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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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可以将企业变成誓词和它们所追寻的目标。在这里，人们也一样能够测量到这一不同方式的早期震动。比如说，过去10年间，很多公司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起草公司的道德指导方针。然而，不道德的行为似乎并没有减少。尽管这些指导方针颇有价值，但作为一项政策，它们无意中把这种意义深远的行为挪出了I型大纲，而挪进了X型大纲。哈佛商学院教授马克斯·巴泽曼（Max Bazerman）对此做出了如下解释。

假设你手下有一帮本来就关注自己是否举止得体的人，然后你给他们设立了一系列低标准的道德准则让他们去遵守。现在，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这么做正确，而是因为你给了他们另外一系列标准让他们一一照做，那样你就能在每条准则后面画个勾了。

想象一下，比如说有个公司支持平权运动，希望通过营造一个更多样化的工作环境来让世界更美好。如果将这些道德准则折算为一纸清单，平权运动突然就变成了公司必须遵守的一堆要求，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表明公司没有歧视。

现在，这家公司的关注点不会放在平权、追求多样化上，而会放在确保每条道德准则后面都画上了勾，目的是表明公司的所作所为没有问题，这样也就不会被起诉。以前，公司员工有做正确事情的内在动机，但是现在，他们有的只是确保公司不会被起诉或者被罚款的外在动机。

较之“如果–那么”型的金钱奖励，给每位员工权利决定公司机构如何回馈社会，也许更能提高他们的总体满足感。

换言之，人们也许会为了避免责罚而遵守最低道德标准，但是这些指导规范没有做任何能把目的注入公司血液中的事情。而更合适的做法也许是，借助自主的力量来实现目的最大化。我们以下面两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很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发现，金钱和快乐之间的关系很不牢固。超过一定的水平（很低的水平）后，一沓更厚的钞票就不会带来更高层次的满足感。但是一些社会科学家让这一结论更加具体化。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拉腊·阿克宁（Lara Aknin）、伊丽莎白·邓恩（Elizabeth Dunn）和哈佛商学院心理学家迈克尔·诺顿（Michael Norton）研究发现，人们如何花钱与他们能赚多少钱一样重要。具体来说，把钱花在别人身上，比如给爱人买花而不是给自己买MP3，或者花在某项事业上，比如捐给某个宗教机构而不是去理个价值不菲的发型，都能增加我们的主观幸福感。事实上，邓恩和诺顿打算研究在公司政策中被他们称作“亲社会”（pro-social）的支出。

《波士顿全球》（The Boston Globe）报道说，他们相信公司能够通过一部分慈善支出来提高员工的幸福感。给每个员工一些钱去捐赠，当他们所选择的慈善机构受益时，他们会更加开心。换言之，较之“如果-那么”型的金钱奖励，给每位员工权利决定公司如何回馈社会，也许更能提高他们的总体满足感。

另一项研究提供了第二种可能的方法来实现以目的为中心。在梅奥诊所这种备受瞩目的环境中工作，医生需要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大量的需求，这经常会导致他们疲惫不堪。但是对知名医疗机构的实地调查发现，每周给医生一天时间，让他们把这一天时间花在工作中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地方，无论是照顾病人、做研究或者做社区服务均可，都能够减少伴随工作而来的体力和精力消耗。参与这个试行政策的医生其疲惫程度比没有参与的医生少了一半，就当这个是有目的的“20%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