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兹·布伦坦诺（FranzBrentano）这位德国哲学家虽然并不出色，但他却是20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先辈。他的学生包括现象学大师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Husserl），而埃德蒙德·胡塞尔又培养出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他是现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巨擘之一。然后，马丁·海德格尔又教出了卡尔·斯顿夫（CarlStumpf），而卡尔·斯顿夫则是第一批格式塔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强调“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以及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的老师。库尔特·卢因被公认为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离开德国前往美国的）。
1874年，布伦坦诺出版了一部曾被长期遗忘的著作《经验主义视角下的心理学》（Psychology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同年出版的还有威廉·冯特（WilhelmWundt）那本影响巨大的《生理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ysiologicalPsychology），这两本巨著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教科书。
意向性（intentionality）:它是指对于其他事物，我们是有想法、信念、目的、欲望、渴望以及意图的。
布伦坦诺认为，人类心理学的核心要点是，我们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是“意向性的”。布伦坦诺所用的“意向性”这一术语源于亚里士多德及12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后者曾经讨论过对象的“意向的（或心理的）隐存”（intentionalinexistence）。从本质上讲，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其他事物，我们是有想法、信念、目的、欲望、渴望以及意图的。我们的思想既可以是关于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某个事物的，也可以指向像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魔法师这样虚构的实体，甚至还可以是关于其他思想的，但是无论如何，思想总会“伸展”，总能超出思想自身而指向另外的东西。在已知的世界中，除了人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拥有这个“关于性”（aboutness）的内在特征（比如，石头并不“关于”任何东西，它们就是它们自己本身）。
自布伦坦诺之后，又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关于我们的社会心理，与意向性相对应的另一个核心要点才得以确认，那就是我们拥有这样一种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不可避免地拥有这样一种倾向：我们会根据他人有意图的（意向性的）心理过程去窥视和理解他人，看到别人时的我们总想知道他们在思考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思考的。
为了证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试图把握他人的心灵”的读心倾向，弗里茨·海德（FritzHeider）向人们播放了一小段动画视频，视频由四处活动的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组成，然后他问人们看到了什么（见图5-1）。
图5-1 “战斗中的三角形”
资料来源：Heider, F.，&Simmel, M.（1944）.Anexperimental study of apparent behavior.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57，243-259.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动画中，虽然呈现给人们的是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但人们看到的却不是这些。相反，许多人看到的是这样一幕活剧：“大三角形是一个恶霸，它正在欺负小三角形和圆形，小三角形和圆形正满心惊恐地四处逃跑，不过它们知道怎样才能骗过这个大三角形，并且成功地逃脱了。”还有人这样描述：“这个大三角形是这个圆形的男朋友，它正妒忌得发狂，因为他的女朋友圆形在与这个小三角形调情时被他抓了个正着。”
很显然，每个人都在这些图形中看到了思想、感情和意图，但是，这些图形显然没有思想、感情和意图。是啊，图形怎么可能有思想呢！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对我们周围事物的所思所想：我们认为周围的电脑、汽车，甚至空气都是有自己的思想的。人类为什么会如此“过于宽泛”地看到隐藏在物理世界背后的“思想”呢？我认为，这种倾向的好处是，可以确保我们不会在一不留神间忽视了他人的真实心理。说到底，真实心理毕竟是隐藏的，如果我们不是天生就会注意到它们，那么很容易就会错过它们。
1971年，在布伦坦诺发出“意向性”宣言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从心灵引导行为的角度对人类的上述倾向进行了解释。丹尼特认为，不管是否有理由推测其他心灵的存在，我们天生就会认为他人都是有意向性的生物。丹尼特把这种哲学立场称为意向立场。恰恰因为我们的心灵能够思考别人的思想（反过来，别人的心灵也能思考我们的思想），我们才会落入如下这个达菲鸭（DaffyDuck）与兔八哥（Bugs Bunny）之间的僵局中：“我知道你是知道我知道的”。虽然在这个“高雅喜剧”中，达菲鸭和兔八哥的表演显得有些过火，但是这种“我知道你知道”的互动正是人类能够相互合作，实现举行足球联赛、创办学校、建造摩天大楼等宏伟目标的最主要原因。
意向立场无处不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很轻易地运用它，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更不用说把它当作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去欣赏它了。每个人都能读懂他人的心思。当你在阅读本书时，你不仅会认真理解每一行、每一个字的字面含义，还会努力去领悟我在写这本书时的想法。同样的，在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为了让我的思想更容易被你理解，我也必须能够预测得到，当你在阅读页面上的这些符号时，你心中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你根本不可能制造出这样一台机器：它能够假设他人也有上述这些想法，并且能够全面地考虑它们。但是人类却一直都在这样做，只不过许多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花那么多时间思考才能认识到人人都拥有这种能力的原因——就像是一条鱼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水里的，因为水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着它。对我们来说，心智解读同样也是一种基本存在，以至于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
试着想象一下，如果你不能理解他人的想法，或者你不指望他人能够理解你的想法，那么你将如何度过你的每一天。想想以下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每次乘飞机回到洛杉矶的家时，我都会先开车到一个地方，然后再搭机场班车前往机场。当我看到班车驶来时，我会挥手致意，这时司机便知道，我想让他停下车，这样我才能登上班车。当他把车停下来并打开车门时，我也立即知道了司机的意图——他在邀请我上车。这是发生在完全陌生的两个人之间的一件非常平常的事。
然而，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能精确地理解他人行为的心理意图，那么我们将无法实现这种最简单的互动。再来考虑一下以下这些情况吧：某个咨询团队正与一家公司合作，共同开展一项新的招聘计划；或者，某位数学老师正在教一个班里的20多位学生学习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有敏锐的洞察力，搞清楚我们的行为是否已经被那些跟我们一起工作或学习的人完全理解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现代世界中，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或者预测他人的思想，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停止运行。我们的思考能力允许我们去设想一些丰功伟绩，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进行社会思考或者让他人参与进来与我们共享我们的宏大愿景，那么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美好的愿望转化为现实了。
心理学家把这种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思想的能力看作一种拥有心智理论（Theoryof Mind）的能力，把这种能力运用到现实中去的过程被称为心智化（mentalizing，也这就是说，当我们在推测和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时，我们就实现了“心智化”）。
科学家们有了适当的理论，就可以根据某些证据提出预测、进行推断；类似的，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仿佛也拥有一种理论——心智理论：我们周围的人都有一个心灵，它会基于某些规则以某种有序的方式做出反应（比如，在比赛中落败，会让人感到悲伤而不是高兴）。正是因为拥有了这种非凡的能力，才能使我们的想法与他人的想法相结合，从而促成共同的目标与合作，否则大家就只是一盘散沙。
在过去的30年里，心智理论研究人员一直专注于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谁拥有心智理论？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拥有这种能力的？提出“谁拥有”这个问题的目标是确定哪些非人类物种（如果有的话）与人类一样拥有这种心智理论。在地球这个星球上，真的只有人类才拥有理解他人思维的能力吗？或者，这种能力真的与其他能够把人类与动物王国中的其他物种区别开来的能力类似吗，比如使用工具的能力？
大卫·普瑞马克（David Premack）和盖伊·伍德拉夫（GuyWoodruff）是率先不惧挑战，勇敢面对这些问题的两位科学家。从基因角度来讲，黑猩猩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物种，因此，如果说有其他物种拥有心智理论的话，黑猩猩是最有可能的候选项。普瑞马克和伍德拉夫与一只名叫萨拉的黑猩猩一起“工作”了很多年。萨拉会使用一些技巧，因而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例如，研究人员会给萨拉观看一段视频，在视频中，某个男人正在设法做一些事情，比如努力想摘到一串香蕉，只可惜香蕉太高了够不着。在这个男人尚未解决问题之前，视频播放会暂停，这时研究人员会给萨拉看4张照片，分别显示这个摘香蕉的男人下一步可能会做出的动作。萨拉能够找到那张显示了正确解决方法的照片（拿来一个箱子，然后站在这只箱子上面）。虽然这样做对你和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不过对于一只黑猩猩来说，它能够这么做，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普瑞马克和伍德拉夫认为，这只黑猩猩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唯一的原因是，它明白视频中这个人是一个有欲望和目标的人，而在当时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拥有的欲望和目标非常具体：摘得香蕉，填饱肚子。
那么，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黑猩猩真的拥有心智理论呢？萨拉这个了不起的举动不但没有解决“谁有心智理论”的问题，反而成为争论的起点。丹尼特及其他一些学者认为，黑猩猩萨拉的这个举动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实际上与一只经过良好训练的鹦鹉以条件反射为基础的“行为”没有什么区别。很多鹦鹉都能够被训练到根据条件进行提问（例如，“我能做些什么呢？”），甚至解决问题；它们在这样做时，完全没有考虑过“他人”的想法。到了1978年，丹尼特设计了一个更加明确的用来测试“谁有心智理论”的“错误信念任务”（falsebelief task）。这个任务与18世纪的著名木偶剧《潘趣和朱迪》（Punch and Judy）有点关系：
在观看《潘趣和朱迪》视频时，当看到潘趣准备把箱子扔到悬崖底下时，年幼的孩子会像我们所预料的一样，发出兴奋的尖叫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潘趣以为朱迪还在箱子里，而他们了解的情况比潘趣多——他们看到了，当潘趣转过身时，朱迪已经逃跑了。我们可以把孩子们的激动情绪看成是他们完全理解这种情况的极好证据——他们明白潘趣基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做出了行动。
丹尼特的批评顺理成章地引出了第二个心智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的焦点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拥有这种能力的。正如丹尼特的例子所表明的，人类确实拥有认出他人的错误观念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社交天性实验室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研究人员把丹尼特的“潘趣和朱迪”思维实验转化为现实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变体就是众所周知的“莎莉—安妮任务”（Sally-Annetask）。在这个任务中，接受测试的孩子们会看到两个木偶——莎莉和安妮以及一只篮子和一个盒子。莎莉将一颗弹珠放进了一只篮子里，然后离开了舞台。等莎莉一离开，安妮就把弹珠从篮子移到了盒子里。当莎莉回来时，主持实验的人就会问这些正在观看表演的孩子们，莎莉会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她的弹珠。这个任务的“窍门”就在于，观看这部剧的孩子们对弹珠的所在位置拥有“正确的信念”，而莎莉拥有的却是错误的信念。莎莉认为弹珠还在原来那个篮子里，因为那是刚才她自己放在那里的。但是，她错了。如果孩子们是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来看问题的，以为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知道的一切，那么他们就会说，莎莉会到盒子里去寻找弹珠。然而，如果他们能够领悟到他人可能拥有与自己不一样的信念（以及不一定拥有与现实状况一致的信念），那么他们就会说，莎莉会到篮子里去找。许多类似的实验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这个测试足以证明，3岁的孩子在这方面的能力极端欠缺，而5岁的孩子则可以做得非常好。
自那以后，心理学家们又设计出了一些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实验。这些实验的结果证明，年龄更小的孩子（不足5岁）也拥有这种社交技能。另外，同样有证据表明，黑猩猩身上也显示出了这种能力的前兆，但是仍然没有证据能够毫不含糊地证明，黑猩猩能够跨过这道门槛，即它们可能无法识别“他人”的错误信念。人类或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完全领会他人思想的物种。
或许有人会说，孩子们能够去思考他人的心理状态，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原因在于，心理状态是看不见的。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思想、感情或者欲望呢？然而无论如何，人类已经学会如何去推断这些看不见、仅仅存在于他人头脑中，但却能引导他们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东西了。当我们看到一块石头从山上滚下来时，我们根本不会认为“它想滚到山脚下”。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从山上跑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么去想（“他想跑到山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智理论，即各种不同的情况和结果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思想以及这个人又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例如，假设比尔和泰德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如果泰德开始花更多的时间与乔治待在一起，那么我们知道比尔会怎么想（他因被忽视而愤怒、嫉妒）以及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要么设法笼络乔治加入到他们这个群体中来，使之形成一个朋友之间的稳定的三角关系，要么与乔治争夺泰德的感情）。我认为我能描述出任何一种情况，你也会非常自信地预测一个正常的人会如何做出反应。正是这种能够考虑到周围人心理反应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提早想象到这些反应；只有这样，才会提高我们获得社会奖赏的机会，并将社会痛苦降到最低限度。如果你能够预测到自己即将发出的这封电子邮件会遭到那个人的拒绝，那么你在写这封电子邮件时就会以更巧妙的方式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每一天，事无巨细，我们无数次这样做着——使用心智解读帮助自己实现社会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