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最初开始书写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些记号随手画在碰巧出现在身边的东西上——光滑的岩石，小块的木片，剥下的树皮，零碎的布条，片状的甲骨，大块的陶片。这类临时的物件是书面文字的原始媒介，其优点是成本低廉、数量充足，缺点是可用面积小、形状不规则，而且容易丢失、破碎，或者由于别的原因而损毁。它们适合用来题词，或者写个简短的便条，不过，写得再多就不行了。谁也不会想到要把深刻的思想或冗长的论证写到小石块或者陶瓷碎片上。
苏美尔人最早使用专门媒介来书写，他们把楔形文字写到精心准备的由黏土制成的陶片上，在他们居住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黏土资源十分丰富。他们将一把黏土弄湿，做成薄片，用削尖的芦苇写上字，然后晒干，或者在窑中烧干。官府档案、公文函件、商业票据以及法律协议全都写在这种经久耐用的陶片上。诸如历史记载、宗教故事以及当代事件记录之类篇幅更长、文学性更强的作品，也都是这么写的。为了适应篇幅长的书写内容，苏美尔人会给陶片编号，从而创造了一个黏土“页码”序列，这成了现代图书的雏形。在此后的很多个世纪里，黏土还将继续作为普遍使用的书写载体。不过，由于陶片的准备、搬运及存储都很困难，通常只用于官府的正式文档。读写能力一直都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
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埃及人开始利用尼罗河三角洲大量生长的纸莎草制造纸卷。他们从这种植物上剥下纤维，放在一个十字形的器具中用力挤压，挤出其中的汁液。树脂把纤维黏结成薄片，然后再经过捶打，形成光滑的白色书写面，这种东西跟我们今天所用的纸张已经很接近了。粘在一起首尾相接的纸张可以多达20页，它们形成很长的纸卷。就像之前的黏土陶片一样，这些纸卷有时候也会按数字序号排列。纸卷柔软、轻便，易于存放，较之陶片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曾以草纸卷作为他们的主要书写载体，尽管羊皮纸最终取代草纸，成了他们的首选。
草纸卷造价高昂，纸莎草必须从埃及引进。把羊皮制成羊皮纸是一项很费时间的工作，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技巧。随着书写变得越来越普及，可供学生用来做笔记、写作文的廉价书写载体的需求日益增加。这种需求刺激了蜡版这一新型书写设备的发展。蜡版有一个简易的木框，框里是一层蜡。在蜡版上写字用的是一种新型铁笔，这种铁笔有一个笔尖，另外一头是钝的，用来把蜡刮平。因为写在蜡版上的字很容易擦掉，所以学生以及其他书写者可以反复使用，比纸卷经济得多。虽然蜡版不是非常复杂的工具，但在推动读写行为从专业化的手艺向日常活动（当然，是对识字公民而言）转变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蜡版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古人想要以低成本的方式存储或发布冗长文本的时候，他们会用皮条或布条把一些陶片捆扎起来。一位略晚于耶稣的无名氏罗马工匠受此启发，把几张羊皮纸缝在一对坚硬的矩形皮革中间，从而创造了第一本真正的图书。尽管还要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这种捆绑起来的书才能彻底取代写有文字的纸卷，但对那些最早的使用者而言，这一技术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文字可以写在纸的两面，一本书所需要的草纸或羊皮纸就比一面书写的纸卷少得多，从而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些书也更加小巧，因而更易于运输和收藏，很快就成了发行早期的《圣经》及其他作品的首选方式。这样的书也很容易查阅。使用纸卷书写时，要在一篇长文中找到某一特定段落是一项很麻烦的工作。现在通过前后翻检页码，这变成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尽管成书技术飞速发展，口头文化世界的遗产仍在继续影响着书面文字的读写方式。在古人的世界里，默读基本上不为人所知。就像此前的陶片和纸卷一样，新兴书籍的阅读规则一直都是高声朗诵，不管阅读者是一群人还是一个人。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一书的一个名篇中，描述了他在公元380年前后看到米兰主教安布罗斯一个人默默阅读时的惊讶之情。奥古斯丁写道：“他看书的时候，目光扫过书页，大脑探究含义，但是他舌头不动，寂然无声。我看到他读书的时候，经常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从来不会出声朗读。”这样的奇特行为让奥古斯丁大感困惑，他猜想安布罗斯是不是“需要节制用嗓，以免嘶哑失声”。
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早期书写的单词之间没有空格。在那些书记员誊写的书中，每一页、每一行的单词都连在一起，没有任何分隔。单词之间缺少分隔，这是语言起源于口头讲话的反映。我们说话的时候，不会在每个单词之间插入停顿，一长串连续音节从我们的嘴唇上不间断地流出。最早的书写者也不会想到，要在单词之间加上空格。他们只是简单地记录发言，写下耳朵告诉他们要写的内容。（现在，小孩学写字的时候，他们也会像早期的书记员一样，所写即所听，把单词连写在一起。）那时的书记员也不太注意句子中的字词顺序。在口语中，讲话的含义主要通过讲话者把重音放在不同音节上而产生的感染效果来表达，这一口语传统仍在继续支配着书写。在中世纪早期，阅读者在解释书上的文字时，不会把词序作为含义符号来使用。词序规则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
约翰·桑格尔（John Saenger）在其书写史著作《单词间隔》（Space between Words）中解释说，单词之间缺少间隔，再加上词序没有规则，这给古代阅读者增加了“额外的负担”。阅读一行一行的文字时，读者的眼睛只能缓慢地移动，经常需要在行间停顿。由于很难搞清一个单词到哪结束，新单词从哪开始，也不容易弄明白每个单词在句子中充当什么成分，阅读就会频频停顿。那时的阅读就像是在猜谜，整个大脑皮层，包括负责解决问题和作出决定的前部区域在内，全都处于激活状态。
阅读文本是一个认知解析活动密集的缓慢过程，这使读书成了一件十分费力的差事。除了安布罗斯这样特别的个例，没有人会无声地默读，原因也在这里。把音节读出来，这对书面文字的解析至关重要。那些约束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无法忍受的，但在依然植根于口头传统的文化中，倒也没有多大关系。桑格尔写道：“因为阅读者陶醉于有声阅读产生的抑扬顿挫的韵律之美，所以希腊语和拉丁语虽然没有单词之间的分隔，但并没有成为当时人们有效阅读的障碍，就像对追求快速阅读的现代读者造成的麻烦一样。”此外，对大多数有文化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而言，让奴隶为他们读书，那是一件再高兴不过的事。
直到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书面语言才最终摆脱口语传统，开始适应阅读者的独特需要。随着中世纪不断向前推进，读书人——修道士、学生、商人、贵族——的数量稳步增长，书籍的有效供应不断扩大。很多新书都是技术性的，不是用于消遣性或学术性的阅读，而是作为实用性的参考。人们开始愿意而且也需要进行私人性的快速阅读。阅读不再是一种履行职责的行为，而成了个人接受教育、实现进步的手段。这个转变导致了表音字母发明以来最为重要的书写变革。公元后第二个千年开始的时候，写作者已经开始把词序规则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把遣词造句纳入可预知的标准化语法系统。与此同时，书写者把句子划分成单个的单词，中间以空格区分。这种做法先是从爱尔兰和英格兰开始，随后扩展到西欧其他地区。到13世纪，对拉丁文以及欧洲各国的本地语言来说，单词连写基本上已经成了陈规旧习。进一步方便读者的标点符号也开始成了司空见惯的标记手段。书写之于眼睛，不亚于书写之于耳朵，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无论怎么估计这些改变的重要意义，都不会言过其实。词序标准的出现引发了语言结构的一场革命，正如桑格尔所注意到的，这场革命“天生就与古代修辞对抑扬顿挫、韵律优美的追求截然相反”。在单词之间设置空格，减轻了解析文本时产生的认知压力，使快速默读成为可能，理解内容也大幅增加。这样的流利阅读技能必须通过学习获得，它需要大脑神经回路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当今对年轻阅读者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这一点。玛丽安·沃尔夫解释说，娴熟阅读者大脑中负责快速解析文本的专门区域会得到发展。连通该区域，“是要呈现重要的视觉、音素及语义信息，并以闪电般的速度记起这些信息”。例如，大脑视觉皮层发展出一幅由神经细胞组成的“名副其实的拼贴画”，用以在几毫秒之内识别出“字母、字母模式以及单词的视觉图像”。随着大脑变得越来越习惯于解析文本，之前那种费力的解决问题的阅读活动开始转变成一个实质上自动进行的过程，于是大脑就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文本含义的解析。我们今天所谓的“深度阅读”变成了可能。桑格尔写道，单词分隔通过“改变阅读的神经生理过程，解放了读者的智力才能。即便是智力平平的阅读者，都能快速阅读，而且还能理解越来越多、越来越难的文章”。
阅读者不光效率提高了，他们的专注程度也提高了。悄无声息地阅读一部厚书，需要具备长时间保持精力高度集中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陶然忘我”于书中。这样的智力训练并非易事。就像我们在动物王国中大部分近亲的大脑一样，人脑的天生状态是不专心的。这种先天倾向会把我们的目光和注意力从一个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目标，总是想知道周围尽可能多的事情。2004年《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杂志上的论文指出，神经学家已经发现我们的大脑有一种原始的“由粗到精”机制，它“对原始的感官输入加以粗略处理，不知不觉地把注意力迅速转向具有潜在重要性的突出视觉特征”。最能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周边环境发生变化的线索。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玛雅·派因斯（Maya Pines）解释说：“我们的感觉对变化最敏感，固定不变的目标成了场景的一部分，基本上会让我们视而不见。”但是，只要“环境一有改变，我们就会注意，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危险——或者机会”。关注焦点的快速转移曾经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这会降低掠食者对我们的偷袭，或者我们忽略附近食物来源等情形发生的概率。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思维的常规路径一直都是线性的。
读书活动是一个非自然的思维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对单一、静止目标的关注持续不变，并且不能被打断。按照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的说法，读书要求读者置身于“旋转世界的静止点上”。读者必须训练自己的大脑，对周围的其他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抵抗把关注焦点从一个感官信号跳转到另一个感官信号上的强烈欲望。他们必须对自己的注意力施加“自上而下的强力控制”，形成或强化反制本能的精力分散所需要的神经连接。伦敦国王学院心理学家沃恩·贝尔（Vaughan Bell）写道，“相对不受干扰地专注于单一任务的能力”代表了“我们心理发展史上”一个“奇怪的反常现象”。
当然，早在书籍出现甚至字母出现之前很久，很多人就已经培养出持续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猎人、工匠、苦行僧，所有这些人都得训练他们的大脑，使之能够控制并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读书过程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与注意力高度集中相伴的还有高度活跃而又十分有效的文本解析和含义解释活动。阅读一连串印刷文字的价值不仅在于读者从文字中获得的知识，还在于那些文字在他们头脑中引发心智感应的方式。长时间全神贯注的读书为人们开辟了一片安静的空间，他们在这片空间中展开自己的联想，进行自己的推论，做出自己的类比，形成自己的思想。他们进行深度思考，一如他们进行深度阅读。
就连那些最早的默读者都已经认识到，当他们沉浸在书中的时候，自己的知觉会发生显著变化。据中世纪的叙利亚主教艾萨克描述，无论什么时候，一个人默默读书都“像是在做梦，进入了感觉和思绪高度集中的状态。记忆的骚动打破了这种沉寂，内心思考带来的喜悦浪潮此起彼伏，意料之外的欢愉突然爆发”。读书是一项沉思冥想的活动，不过读书时大脑并非无所作为，而是要充分动员，全力运转。为了全力应对字词、思想及情感产生的内部刺激流，阅读者会让自己的注意力摆脱外部刺激流的干扰。这就是深度阅读过程独一无二的本质。是书本技术让我们心理发展史上的这个“奇怪的反常现象”成为可能。读书人的大脑不只是一个会认字的大脑，它更是一个博学的大脑。
书面语言的变化解放了书写者，也解放了阅读者。单词连写不只给阅读者带来麻烦，对书写者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为了逃避这个苦差事，作家通常会口授作品，由职业书记员负责书写。等到单词之间开始使用空格，书写变得简单起来，作者就拿起了笔，开始亲自把字词写到纸上去。他们的作品变得更加个人化，更加具有冒险精神。他们开始表达有悖传统、引发争议的思想，甚至发表离经叛道的煽动性言论，从而推动知识和文化向前发展。法国本笃会修士吉贝尔在自己的房间里独自笔耕，对宗教经文的非正统解释，对梦境的生动描述，甚至是有关性爱的抒情诗篇，他都有足够的信心写出来——假如要他把这些内容口授给书记员，他是永远也不会写出来的。到了晚年，吉贝尔双目失明，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口授，他对只能“用嗓子，而无法用手、用眼来写作”的状况多有抱怨。
作者们也开始反复修改、校正他们的著作，这种情况在口授书写时代是没有的。这也改变了写作的形式和内容。桑格尔解释说，作家第一次“能够从整体上看到自己的手稿，可以通过前后参照来建立作品的内在关系”，并能消除中世纪早期“口授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冗长重复现象”。由于作者自觉地努力提炼他们的思想和逻辑，书中的论证变得更充分、更清楚，同时也更为复杂，更加具有挑战性。到14世纪末，文字作品通常会划分章节和段落，有时候还会包括目录，以帮助读者掌握日趋详尽的著作结构。当然，正如柏拉图优雅的对话体著作那样，在散文和诗歌方面，此前早已有了敏感而又自觉的文体大家。然而，新的写作规则极大地推动了文学作品，尤其是用各国本地语言书写的文学作品的产生。
书写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个人在阅读和写作方面的体验。这种进步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围绕着无声读书这一实践活动，更加宽泛的文化通过微妙而明显的方式开始成型。由于大学开始强调私人阅读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课堂授课必不可少的有效补充，教育和治学的本性发生了变化。在大学生活中，或者在更普遍的城市生活中，图书馆开始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图书馆的建筑结构也随之变化，原本与有声阅读相适应的私密回廊和阅读单间都被拆除了，代之以大型公共房间，学生、教授及其他借阅者可以坐在一起，共同围着长桌安静地阅读。诸如词典、术语表、词汇索引之类的参考书变成了重要的阅读辅助物。书籍珍本经常被固定在阅读桌上。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图书需求，出版业开始形成。图书制作这个长期由宗教书记员在修道院的写字间里把持的领域，开始以世俗的车间工厂为中心，职业抄写员在这里按照工厂主的指示有偿从事图书抄写活动。一个生机勃勃的图书市场应运而生。图书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定价。
过去几百年来，书写技术一直都在反映并强化着催生它的口头文化的智能伦理。陶片、纸卷以及手抄本的书写和阅读都在强调知识的公共发展和广泛传播。个人的创造一直服从于群体的需要。写作更多地作为一种记录手段，而非创作手段。现在，写作开始接纳并传播一种新的智能伦理——书籍的伦理规范。知识的发展变成了一种日益私人化的行为，每个读者都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创造性地对其他思想者通过写作传递出来的思想和信息进行私人化的综合。个人主义随之得到强化。小说作家兼历史学者詹姆斯·卡罗尔（James Carroll）注意到，“由于知者要对所知负责，默读既是自我意识的标志，也是自我意识的手段”。一个人独自进行研究成了取得智力成就的先决条件。思想和表达的原创性成了心智楷模的显著特点。雄辩家苏格拉底和大作家柏拉图之间的争执终于尘埃落定——柏拉图取得了胜利。
但是这一胜利并不彻底。因为手抄本一直造价高昂，数量稀少，所以图书带来的智能伦理以及深度阅读造就的睿智头脑仍然局限于比较小的特权公民群体。字母这一语言媒介在书中找到了自己最理想的传媒，这是一种写作传媒。然而，图书还有待找到它自己的理想传媒——能够使它们廉价、迅速、大量制造并发行的技术。
1445年前后的某个时间，一位名叫约翰内斯·古腾堡的德国金匠离开居住了几年的斯特拉斯堡，沿着莱茵河返回他的出生地美因茨。他当时带着一个秘密，而且是一个大秘密。过去10年间，他一直在偷偷地从事几项发明工作。他相信这些技术组合起来可以为一个全新的出版行业奠定基础。古腾堡看到了以新的印刷机器取代古老的手工抄写，从而推动图书及其他书面作品自动化生产的重大机遇。从富有的邻居约翰·福斯特（Johann Fust）那里借得两笔数量可观的贷款之后，古腾堡在美因茨建起车间，购置了一些工具和材料，随即开始工作。他利用自己的金属加工技术，把合金熔液浇铸成模型，创制出高度统一、宽度不同的可调整型小型字模。这些字模或活字可以快速排成活版，以供印刷。印刷完成之后，可以拆下活字，为新书页重新排版。古腾堡还改进了用于酿制葡萄酒的木质螺旋压榨机，使其能够把活字图像转印到羊皮纸或木浆纸上，而不会弄脏印刷文字。在古腾堡的印刷系统中还有第三项关键发明：可以附着在金属字模上的油墨。
活字印刷机造好之后，古腾堡很快就用它来为天主教会大量印刷宗教戒律。这项工作报酬不菲，不过在古腾堡的心目当中，这并不是他的新机器要做的工作。他雄心勃勃，从福斯特那里筹集到资金后就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宏伟的两卷本《圣经》。古腾堡出版的《圣经》厚达1200页，每页分为两栏，每栏有42行，用具有鲜明哥特式风格的字体印刷，这种字体是模仿德国最优秀的抄写员的字迹设计出来的。《圣经》制作历时至少3年方告完成，这是古腾堡的重大胜利，同时也是他的严重失败。1445年，刚印了200本《圣经》，古腾堡的资金就已耗尽。由于无力支付贷款利息，他被迫把自己的印刷机、活字及油墨转让给福斯特，并从此放弃了出版业务。事实证明，通过经商积累了财富的福斯特在印刷生意上表现出的才能，丝毫不亚于古腾堡在印刷机器上的天才表现。他与古腾堡的一位极富才华的雇员彼得·舍费尔（Peter Schoeffer，此人以前是抄写员）一道，组织起营销力量，出版了很多种畅销于法德两国的图书，从而使这项工作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
尽管古腾堡无法分享活字印刷带来的丰厚回报，但他的这一发明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培根在其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一书中写道，活字印刷以不同寻常的速度——起码按中世纪的标准来衡量是这样——“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可以说，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或者一个明星曾经对人类事务施加过更大的威力和影响”。（培根认为，唯一能与活字印刷相提并论的其他重大发明只有火药和指南针。）古腾堡把手工技艺转化为机械工业，改变了印刷出版的经济格局。只需要几个工人，就能大批量地快速生产图书的完美版本。图书不再是昂贵、稀缺的物品，而成为大量供给、人人买得起的东西。
1483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由修女经营的印刷厂中，印刷1025本柏拉图《对话录》的新翻译版本收费3个弗罗林币。而一个抄写员完成这一工作的收费是1个弗罗林币，不过他只能生产一本。随着纸张应用的不断增长，图书制作成本大幅下降。造纸术是来自中国的发明，那里的羊皮十分昂贵。由于图书价格下降，需求激增反过来又引发了图书供应的快速增长。各种新版图书洪水般地涌入欧洲市场。有人估计，古腾堡印刷术发明之后50年间生产的图书数量与欧洲抄写员此前1000年间完成的数量相当。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一书中指出，一度十分稀有的图书突然大量出现，这让当时的人们大为震惊，“非同寻常的特点让人们认为那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神奇发明”。福斯特一开始带着大批印刷图书前往巴黎推销的时候，据说守城宪兵怀疑他是恶魔的同盟，因而把他赶了出去。
随着人们竞相购买并阅读活字印刷机生产出来的廉价读物，人们对其邪恶影响的恐惧很快烟消云散了。1501年，意大利印刷商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引进了可以装在口袋里的八开本格式，这种开本明显小于传统的对开本和四开本，图书因此变得更便宜、更便携，也更加个人化。就像钟表微型化使得人人都成了计时员一样，图书微型化使读书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在不久之前，还只有学者和僧侣才能端坐在安静的房间里读书。而现在，就连一个普通人都能组建一个拥有数卷藏书的图书馆，不光博览群书成为可能，还可以在不同著作之间对照比较。在1534年出版的拉伯雷畅销著作《巨人传》（Gargantua）中，主人公惊呼：“全世界到处都是知识渊博的聪明人，有学问的校长、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比比皆是。柏拉图时代，西塞罗时代，帕皮尼安时代，都没有今天这样便利的学习条件。”
一个良性循环就此启动。图书供应不断增加，激发了公众对读书识字能力的渴求，而这一期望又进一步刺激了图书需求。出版行业随之蓬勃发展。到15世纪末，将近250个欧洲城镇拥有印刷厂，先后出版的图书约有1200万册。16世纪，古腾堡印刷术从欧洲传播到亚洲和中东。1539年，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墨西哥城建立了印刷厂。到17世纪初，活字印刷已经无处不在，不光生产图书，还有新闻报纸、科技期刊以及其他各种杂志。由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弥尔顿，不用说还有培根和笛卡尔等大师的作品纷纷问世，不断进入书店和图书馆，印刷文学的第一个鼎盛时期随之到来。
不仅当代作家的作品大量印刷出版。为了满足公众对廉价读物的需求，出版商推出了大量经典著作，其中既有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原版作品，也有各国语言的翻译版本。虽然大多数出版商出版经典著作的动机是为了获利，但对新兴的以图书为中心的文化而言，古老作品的流传为其提供了智力的深度和历史的连续性。正如爱森斯坦所说，“重印古旧作品”的出版商可能只是为了充实自己的腰包，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读者呈上了“一道比以前的抄写员提供的更加丰盛、更加多样化的大餐”。
与高尚一道而来的是卑鄙。低俗的小说，骗人的理论，阴暗的小报，泛滥的宣传，当然还有大量的色情描写，纷纷涌向市场，而且都能在社会上的每个角落找到热切的读者。英国首位书报审查官在1660年指出，牧师和政治家开始怀疑，“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的危害”是不是“大于好处”。 西班牙著名剧作家洛佩·德·维加在1612年的戏剧《全民皆兵》（All Citizens Are Soldiers）中，表达了很多贵族的感受。他写道：
这么多的书——这么多的混乱啊！
包围我们的是印刷品的汪洋大海，
而大部分海面上都泛着无聊的泡沫。
不过，泡沫本身也是至关重要的。泡沫不但没有抑制由印刷图书催生的智力转变，反而放大了这种转变。无关紧要的闲书加快了图书在大众文化中的传播速度，使其成为人们闲暇时的主要消遣方式，从而也有助于推动聚精会神的深层阅读。爱森斯坦写道：“伴随着纯粹精神投入而来的静默、孤独及沉思，同样也会与精读庸俗小报的过程相伴而生。”不管一个人沉迷于英雄救美的言情小说，还是陶醉于清丽高雅的诗词名篇，对神经突触造成的影响大致是一样的。
当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读书人。很多人——穷人、文盲、离群索居者、百事不问者——从来没有参与到古腾堡的技术革命中，起码是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即便是在最渴望读书的普通大众当中，通过口头进行信息交流的古老传统依然十分流行。人们继续交谈争论，继续参加演讲、辩论及布道活动。在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问题上，任何一个概括性结论都不会是尽善尽美的，这种限制值得关注，但是这种限制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是西方文化发展史和西方心智发展史上的根本性事件。
生物学家J·Z·杨写道：“对中世纪的旧式头脑而言，进行正确的陈述取决于感官经验与宗教符号的协调一致。”活字印刷改变了这种情形。“由于书籍变成了随处可见的东西，人们可以更加直接地审视彼此的观察评论，从而带来了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信息量的极大增长。”有了图书，读者不仅可以将自己的思考和经验与宗教符号体现出来的或者牧师传达出来的宗教规则相比较，而且可以与别人的思考和经验相比较。从宗教剧变、文化剧变发展到科学方法占据主导地位，成为阐释真理、理解万物的重要手段，印刷书籍产生的意义既深且广。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说，一个广义的新“文坛”应运而生，起码在理论上为所有人锻炼“阅读和写作这两项基本公民能力”敞开了大门。一度局限于修道院的回廊里和大学的象牙塔中的文学头脑变成了常人心智。培根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被再造了。
阅读有很多类型。《卷动向前》（Scrolling Forward）一书是戴维·利维（David Levy）关于当今时代从印刷读物到电子文档转变的著作，他在书中指出，识字的人“饱读终日，大都毫无意识”。路牌标记，餐馆菜单，新闻标题，购物清单，商品标签，我们都会匆匆瞥过。他说：“这种阅读形式往往是蜻蜓点水，过目即忘。”我们的远祖辨析涂写在石头和陶片上的文字，与这种阅读属于同一种类型。不过利维继续说道，我们也有“高强度阅读、长时间记忆”的时候，也有“长时间全神贯注于所读内容”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些人虽然自以为是个阅读者，但根本不会以这种方式阅读”。
关于利维所说的这种类型的阅读，华莱士在题为“居室寂静而世事安宁”的双行诗中，进行了优美动人的描述：
居室寂静而世事安宁，
读者变成了书本。
夏日的夜晚就像是书本的灵性，
居室寂静而世事安宁。
词句脱口而出，仿佛根本没有书，
有的只是书页上方斜靠着的读者。
他想靠过去，他渴望成为渊博的学者，
对他而言，书是真切的存在。
对他而言，夏夜就像是完美的思想，
居室寂静，因为不能不寂静。
寂静是书中含义的一部分，寂静是读者思想的一部分，
这正是通向书页的完美路径。
华莱士的诗作不仅描述了深度阅读，而且其本身也需要深度阅读。理解这首诗，要求读者具有诗中描述的头脑。阅读者全神贯注时的“寂静”和“安宁”变成了诗篇“含义的一部分”，这种状态为思想和表达的“完美”境界铺好了借以抵达书页的道路。在“夏日的夜晚”这个才情十足的隐喻中，作者和读者水乳交融，共同创造并分享着“书本的灵性”。
近来对深度阅读的神经学效应所作的研究为华莱士的抒情诗篇提供了科学的注解。美国华盛顿大学动态认知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令人着迷的研究，研究结果发表在2009年的《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研究人员利用扫描仪分析研究对象读小说时大脑中发生的反应。他们发现，“叙述过程中每出现一个新情境，读者都会在头脑中加以模拟。行为和感觉的细节从文字中获得，然后会与来自以往经历的个人知识结合起来”。阅读过程中的大脑活跃区通常“出现在他们实施、想象或观察现实生活中类似活动时所涉及的部位”。这项研究的负责人妮科尔·斯皮尔（Nicole Speer）说，深度阅读“绝不是被动的接受”。读者变成了书本。
书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紧密的共生关系，也是智力和艺术互相融合的一种手段。作者的文字充当着读者头脑中的催化剂，激发读者产生新的洞见、新的联想、新的领悟，有时候甚至会迸发顿悟的灵感。同时，正是由于专心致志、不可或缺的读者的存在，才会驱策着作家去创作作品。他们给作者以信心，让他们去探索新的表达形式，去照亮充满艰难险阻的思想之路，去开拓未知甚至危险的知识疆域。爱默生说过：“所有的伟大人物都在自豪地写作，他们无意去辩解。他们知道，明智的读者最终会出现，而且会对他们满怀感激。”
如果没有在书籍这个熔炉中发生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亲密交流，我们丰富多彩的文学传统是无法想象的。活字印刷技术发明之后，面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挑剔的读者，各类作者不甘人后，力求以清晰流畅、优美典雅、标新立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语言的疆域随之迅速拓展。英语词汇过去只有几千个单词，现在随着书籍的增多已经扩展到上百万个。很多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新词语原来根本不存在。作者们纷纷进行语法实验和词汇实验，为思维和想象开辟了道路。读者们热切地追随着流利、精美而又别具一格的散文和诗歌，在作者们开辟的道路上轻松前进。由于论文一写就是很多页，作者能够表达而读者也能理解的思想变得日益复杂和微妙。语言不断延伸，意识随之深化。
日渐改进的不只是图书出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书和写作提升并净化了人们的生命体验和自然阅历。爱森斯坦写道：“新兴文学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艺术鉴赏力，他们单凭文字就能成功描摹味觉、触觉、嗅觉和听觉。要把这种感官体验传递给读者，需要具备对感官体验的高超意识和切身观察。”作家像画家和作曲家一样，能够“改变人们的领悟能力”，这种改变的方式是“丰富而不是阻碍人们对外部刺激的审美反应，是扩展而不是压制人们对人文经验的共鸣”。书中的文字不光加强了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也丰富了人们对书本之外现实世界的体验。
我们为了某一个目的开发出来的智力能力，也就是神经回路，也可以用于别的用途，这是我们通过研究神经可塑性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由于我们的先人日益醉心于书中前后连贯的长篇论证和娓娓叙述，他们变得更善于沉思冥想，更容易浮想联翩。玛丽安·沃尔夫说：“大脑为了阅读，已经学会了怎样进行神经回路的重新排序，而新思想更容易出现在这样的大脑中。读书写作则促进了日趋精密的智力技能的长足发展。”正如华莱士所理解的那样，伴随着深度阅读的安宁寂静变成了“思绪的一部分”。
活字印刷技术发明后的若干年间，人文意识发生转变，书籍不是唯一的原因，很多别的技术和社会及人口发展趋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书籍居于变革的中心。随着书籍成为交流知识和见识的首要手段，书籍带来的智能伦理变成了我们文化的根基。在华兹华斯的《序曲》（Prelude）和爱默生的散文中，人们可以发现微妙、细致的心灵历程；在奥斯丁、福楼拜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中，人们可以发现对社会关系和私人关系同样微妙的理解，这一切全都因为书籍而成为可能。艺术家总是假定读者会聚精会神地耐心阅读，如果没有这样的假定，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等作家在非线性叙事方面进行的20世纪的伟大实验是无法想象的。一旦转录到书页上，意识流就变成了文学的、线性的。
文学伦理规范的表达方式不仅仅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文学作品，它还成了历史学家的伦理规范。在这种伦理规范的启发下，诸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这样的历史著作应运而生。它也成了哲学家的伦理规范，影响了笛卡尔、洛克、康德、尼采等人的思想。至关重要的是，它变成了科学家的伦理规范。可以说，19世纪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学作品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了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等科学著作无不遵循着文学的伦理规范。印刷在书页上的长篇大论实现了高效率的繁衍增殖，从而激发了读书写作以及认知、思考方式的改变，如果没有这种改变，任何一项重大智力成就都不可能取得。
就像中世纪晚期的人们一样，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两个技术世界之间。在问世550年之后，印刷技术及其产品正被我们从智力生活的中心推向边缘。这种转变开始于20世纪中期，从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注意力投入第一波电子传媒带来的廉价、丰富而又无穷无尽的娱乐产品中：广播、电影、唱片和电视。不过，这些技术一直都有局限，它们无法传输书面文字。它们可以把书挤走，但不能取而代之。文化的主流依然流淌在印刷出版领域。
现在，文化的主流正在毅然决然地迅速改道，转而流入新的水道。计算机——台式机、膝上机、手提电脑——日渐成为我们形影不离的伙伴，互联网已经成了我们存储、处理并分享包括文本在内的各种信息的首选媒体，电子革命正在逼近高潮。当然，新世界仍然会是一个文字的世界，其中充满着我们所熟悉的文字。我们不可能回归逝去的口头世界，正如我们无法把时钟拨回到钟表出现之前一样。沃尔特·翁说，“书写、印刷和计算机，这些都是对文字的技术化”，而文字一旦实现了技术化，就不可能去技术化。可是，我们已经明白，屏幕的世界截然不同于书本的世界。一种新的智能伦理正在形成。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回路再次面临着重新排序。
题外话 李·德福雷斯特和他的神奇三极管
各种现代传媒都发端于一个共同的源头，那是一项今天已经鲜有人提及的发明。不过，在影响社会发展方面，这项技术扮演着如同内燃机和白炽灯一样的关键角色。这个发明叫做三极管，它是第一个音频放大器，发明者是李·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
即使以美国疯子天才发明家的最高标准来衡量，德福雷斯特也是一个古怪的异数。他污秽邋遢，相貌难看，经常受到别人的轻视。高中时，他被选为班上“最难看的男孩”，驱策他进取的是强烈的自尊心和同样强烈的自卑情结。在他未婚或离异期间，在他与同事交恶的时候，或者在他经营失败的时候，他经常走上法庭，成为欺诈或专利侵权的被告，要不就是他当原告，把众多对头中的一个送上法庭。
德福雷斯特在亚拉巴马州长大，是一位校长的儿子。1896年他从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花了10年时间研究最新的无线电广播和电报技术。他孤注一掷地寻求技术突破，以期名利双收。1906年，他的辉煌时刻到来了。德福雷斯特找来一个标准的真空二极管——把电流从一端（灯丝做成的阴极）送到另一端（金属片做成的阳极）的电子装置，然后在上面增加了第三极，把二极管变成了三极管，其实他并不完全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么。结果他发现，当向第三极——栅极——发送很小的电流时，阴极和阳极之间的电流会加大。他在专利申请中解释说，这种设备可以用来“放大微弱电流”。
德福雷斯特的发明看似平淡无奇。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发明改变了世界。由于三极管可以用来放大电信号，因而也能用来放大通过无线电波发送和接收的音频信号。在那个时候，无线电的应用极为有限，因为信号会迅速衰减。有了三极管来放大信号，远距离无线传输成为可能，这就为无线电广播铺平了道路。同样的，三极管也成了新型电话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从而使远隔万里的两个人得以彼此交谈。
德福雷斯特当时不可能预见到这一切，但他的确开创了电子时代。简言之，电流就是电子的流动，而三极管是第一个允许人们控制电流强度的装置。进入20世纪，真空三极管成了现代通信业、现代娱乐业、现代传媒业的核心技术。在无线电收发机中，在高保真组合音响中，在车载广播设备中，都能发现三极管的踪影。在早期的很多数字式计算机中，电子管阵列还被用来作为数据处理单元和数据存储系统。最早的大型计算机包含的三极管经常是数以万计的。1950年前后，真空管开始被更小巧、更便宜、更可靠的固态晶体管所取代，电子产品随之迎来爆炸性的普及。德福雷斯特的发明化身为微型化的晶体三极管，变成了我们这个信息时代任劳任怨的老黄牛。
最终，面对自己帮助塑造的这个世界，真不知道德福雷斯特是高兴还是沮丧。1952年，他为《大众机械师》（Popular Mechanic）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电子时代的黎明时分”。他在文章中对自己发明的三极管大加吹捧，说它是“一颗小小的橡树种子，却生长成了在当今世界各地受到热烈欢迎的参天橡树”。与此同时，他也为商业传媒的“道德堕落”悲叹不已。他写道：“通过一项针对当今主流广播节目低能化的调查，得出了我们国民智力水平堪忧的观点。”
展望电子技术的未来应用前景，德福雷斯特甚至更加悲观。他认为，“电子心理学家”最终将能够监测并分析“思维或脑波”，从而对“喜怒哀乐加以量化”。他的结论是，最终“一个教授可以把自己的知识移植到22世纪的一个不爱学习的学生的大脑中。这可能导致多么可怕的政治后果啊！还好这样的事只会出现在子孙后代而不是我们自己身上，让我们为此而欣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