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美好生活
I型实验
那些持有目的目标、觉得自己正在实现这些目标的人称，他们的自我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高于他们在大学的时候，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也相当低。
每年有近1 300名大四学生从罗切斯特大学毕业，进入家长和教授所说的“真实世界”，开始一段新的旅程。爱德华·德西、理查德·瑞安与同事克里斯多夫·尼米奇（Christopher Niemiec）决定调查一部分准毕业生，询问他们的生活目标是什么，然后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对他们进行跟踪。尽管很多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以学生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但科学家很少在他们收好毕业证书走出大学校门后对他们进行跟踪研究。而这些研究者选择在后大学时期这一时间框架内进行研究，是因为这段时间标志着人们进入他们成年人的身份和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发展期”。
其中一些罗切斯特大学的学生抱有德西、瑞安和尼米奇所说的“外在志向”（extrinsic aspiration），比如说荣华富贵或者功成名就，我们可以称之为“利益目标”（profit goals）；另外一些人则抱有“内在志向”（intrinsic aspiration），比如说学习和成长，帮助其他人改善生活，我们可以称之为“目的目标”（purpose goal）。这些学生走出校门步入真实世界一两年后，对他们进行跟踪调查的研究人员会看看他们过得如何。
那些持有目的目标、觉得自己正在实现这些目标的人称，他们的自我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高于他们在大学的时候，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也相当低。这也许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他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而且感觉自己正在接近这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感觉相当不错。
那些持有利益目标的人身上表现出的结果就复杂多了。那些认为自己正在实现目标（积累财富，获得赞誉）的人称，他们的自我满意度、自我评价和积极情感水平并不比做学生的时候高。换言之，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却没有因此而更开心。此外，持有利益目标的学生的焦虑、抑郁和其他负面情绪均有所上升，即便是他们正在实现这些目标。
研究人员写道：“这些研究结果很是惊人。这说明达到一些特定的目标（在这个例子中指的是利益目标）不会让你更幸福，事实上反而会增加不幸。”
我与德西和瑞安讨论研究结果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结果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些结果，即便我们得到了想要的，它也不见得一定是我们所需要的。瑞安告诉我：“热衷于追求财富这种外在目标的人更容易得到财富，但是他们仍然不开心。”
或者按德西的话说：“通常的观点是，你看重一些东西，并得到了它，然后它让你的境况更好了。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如果你看重它，并得到了它，但你的境况不会更好反而会更糟。”
满足不仅仅取决于有目标，而且取决于有正确的目标。若没有认识到这个无解的难题，就算是智者也会被引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如果人们追逐利益目标，然后实现了这些目标，但仍然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更美好，那么他们的其中一个反应就是增大这种目标的规格和范围：赚更多钱或者获得更多的外部认可。瑞安说，这可能会“驱使他们走上一条更不快乐的道路，而他们还以为这是通向快乐之路”。
瑞安还补充说：“成就高的人反而焦虑和抑郁，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忙于赚钱，到处应酬，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中留给爱、关心、照顾、同情等真正重要的东西的空间变少了。”
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 积极心理学大师
如果一个人感觉不到自己从属于更伟大、更长久的事物，那他就没法过上真正精彩的生活。
如果这些发现对个人来说其准确性八九不离十，那么对公司机构来说为什么不可以是千真万确呢？公司也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不是吗？我不是说利润不重要，实际上，它很重要。利润动机是取得成就的重要助燃剂，但它不是唯一的动机，也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看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从印刷机的发明到宪政民主再到致命疾病的治愈，鼓舞发明者工作至深夜的正是至少和利润目标一样多的目的目标。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健康的商业机构是从目的开始的，它们把利润看作朝这个目的进发的方式，或者是取得成就后让人愉快的副产品。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只是也许，婴儿潮一代会成为领头羊。在自主和专精的问题上，孩子是个颇有说服力的榜样，而成年人应该向孩子看齐，但是也许“目的”这个问题要另当别论。要做到从大局出发，要思考死亡，要理解达到目标并非答案这一悖论，需要有多年的生活阅历。鉴于这个星球6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即将首次超过5岁以下的儿童数量，现在这个时机再好不过了。
寻找目的是我们的天性，然而这个天性直到现在才被揭示开来、被表现出来，其速度在人口统计上是前所未有的，直到最近依然让人觉得难以想象。其结果，也许是复兴属于我们的商业，重塑属于我们的世界。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科学向左，企业向右。两者之间的间隙很宽，其存在令人担忧。尽管想要填补这条鸿沟似乎会令人望而却步，但我们还是有理由保持乐观。
研究人类积极性的科学家为人类行为和人类境况提供了更加明晰、更加精确的解释，我们在这本书中已经介绍过其中的一些。他们所讲的事实尽管很简单，却有着强大的力量。科学证明，我们原本认为胡萝卜加大棒这种激励因素是人类商业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但其实这种典型的20世纪的激励因素只是在某些时候有效，而且只在相当狭窄的地带中有效，其范围窄得惊人；“如果-那么”型奖励，即驱动力2.0系统的中流砥柱，不仅在很多情况下都效率低下，而且会粉碎高层次的创造思维能力，而这些能力正是如今和将来社会经济进程中的关键；高绩效的秘密不是我们的生物性驱动力或者追求奖励、逃避惩罚的第二种驱动力，而是我们的第三种驱动力，是我们想要主导我们的生活、延展我们的能力、让生活更有意义的深层欲望。
让我们的商业活动与这些事实保持同步并不容易。要知道忘记旧的想法很难，改变旧的习惯更难。若不是科学证实了我们内心已经知道的事实，我也不会对快速填补这条动机之壑那么乐观。
我们并非天生被动顺从，我们知道人生中最富足的体验不是得到别人的认可，而是能够倾听自己的声音：做重要的事情，做好它，为了达成自己的事业而努力。
我们知道，人类并非是体格更小、跑得更慢、气味更好闻的马在追着胡萝卜拼命狂奔。如果花时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或者回忆一下我们的最佳状态就会知道，我们并非天生被动顺从，我们原本是被设计成积极投入的状态的，而且我们知道人生中最富足的体验不是得到别人的认可，而是能够倾听自己的声音：做重要的事情，做好它，为了达成自己的事业而努力。
因此，在本书最后我想说，化解科学与商业之间的矛盾，把我们对积极性的理解带入21世纪，不只是必要的商业举动，更是对我们人性的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