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情况比我刚才描述的还要糟糕，至少在美国的确如此。在过去几十年里，民众的幸福感不但没有随着实际收入的上升而提高，反而出现了下降。民众对相对收入的敏感性可以部分地解释幸福感的下降，但这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在《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一书中，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第一次考虑了之前的研究都没有考虑过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普特南及其追随者以“两步走”的方式分析了许多变量。首先，各种社会因素能够大大促进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其次，在现代国家（例如美国），这些社会因素都在趋于“衰败”。接下来，我们就依次来讨论这两点。
经济学家喜欢用一些听上去会令人联想到某些经济指标的术语，例如，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关系物品（relational goods）来讨论各种社会因素。事实上，这些术语已经把与社会有关的各种情况都包括进去了：是否已经结婚、是不是有不少朋友、社交网络的规模大小、有没有参加某个社会组织（例如，保龄球联盟）、在各种社会机构中的信誉如何，等等。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多种不同途径研究这些社会因素，但是结论总是它们与幸福显著相关（这一点与收入完全不同）。在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比较了收入与社会连接对幸福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当考虑相对收入效应时，社会因素对幸福的影响比收入更加正面。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指一个组织的员工的社会连接和社会网络。
那么，生活中的“社会因素”对我们的幸福到底有多大意义呢？通过大量研究，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把这些因素的价值“换算成”美元价值：为了使你变得同样幸福，你需要付出多少钱？其中一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参加志愿服务可以带来更大的幸福，那些每周至少参加一次志愿活动的人，因此而增加的幸福感与他们的年收入从2万美元提高到7.5万美元所增加的幸福感大致相当。另一项研究则发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慈善捐赠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把一个人的工资提高一倍。
还有一项研究的结论是，拥有一位随时可以见面的好友，对幸福感的影响相当于年收入增加了10万美元（与没有这样的朋友时相比）。结婚对幸福的贡献也相当于年收入增加10万美元，而离婚则相当于年薪减少了9万美元。甚至，只要经常能看到你的邻居，就相当于每年额外多赚了6万美元。最有价值的非货币资产是“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与身体不好对幸福感的影响，相当于40万美元的年收入差别。这看起来似乎很疯狂，但是请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健康状况不佳，那么为了使自己身体变得健康，你愿意放弃多少钱？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到身体是否健康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各种社会因素也是决定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社会因素不但能直接决定幸福，而且能够间接地增进幸福，因为它们可以促进健康。
好消息是，让更多“社会因素”进入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社会化”的成本非常低（因此性价比极高）：和朋友喝一杯咖啡、跟邻居聊聊天、参加一些志愿活动，都不会使你的钱包瘪下来，但是却能显著改善你的生活。然而，坏消息是，从社会整体上看，我们已经做错了很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几乎所有与社会有关的事物，都在走下坡路，社交媒体则是唯一的例外。今时今日，与50年前相比，人们显著地更加不愿意结婚；我们更少参加志愿活动，更少加入社会团体，也更少在自己的花园里招待客人了。
对我来说，最令人沮丧的一个统计数字与我们的友谊有关。在198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问卷研究中，受访者在回答“在过去6个月中，与你讨论对你有重要意义的事项的朋友是谁”这个问题时，列出的朋友的数量通常最少有三个（59%的受访者列出了三个或更多的朋友的名字）。在2004年进行的同样的调查中，大多数受访者列出的朋友的数量却是零（只有37%的受访者列出了三个或更多的朋友的名字）。在1985年的调查中，只有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亲密朋友的人数为零；而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却猛增到了25%。这是何等凄凉的景象：走在街上的人中，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孤零零的，没有任何人会去分享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社会化，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然而，种种迹象却表明，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社会化，而不是更社会化。
做一个“社会人”对我们的幸福至关重要，我们不应该对这个结论感到吃惊。已了解到的关于社会脑的所有知识能够告诉我们的无非是这样一些信息：人天生就倾向于建立和维持社会连接；当这些社会连接受到威胁时，我们会感到痛苦；我们的身份、自我意识，全都与我们所归属的社会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本书前面章节讲到的，我们的大脑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社会上。然而，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却已经越来越远离一切“社会的事物”了。千百年来，我们一直住在小型社区里，我们认识自己的邻居、了解身边每一个人（因为社区是高度稳定的）。然而，自20世纪以后，事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我们变得比以前更加不幸福，甚至无法过上本来能够过上的幸福生活。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这种遭遇。我是在新泽西州长大的，并且在那里上完了大学，结交了一大帮好朋友。然后，我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在那里的一个研究生院攻读学位，从而失去了与我的大部分大学同学的联系。再后来，我又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成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助理教授。我住在西好莱坞，在那里我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但是我的住处离校园很远。再后来，我与娜奥米的关系确定下来后（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我们一起搬到了一个离校园更近的地方，但自那以后，我又几乎失去了在西好莱坞的所有朋友。你肯定听说过洛杉矶的交通状况是何等糟糕，因此你绝对不会想在星期五晚上开十二三公里的车去看望朋友。另外，在大学里，我只是一个新来的教授，得像任何一个新人一样拼命工作，以便尽早出人头地。再后来，娜奥米和我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我希望他能在自家后院踢踢足球或打打篮球，所以，我们又买了一套房子，这样我就不得不在忙完教学研究后兼职从事咨询工作。
当然，读者没有必要为我感到难过。事实上，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结了婚，妻子同时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很爱我的家人，现在这样，以后也会一直这样。但是，当我回过头去，仔细审视以往我做出的全部决定时却发现，除了向娜奥米求婚的那个“光辉时刻”之外，我的许多决定都使我在物理上、情感上远离了朋友，并且让我失去了不少与我所深受影响的人共处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从一个修读哲学的大学生，一个明确表示要放弃追求物质享受的人，变成了一个追求“美国梦”的成年人。在这个过程中，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在无意中把追求幸福与追求高收入和职业成功混淆了。
就像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所表明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文化中的“物质主义”倾向一直在潜滋暗长。糟糕的是，要想满足“在财务上取得成功”的愿望，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社会连接为代价。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是有限的，在工作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只能有更少的时间用于社交生活。1965年，仅有45%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声称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在经济上非常富裕”；相比之下，以“帮助他人”和“养家”为人生目标的人都要比这类人更多一些。但是到了1989年，“财务自由”就成了大学新生排名第一位的人生目标，超过75%的人都选择了它。这无疑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信息。更多的人把物质主义当成了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只会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