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研究领域，纯粹的断言总是大大多于解释。在一切情况下，第一手资料都只是简单的判断。第一手资料是特别的、偶然的事实，是一切后来解释的前提和源头。天文学家断言，有一些星云存在，有一些有特定质量、体积和距离的天体存在着或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化学家对一些化学物质做出类似的判断。物理学家就以太的某些振动发表意见，把这些振动叫作光、电、磁。博物学家说，存在一些主要的有机体类型，首先是植物和动物的类型。地形学家说，地球上有一些山脉，并且把它们叫作阿尔卑斯山脉、安第斯山脉等。这些研究人员告诉我们这些首要的事实并从此演绎出其他的事实时，严格地说，他们从事的是科学家的工作吗？不是，他们只不过是在断言某些事实。历史学家给亚历山大大帝和印刷术断代，在这一点上，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两者有所不同的话，我们将会看到，优势全在历史学家那一边。那么，我们理解的有差异的科学的意义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回答，我们知道原因和结果。我们了解到，在两个不同的事件中，一件事是另一件事的结果，或者二者联手能达到同一个目的。于是我们说，二者都得到了解释。然而，让我们假定这样的一个世界：既不存在相似性，也不存在重复性；如果需要的话，存在着一个奇怪却可以理解的假设；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新奇的、出乎意料的；创造性的幻想不受记忆的局限，却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星星的运行是时断时续的，以太的波动是没有节律的，世世代代的生物没有共同的遗传特质。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每一个光怪陆离的东西都可能是另一个东西的结果，并由其决定，甚至可以反过来成为其他东西成形的原因。在这样的世界中，因果关系可能仍然存在。然而，会不会有什么科学存在呢？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既看不到相似性，也找不到重复性。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对原因的了解有的时候足以提供远见。但是，对相似性的了解总是容许列举和计量，而科学依靠的首先就是计数和计量。当然，科学需要的不只是计数和计量。一门新科学在界定自己的典型的相似性和重复性的领地之后，就必须比较这些特征，并注意其团结的纽带，相似性和重复性的变异就是靠这条纽带联系起来的。不过实际上，人脑并不完全了解，也不能清楚地识别因果关系。人脑了解的仅仅是，结果好像是原因或是在重复原因，比如，一个声波会产生另一个声波，一个细胞会产生另一个细胞。有人也许会说，这样的再生产真是太神秘了。我承认这一点。然而，一旦接受了这条神秘的规律，后续的一连串结果就再清楚不过了。相反，每当生产不是自身的再生产时，我们就陷入了一无所知的境地。[2]
类似的事物成为相同事物和被认为是相同事物的组成部分时，这种相似性就叫作一个数量而不是一个群体。一定量氢气里的分子、一棵树里的木质细胞、一个军团里的士兵就是这样的组成部分，就是一个量而不是一个群。换句话说，事物在自我重复以使数量增加时，始终是一个整体，热和电的波动、热和电在受热体和带电体内的积累、孩子体内细胞的增加、同一门宗教的信徒，都是量的例子。在这些情况下，重复被称为增长，而不是一个系列。在上述例子中，我没有发现有别于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特殊规律。
此外，无论相似和重复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是量还是群，是增长还是级数，它们都必然是一切现象中差异和变异的主题。对万千气象而言，相似和重复犹如刺绣的画布、音乐的韵律。我描绘的这个奇妙的世界实际上是气象万千的各种世界中分化最少的世界。在当代的产业体系中，革新的意义比革命大得多，这个体系是互相模仿的行为的积累。我们文明开化的现代人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不过，野蛮人的生活虽然自由无羁，但那是多么单调啊！如果没有遗传，有机体的进步可能出现吗？如果没有天体的运行，没有地球力量的波状周期律，丰富多样的地质时代和生机勃勃的生物界的多样性能产生吗？
由此可见，重复为变异而存在，否则必然的死亡［德尔伯夫（M.Delboeuf）在他的书里思考的问题是有生命物质和无生命物质的命运，这是一个几乎没有解决办法的问题］就难以理解。生命的发条拧紧之后，生命的陀螺难道不应该永恒旋转吗？假设重复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某一个创新的各个阶段，而这个创新在顽强地寻求表达机会，那么等到所有这些变异实现之后，死亡就必然要来临。在这一点上，我要顺便说一说，一般对个别的关系正是重复对变异的关系。一般对个别的关系给整个中世纪唯名论对唯实论的哲学争鸣提供了炮弹。唯名论认为，个别的特征和特质是仅有的重要现实。相反，唯实论只考虑那些值得注意的特质，也就是那些真正符合现实的特征，在这样的现实里，个人像其他人，并在他人的身上复写自己。这样的思辨兴趣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考虑政治中的情境：个人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唯名论，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唯实论。
一切重复——社会的、生命的和物理的重复，也就是模仿的、遗传的或振动的重复（让我们只考虑最明显、最典型的重复形式）——都源于某种革新，就像一切光线都是从一个中心点发射出来的一样。于是，在科学的各个领域，正常的东西看上去就起源于偶然的东西。这是因为，一个天体吸引力的传播或光线的波动，一种动物从一对始祖开始的繁衍，起源于一位学者、发明家或传教士的一个民族的思想、欲望或宗教仪式——这一切似乎都像是自然而然的、有规律的现象。这些现象各自的中心又表现出奇怪的或难以完全用公式表述的序列或并置，从这些中心所发出的不同的手工艺、宗教和社会制度，不同类型的有机体，不同的化学物质或不同的天体，都源于这些中心。这一切令人惊叹的现象都表现出一致性或系列性——氢气中的无数星罗棋布的分子的同一性，原生质从生命阶梯的底部到顶端的完全同一性，印欧语系语言的根基在整个文明演化过程中的始终如一性，浩瀚太空星光的扩散，难以计数的海洋物种在地质时代不中断的序列，非常忠实地传承到现代的古埃及科普特人语言的词义，这一切现象都令人惊叹。这一切难以尽数的性质相近、关系相似的东西，和物质的、生物的、社会的偶然事件相联系，它们之间的纽带是难以被理解的，它们之间和谐共处或和谐相继的关系使我们望而兴叹。
在此，我们就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做了类比。倘若用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媒介来观察，社会现象似乎是杂乱无章的，而自然现象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也不要感到奇怪：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理学家表现的自然现象是有条不紊的世界。自然科学家只向我们介绍他们学科里典型的相似性和重复性的一面，他们小心翼翼地掩盖学科里的异质性和转换性（或实体化证明）。与此相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会掩盖社会事实有规律的单调的一面——类似的和自我重复的一面，他们只向我们显示自己学科里偶然而有趣的一面，即无限新奇和多样的一面。比如，倘若我们的研究课题是高卢-罗马人，历史学家甚至哲学历史学家就不会考虑带着我们一步接一步去走一遍被征服的高卢。他们不必向我们展示每一个语词、每一种礼仪、每一条布告、每一种职业、每一种风俗、每一门手艺、每一条法律、每一次军事行动……一句话，每一种具体的思想或需求是如何从古罗马引进，如何从比利牛斯山脉一步步地传播到莱茵河，如何经过激烈的斗争一步步地战胜凯尔特人[3]的风俗和思想而被他们接受的，又是如何进入热情模仿古罗马和恺撒的高卢人的嘴巴、胸膛、心灵和头脑的。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我们的历史学家曾经率领我们漫步这个征程，他们也不用重复每一个拉丁语词或语法形式、古罗马宗教的每一种礼仪、军官向士兵传授的每一种军事策略、古罗马建筑的每一种类型；他们也不用展示每一种庙堂、会堂、剧院、竞技场、引水管、别墅；他们不用演示学校教授的维吉尔[4]或贺拉斯[5]的每一首诗歌；他们不用演示古罗马文明中的每一条法律、每一种艺术形式、每一种手工艺流程——从老师、工匠到学生、学徒都忠实且持续不断地传承的古罗马文明。然而，正是因为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我们才能对海量的规律性——即使在最波动的社会里也能获得的大量的规律性——做出准确的估计。
再比如，基督教传入之后，我们的历史学家也不会让我们重走这一段路，我们不用重温每一种基督教礼仪是如何被传播的——虽然遭到了抵抗，基督教还是像声波在业已振动的空气中传播一样在被称为“异教徒”的高卢人中传播。与此相反，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恺撒何时征服高卢，一些圣徒何时到高卢来传教。他们甚至可能会给我们列举传入高卢的古罗马文明、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各种构造成分。在这里，他们的问题是如何理性地、合乎逻辑地理解问题，是科学地描绘基督教如何覆盖在古罗马古风上，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会描绘传教的过程是如何逐渐建立在古罗马古风传播的过程之上。在分别处理古罗马古风和基督教的过程中，他们会遭遇两个同样困难的问题：如何合理地解释性质迥然不同的伊特鲁里亚[6]、古希腊、东方等各种文化何以共存并构成古罗马古风？如何合理地解释各自的内在黏合力本来就不够的犹太教、古埃及和拜占庭思想何以构成基督教思想？然而，这正是历史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艰巨任务。如果他们想严谨治学，他们就认为自己不能糊弄自己。因此，他们就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去发现历史偶然事件中的规律或原因，从杂乱的素材中厘清头绪。如果他们研究这些和谐的局面是如何、为何产生于偶然事件，如果他们去研究和谐之中又有何成分，他们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我则自告奋勇，再向前迈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