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人生中的社会连接很可能是提高我们的幸福感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但是，许多人都越来越沉迷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会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诱使我们把时间和精力从社交生活中抽离出来，去追求财务上的成功。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现在在主导着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府、企业和组织不会有多大兴趣去扭转这种物质主义潮流，因为这种潮流有助于扩大税基、增加就业——当更多的人想去买更多的新东西时。例如，在“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总统给美国民众的建议是：“去购物吧！”从个人幸福的角度来看，政府推行的鼓励消费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个庞氏骗局，它声称会增进民众的幸福，但却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即使不考虑物质主义价值观导致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也应该采取有力措施来扭转我们正一步步走向社会隔离的趋势。不要忘记，只有当我们都实现了“社会化”之后，我们才可能成为更开心、更健康、更善良的公民。
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做的是重建社区的社会基础设施。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推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联邦助建高速公路法案》（Federal-Aid Highway Act）。根据这个法案，政府投入了4000多亿美元（以美元现值计），修建了总长度超过60000公里的州际公路。随着新的经济活动的兴起，这项投资很快就获得了数倍的回报。2008年，当又一次大衰退迫在眉睫时，立法者也制定了庞大的计划，试图重建这个国家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公众这时才发现，美国的许多道路和桥梁都已年久失修了，铁路系统的现代性也远远落后于其他许多国家。决策者们声称，重建基础设施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并给经济活动带来强劲刺激。
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还需要制订一个全新的刺激计划，来重建我们国家的社会基础设施。公正地说，美国政府确实已经在各种社会福利计划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是这些都只属于“安全网”的范畴，它们的宗旨并不是增进人们的社会连接。社会保险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些无力自谋生路的人提供一些保障（既包括资金上，也包括人身上的），但是所有这些投资都不是用于改善全体公民的社交生活的。尽管对社交生活的投资同样能够以更高的生产率、更健康的身体和更低的犯罪率等形式收回，然而不幸的是，因为社会连接不是像高速公路那样用坚固的混凝土筑成的，因此可能很难让人们团结起来。
不过幸运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大脑天生就是为社会融合准备的，大脑这种“布线”方式的影响几乎渗透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请想象一下，如果美国总统组建了一个与经济顾问委员会平起平坐的社会顾问委员会，情况将会怎样？比尔·盖茨已经说服许多世界富豪捐出他们的大部分财富来支持慈善事业，用在根治小儿麻痹症等诸多领域；如果他们愿意投入巨资用于促进社会福祉，那又会怎样？
很多人一定都还记得自己作为大学一年级新生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情形。张开回忆的翅膀，想一想每年在宿舍楼内构建起来的社会网络吧，那绝对是不平凡的壮举。刚来到一所学校的新生在社交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因为他们在新学校里往往都没有本就熟识的朋友。宿舍楼是他们从零开始在大学内构建社会网络的起点。许多住在同一楼层的人都会成为亲密的朋友，在这里结下的友谊甚至会持续一生。我想不出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机构比大学宿舍更有利于创造社会连接——不过，军营可能是一个例外。
大约1/3的美国人都住在公寓里，从很多方面来看，美国公寓的物理结构与大学宿舍相当接近。然而，我们住在公寓里的感觉却与在大学宿舍里完全不同。这是为什么？之所以大学生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校园社区，一定是他们做对了什么。关键当然不在于食物，也不可能是因为宿舍房间的大小和奢俭。在我看来，原因有这样一些。首先，大学宿舍通常都会预留供人们进行社交活动的物理空间。当我还是一名在罗格斯大学求学的本科生时，那里的大学生宿舍的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大约占整层面积20%的场地，可用于社交聚会。每间宿舍都配有沙发和有线电视等设施（现在，许多宿舍还添加了视频游戏设备）。
离开大学后，我曾经先后在好几个公寓楼中居住过，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形：每层楼都开辟一个公共空间，为住在本层楼的人的社交生活提供方便。有些公寓里设有空间相当大的大堂，但是它们并不是为了进行非正式的社交活动而准备的。之所以在每层楼都保留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意义非凡，是因为人们可以在那里进进出出，谈论很多东西、听到很多东西、见到很多东西。当然，仅有空间还不够，还需要配备一定的设施，以便吸引人们利用它。人们可能会说，自己是因为有大屏幕电视可看或免费无线网络可用而来到这里的，但是既然来了，他们也就参加了社交活动。
大学宿舍会配备公共空间，而公寓楼则不会的原因在于两者是出于不同的动机而建造的。大学所关注的是如何创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而公寓的开发商则只关心利润和每平方米的建设成本。但是，从社交的角度来看，难道我们不应该关注如何在大学之外创建充满活力的社区吗？考虑到全美国有大约1亿人住在公寓里这个事实，采取有力措施，满足这些人的社交生活需要，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吗？例如，政府为什么不能制定税收减免政策，从而鼓励公寓开发商每层少建几套公寓、留出足够的公共空间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不利用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社会连接价值巨大），去指导（至少一部分）税收的使用呢？
除了预留公共空间之外，大学还有一些其他方法用于鼓励学生们参加社交活动。许多大学都要求新生在入学时填一张表，写明自己爱好什么、讨厌什么，然后据此来分配宿舍（或者说，为学生“配好”室友）。虽然这种方法并不直接适用于公寓，但仍然可供公寓管理者借鉴。或许，可以安排喜好类似的人入住同一幢、同一层公寓；又或者，可以安排人生经历类似或处于类似的人生阶段的人（比如说，要抚育新生儿的人，或刚刚退休的人，等等）入住同一幢、同一层公寓。
最后，在每幢大学宿舍楼的每一层里通常都会住着一个高年级生作为“宿舍顾问”，他不用支付房租，但是承担着“照看”整层楼、组织社交活动的职责。学生宿舍的社交生活一般从新生入学时的“了解对方”起步，然后逐渐扩展到包括（但不限于）“电影之夜”、扑克比赛、棋盘竞赛等活动。大学新生希望自己变得更加“社会化”，但是往往不知道如何入手，这时，宿舍顾问就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从童年到青少年，再到青年，一个人的社交生活往往是由他人策划的。难道我们找不到将大学宿舍楼内的这些做法复制到成人社区的途径吗？为什么不能在每幢公寓的每一层指定一位组织社交活动的“社交顾问”呢？在那些规模庞大的公寓楼里，只需要从每套公寓的租金里稍稍拿出一点，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筹集足够的资金（每层每月1000美元就够了！），一部分用于支付本层开展社交活动所需的费用，另一部分则作为本层的“社交顾问”的报酬。
在我居住的社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它通常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政治性”的，例如，争取更多的警车到我们这条街道上巡逻。第二个功能是“信息性”的，我们建立了一个业主网络论坛，业主可以在网上发帖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有几张下个星期湖人队比赛的门票，有没有人想要？”或者：“有谁认识一个好的水电工？”事实上，我们的思路完全可以更加开放一些。例如，或许可以在某个晚上或周末把街道暂时封闭起来，让这个社区里的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举办或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