟的读者，在4.4秒之内能够阅读的单词大约也只有18个。尼尔森告诉他的客户，既然如此，“当你在网页上增加文字的时候，你可以假定消费者将会阅读18%的新增内容”。他又告诫客户，几乎可以肯定，实际比例要小于这个数字。研究涉及的那些人不可能把全部时间都用于阅读文字，他们也会扫视图片、视频、广告以及其他类型的内容。
尼尔森的分析支持了德国研究人员的结论。据他们报告，人们查看大部分网页的时间不超过10秒钟。浏览时间超过2分钟的网页不到1/10，相当比例的网页“在电脑桌面的后台程序中打开了……兀自待在无人理会的浏览器窗口中”。研究人员观察发现，“即便是那些包含大量信息和许多链接的新网页，人们浏览的时间通常也很短”。他们说，这样的结果“证实浏览网页是一项快速交互的行为”。在完成了对网上阅读的首次研究之后，尼尔森于1997年提出一个问题：“网络用户在网上怎样阅读？”他的答案十分简洁：“他们不阅读。”上述研究结果同时也支持了尼尔森当时所写的这些观点。
网站会例行地采集访问者上网行为的详细数据，这些统计数据恰好反映了我们上网时在网页之间跳转的速度有多快。以色列有一家名叫“点击报告”的公司，他们提供的软件可以分析人们是如何使用公司网页的。2008年，这家公司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收集汇总了他们的全球客户所维护的100万名网站访问者的行为数据。数据分析发现，在大部分国家，人们在转入下一个网页之前浏览当前网页的平均时间为19~27秒，其中包括网页内容载入浏览器窗口所需的时间。德国和加拿大网民在每个网页上花费的时间大约是20秒，美国和英国网民花的时间约为21秒，印度和澳大利亚网民大约是24秒，法国网民大约是25秒。在网上，不存在气定神闲地从容浏览这回事。我们想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搜集信息。
即使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上述结论也是成立的。作为2008年年初结束的一项为期5年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伦敦大学学院一个研究小组对两个很受欢迎的网站的访问者数据加以分析。这两个网站分别是英国图书馆网站和英国教育协会网站，它们都为用户提供学术性的期刊文章、电子著作及其他书面信息来源。研究者发现，这些网站的使用者表现出极为鲜明的“浮光掠影般草草浏览”的特征，他们会从一个信息来源迅速跳到另一个，返回已经访问过的内容的情况很少见。在“跳出”当前页面，转向下一个站点之前，通常情况下他们最多会阅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中的一两页内容。研究报告指出：“显然网络用户不是在传统意义上阅读网上内容。实际上，随着用户开始一目十行地‘强力浏览’争先恐后纷至沓来的标题、页面和摘要，新型‘阅读’应运而生的迹象已经出现。几乎可以说，他们上网就是要避开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阅读。”
梅尔则尼奇认为，我们日常阅读和学术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发生转变，这是我们依赖互联网技术导致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而且这种转变预示着我们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他说：“现代化的搜索引擎和交叉引用的网络站点功能强大，使得调查研究和通信交流有了极高的效率，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我们使用追求‘效率至上’、依靠‘二手参考资料（而且脱离上下文）’而且‘浅尝辄止’的调查研究策略的时候，大脑在综合处理信息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会更间接、更肤浅，这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
从传统阅读转变为强力浏览，这个过程发生得非常快。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图书馆学教授刘子明（音）指出：“数字传媒的到来和数字文献数量的不断增加已经对阅读产生了深远影响。”2003年，刘教授调查了113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主要是年龄介于30~45岁之间的工程师、科学家、会计师、教师、企业经理及研究生，目的在于研究过去10年来他们的阅读习惯是怎样变化的。将近8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阅读电子文献的时间增多了。当被要求总结自己阅读习惯的变化特点时，8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用更多的时间来“浏览和扫描”，8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进行了更多的“非线性阅读”。只有27%的受访者说他们投入“深度阅读”的时间有所增加，而表示这种时间在减少的受访者则占45%。仅有16%的受访者说他们在阅读过程中会投入更多“持续不断的注意力”，表示阅读过程中“持续不断的注意力”在减少的受访者比例为50%。
刘教授说，这一发现表明，“数字环境倾向于鼓励人们广泛探究许多主题，不过是在较肤浅的层次上探究”。而且，“超链接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法深入地阅读和思考”。参与这个研究项目的一位受访者告诉刘教授：“我发现自己阅读长篇文献的耐心在减少。我总想着快点跳到文章的末尾。”另一位受访者说：“跟阅读印刷材料相比，我在阅读超文本网页时匆匆扫过的内容要多得多。”刘教授总结说，电子文本的洪流通过电脑和手机奔涌而来，跟以前相比，“人们用于阅读的时间更多了”，这是非常明确的。不过，那是一种迥然不同的阅读，这一点同样也是非常明确的。他写道，“基于屏幕的阅读行为正在蓬勃兴起，”这种阅读的特点是“匆匆地浏览和扫描、只看关键词、一次性，以及非线性”。另一方面，“用于深度阅读和专注阅读”的时间正在稳步减少。
浏览和扫描没有什么错，甚至强力阅读和强力扫描也没有什么错。我们看报纸时通常都是匆匆扫过。为了了解一篇文章的主旨，从而决定是否应该仔细通读，我们的目光会习惯性地在书籍杂志上跳来跳去。略读能力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精读能力。不同之处在于略读成了我们的主导性阅读模式，这也是令人担忧的问题。略读以前是我们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是为了深入研究而辨别信息的一种方式，如今却正在变成目的本身，成为我们收集并理解各种信息的首选方式。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境地：像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乔·奥什亚这样的获得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居然还是哲学专业——都扬扬自得地承认，自己不光不读书，而且也不认为读书有什么必要。只需要一秒钟，你就可以用谷歌搜索引擎找到自己所需内容的片段，何苦还要自寻烦恼呢？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变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轨迹中的一次倒退：我们正在从私人知识的耕种者发展为电子数据丛林中的狩猎者。
补偿也有。研究表明，由于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我们的某些认知技能得到了加强，有些是大大加强了。这些技能通常涉及手眼协调、反射反应、视觉信号处理等低层次的或者较原始的大脑功能。2003年，《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一项针对视频游戏的研究结果。这项被人们大量引用的研究揭示，一组年轻人在计算机上玩了10天动作游戏之后，他们在不同的图像和任务之间转移视觉焦点的速度就有了显著提高。同时也发现，跟新手相比，熟练的游戏玩家具有在自己的视野之内识别出更多项目的能力。这一研究报告的作者总结说：“尽管玩视频游戏的时候看似不需要动脑，但是却能根本改变视觉注意力的处理过程。”
使用网上搜索和网页浏览功能，跟某些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关的大脑功能也会得到加强，特别是在一堆杂乱的数据当中进行模式识别所涉及的大脑功能。尽管实验证据并不充分，但这样的推断是合乎逻辑的。在争先恐后纷至沓来的信息线索中快速地去粗取精，随即分析它们的突出特征，进而判断这些内容对我们正在执行的任务或正在追求的目标有无特别的益处。通过对网页上链接、标题、图像以及文章中只言片语的反复评估，我们会在上述过程中变得越发娴熟。英国的一项研究对妇女在网上搜索医疗信息的方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她们评估网页价值的速度随着使用互联网熟练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网页上是否会有值得信赖的信息，一个经验丰富的网民只需几秒钟就能作出准确判断。
其他一些研究结论指出，上网涉及的大脑活动可能会导致我们工作记忆容量的小幅扩大。这也有助于我们在处理杂乱数据时变得更加娴熟。盖瑞·斯默尔说，这类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学会了迅速集中注意力、迅速分析信息，几乎在刹那之间就能作出是去是留的决定”。他认为，随着我们用于浏览网上海量信息的时间日渐增多，“我们很多人正在发展出专门应对迅速迸发的注意定向的神经通路”。随着我们逐渐习惯于浏览、上网、扫描以及多任务并行处理等行为模式，我们具有可塑性的大脑在处理那些任务的时候完全可以变得更加轻而易举。
这类技能的重要性不容小觑。随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以电子传媒为中心，我们对这些传媒的应用越熟练，注意力在网上任务之间转移得越敏捷，我们作为雇员，甚至作为朋友和同事的价值就会越高。作家萨姆·安德森（Sam Anderson）2009年在《纽约》（New York）杂志上一篇题为“抵御分神”（In Defense of Distraction）的文章中指出，“我们的工作离不开连通性”，而且“我们的乐趣周期——可不是区区小事——和连通性的联系也越发紧密”。使用网络带来的实际好处有很多，这是我们花那么多时间上网的一个主要原因。安德森提出：“要想完全退回清静安宁的时代，现在已经太迟了。”
他是对的。但是，如果只看到互联网带来的好处，并且进而断定这项技术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了，那将是大错而特错。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神经疾病及中风研究所认知神经学部门主任乔丹·格拉夫曼（Jordan Grafman）解释说，上网时我们的注意力持续不断地转移，这会让我们的大脑在遇到多重任务的时候更加敏捷，但是，多任务处理能力的改进实际上会损害深入思考和创新思考的能力。格拉夫曼说：“多任务处理的最优化是否会带来更好的机能——更确切地说就是创造力、独创性、赢利性？答案是绝不可能。同时处理的任务越多，你就越轻率，你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差。”他指出，你会变得更容易依赖常规思想和传统办法，而不是以原创性思维解决问题。密歇根大学神经学家大卫·梅耶（David Meyer）是多任务处理研究领域的一位卓越专家，他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梅耶说，随着我们在迅速转移注意力方面获得更多经验，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多任务处理固有的“低效率”问题，“但是，除了极为罕见的个别情况，你就是把自己训练得脸色发青，也不会像专注于一件事情那样”。我们在执行多重任务时所做的工作“就是尽量在肤浅的水平上驾轻就熟”。还是2000年前的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说得最好：“无处不在就是无处可在。”
在2009年出版的《科学》杂志上，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杰出发展心理学家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Patricia Greenfield）发表了一篇论文，围绕不同类型的传媒给人的智力和学习能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她在论文中对50多项相关研究加以综合评述。她总结说，“所有传媒开发出某些认知技能，都是以其他方面的损失为代价”。我们对互联网和其他基于屏幕显示的技术的使用越来越多，已经导致了“视觉空间能力出现广泛而复杂的发展”。例如，我们在头脑当中对图形进行旋转的能力要好于以前。不过，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深入处理”能力的弱化，而我们“获取永记不忘的知识，进行归纳性分析，开展批判性思考，展开丰富的想象和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都要以这种能力为基础。换句话说，互联网让我们更聪明了，但这只有在以互联网的标准定义“聪明”的情况下才成立。如果采用更广泛、更传统的智力定义，即我们要考虑思考的深度，而不是只关心思维的速度，我们就不能不得出一个相当悲观的不同结论。
鉴于大脑具有可塑性，我们知道，上网形成的习惯在我们不上网的时候还是会继续反映在神经突触的工作方式上。我们可以认为，用于扫描、略读和多任务处理的神经通路正在扩展和加强，而用于全神贯注地仔细阅读和深入思考的那些神经通路正在弱化或消失。2009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这种变化的征兆。他们对两组多任务传媒处理程序进行了一连串的认知测试，一组程序频繁执行多重任务，而另一组程序的多任务负担相对较轻。他们发现，在多任务负担繁重的程序中，“不相关的环境刺激”更容易导致其出现精力分散的情况，它们对工作记忆区中存放内容的控制程度明显较低，一般而言，它们集中精力执行一项特定任务的能力也低得多。然而，在多任务出现频率较低的情况下，程序表现出较强的“严格控制注意力”能力。习惯于多任务处理的程序表现出“不容易控制注意力的趋势”，这说明“为了允许其他信息源进入，它们会牺牲执行主要任务的性能”。斯坦福大学的克利福德·纳斯（Clifford Nass）教授评论说，频繁执行多重任务的处理程序就是一个“来者不拒的吸盘，什么东西都能让它分神”。梅尔则尼奇的估计更加悲观。他说，我们在网上执行多任务的时候，就是在“训练我们的大脑去关注无用的废物”，事实最终可以证明，这种后果对我们的智力而言是“致命的”。
在“忙者生存”的脑细胞大战中，支持安静思考、线性思考的大脑功能失败了。在仔细研读长篇大论的时候，我们要用到这些功能；在分析论证观点的时候，我们要用到这些功能；在深入反思自身经历的时候，我们要用到这些功能；在苦苦思索身心现象的时候，我们要用到这些功能。战争的胜利者是这样一些大脑功能：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能帮助我们快速地定位目标、区分类别、评估价值；在各种刺激的轰炸下，能让我们扛起脑力重担。人们为计算机编写程序，让它从存储器上对数据高速地输入输出。上述功能和计算机执行的功能极为相似，这可不是偶然的巧合。看起来，一项广为流行的新兴智力技术所具备的特征正在我们身上再次呈现出来。
1775年4月18日傍晚，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陪同他的朋友詹姆士·波斯威尔（James Boswell）和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参观理查德·欧文·坎布里奇（Richard Owen Cambridge）位于伦敦郊外泰晤士河畔的豪华别墅。他们被带进藏书室，坎布里奇正在那里等着跟他们会面。在简单的寒暄之后，约翰逊一头扎进书架中，开始静静地阅读排列在书架上一卷卷图书的书脊。坎布里奇说道：“约翰逊先生，一个人如此热爱看书脊，看起来有些奇怪啊。”波斯威尔后来回忆说，约翰逊马上从忘我的沉思中惊醒，转过身来回答道：“先生，原因非常简单。知识有两种：一种是我们自己知道某个主题，一种是我们知道从哪里能找到关于某个主题的信息。”
互联网允许我们即时使用规模和范围都空前巨大的馆藏信息，也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对馆藏资料分门别类，按需查阅——找到的即便不是最恰当的内容，起码也会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参照。互联网减损的是约翰逊所说的居于首位的那种知识：亲自深入了解一个主题的能力；在自己的大脑内建立起丰富而又迥异的神经连接，以此产生与众不同的聪明才智的能力。
题外话 智商得分的弹性
30年前，当时担任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的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开始研究智商测验的历史记录。随着他对这些数字的深入挖掘，智商得分多年来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逐步浮现出来，他有一些令人吃惊的发现：在一个世纪当中，智商得分一直在稳步提高，而且几乎是各地皆然。这一报告在刚刚发表的时候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为弗林效应，后来的很多研究证实了这个结果。智商得分的变化真是这样。
自从弗林发现上述现象以来，谁要是认为我们的智力可能会逐渐衰退，弗林的结论就是回击他的有力武器：你说我们蠢，为什么我们还会越变越聪明呢？电视节目、视频游戏、个人电脑，以及最新出现的互联网纷纷援引弗林效应为自己辩护。《数字化成长》（Grown Up Digital）是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为第一代“数字化土著”所唱的赞歌，他在书中指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的原始智商得分每10年提高3分”，以此反驳认为数字传媒的大量使用会让孩子变傻的观点，他的这个说法和弗林的发现遥相呼应。
泰普史考特在这些数字上是对的，我们肯定应该为智商得分的提高而振奋，特别是在过去一直落后的人群当中出现智商得分提高的现象，尤其让我们欢欣鼓舞。但是，对于任何宣称弗林效应证明了人们比以前“更聪明”，或者互联网正在提高人类一般智力的论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怀疑。首先，泰普史考特指出，智商得分长期以来一直在提高，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长时间就开始了，而且提高的速度相当稳定，每10年的增长幅度仅有轻微变化。这种变化模式说明，智商得分的提高可能反映出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变化，而不是对新近出现的事件或技术的反映。互联网开始广泛应用只不过是10年之前的事情，这一事实根本不可能说明互联网是推动智商得分不断提高的重要力量。
其他智力测试结果并未出现综合性智商得分所表现出来的提高趋势。事实上，就连智商测验也发出了混合信号。智商测验分为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负责测量智力的不同方面，而不同方面的表现差异很大。综合性智商得分不断提高，主要应该归功于人们在以下方面测评表现的提高：在头脑当中旋转几何形体，辨别异质物体之间的相似之处，按照逻辑顺序排列不同造型。而在记忆、词汇、常识，甚至基本算术能力方面，测验成绩的提高微乎其微，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提高。
在用来测试智力技能的其他普通测验中，测验分数不是原地踏步，就是有所下降。自1999年到2008年，全美高中低年级学生PAST考试的成绩完全没有提高，这段时间正是互联网在美国家庭和学校中的应用急剧增加的时期。事实上，尽管他们的数学平均成绩从49.2分变为48.8分，下降幅度不足一分，表现得相当稳定，但是他们在文字表达方面的成绩却出现了明显下降。评论性阅读部分的平均得分从48.3分降到46.7分，下降了3.3%。写作部分的成绩从49.2分下降到45.8分，降幅高达6.9%。无独有偶，在美国高中毕业生据以申请大学奖学金的SAT考试中，文字表达部分的得分同样也在下降。美国教育部2007年发布的报告表明，自1992年到2005年，在三种不同类型的阅读测验中——分别针对任务执行、信息收集和文学体验，美国高三学生的得分出现下滑。文学性阅读能力的衰退最明显，得分下降了12%。
还有迹象表明，就在网络应用蓬勃发展的时候，弗林效应可能已经开始消失。挪威和丹麦的研究显示，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国家的智力测验分数不断提高的趋势已经开始放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迄今，这些数值不是停滞不前，就是轻微下降。英国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3~19岁的青少年人群中，智商得分经过几十年的提高之后，在1980~2008年期间下降了2分。在采用高速互联网业务和使用多媒体手机方面，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英国人不落人后。如果说数字传媒会提高智商得分，那就应该能在他们的研究结果中看到强有力的证据。
那么，弗林效应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有很多，从家庭规模的缩小到营养状况的改善，再到社会发展延长正规教育时间，各种说法不一而足。不过，看起来最可信的解释还是来自弗林本人。他在研究之初就认识到，自己的发现提出了几个似是而非的悖论。首先，人类智商在20世纪出现急剧提高的说法意味着我们的祖先必然是傻瓜，尽管我们对先人的所有认识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弗林在《什么是智力？》（What Is Intelligence?）一书中写道：“无论怎么说，假如人类智力真的在不断提高，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一个十分荒谬的结论：我们绝大多数祖先都很愚笨。”第二个悖论来自智商测验中不同部分得分的不一致：“人们的智商越来越高，而词汇量没有扩大，普通信息的存储量没有增加，解决算术问题的能力没有提高，怎么会这样呢？”
在对这些悖论深思熟虑了多年之后，弗林终于得出结论：智商得分不断提高，与其说跟人们一般智力水平的提高有关，不如说跟人们对智力的定义发生转变有关。直到19世纪末，在对智力的认识方面，着重强调分类、关联和抽象推理能力的科学观点一直都相当罕见，能够正确认识智力的人群仅限于大学里的师生。大部分人仍然一如既往地认为，智力就是解释自然运行机理，解决农田里、工厂内、家庭中的实际问题。生活在物质而非符号的世界中，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或机会去思考抽象形式和理论性的分类方法。
可是，弗林认识到，在20世纪一切都变了。出于经济的、技术的和教育的原因，抽象推理变成了主流。弗林风趣地写道，人人开始戴上“科学的眼镜”，这种眼镜跟最初开发智商测验方法的那些人所戴的眼镜一模一样。弗林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回忆说：“我开始觉得自己正在填平我们的大脑和前人的大脑之间存在的鸿沟。我们并不比他们聪明，不过我们已经学会把自己的才智用于解决新问题。我们已经把逻辑从实体中分离出来，我们还乐意处理假设性问题，我们认为世界是可以科学归类、科学理解的，而不是任人操纵的。”
关于传媒和智力的关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家格林菲尔德在发表于《科学》杂志的那篇论文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她注意到智商得分的提高“集中表现在跟语言无关的测验上”，这个部分“主要通过视觉测试进行测验”。她把弗林效应归因于多种因素，从城市化发展到“社会复杂性”加大都是个中原因。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从小规模、低技术、经济发展仅能维持基本生存的社会形态发展到大规模、高技术、以商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这一世界性发展运动的组成部分”。
我们不比自己的父母和父母的父母更聪明。我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聪明。这一认识不仅会影响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而且也会影响我们培养教育孩子的方式。在解决更加抽象的问题和应对智商测验中的视觉测试部分时，我们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而在拓展个人知识、提高基本学术技能、增强交流复杂思想的能力方面，却很少或者完全没有什么进步，在认识思维规律方面发生的这场社会革命解释了上述现象的原因。把东西分门别类，对难题孜孜求解，思考时多用空间符号，我们从幼年开始即接受这样的训练。我们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会增强我们的视觉灵敏度，尤其是会增强我们对出现在电脑屏幕这个抽象领域内的视觉对象和其他刺激的快速评估能力，从而强化某些大脑机能以及与此相应的神经通路。不过，正如弗林所强调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更好的大脑”，它仅仅意味着我们有不同的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