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时间自主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律师这个群体如此可悲？一些社会科学家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3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和悲观情绪有关。悲观几乎总是造成心理学家所说的“主观幸福感”低的根源，它在任何行业都是一个危害因素。但是正如马丁·塞利格曼所说：“有一个例外分外惹人注意，悲观主义者在法律这一行干得更好。”换言之，悲观的态度事实上能够让一个人在从事律师工作时效率更高。
第二个原因，其他大多数职业都是正和性的。如果我卖给你你想要并且喜欢的东西，那么我们两个人的生活都会更好。相较之下，法律经常（并非总是）是零和博弈，这是因为有人赢，必然就有人输。
第三个原因，律师没有多少自主权。第三个原因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很少能找到律师作为I型行为的例子。律师经常面对迫切的需求，但是“决定的余地”（decision latitude）相对较小。行为科学家们经常用“决定的余地”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人的选择和能够察觉到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描述自主权的另一种方式。律师常常比较阴郁、暴躁，是因为他们没多少自主权，自主权的剥夺很早就开始了。
2007年，一项对美国两所法学院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校三年内，学生总体幸福感直线下降，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自主的需求被遏制。但是那些在课程选择、作业以及与教授的关系上有更大自主权的学生，其幸福感的下降程度要低得多，最终律师资格考试的成绩也更好。
斯科特·亚当斯 漫画《呆伯特》作者
对于我的成功来说，没有什么比控制自己的日程表更重要的了。每天早上的5：00～9：00是我最有创造力的时间。但如果我有个老板或者同事，他们就会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毁掉我最好的时光。
按小时计费，也许是能想象得到的最毁灭自主性的机制了。几乎所有普通律师以及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要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他们的时间安排，通常以6分钟为一个单位。如果他们没有对时间收取足够的费用，他们的工作就会朝不保夕。结果，他们的关注点不可避免地从工作的产出（解决客户的问题）转向投入（累计尽可能多的时间）。如果奖励来自时间，那么时间就是公司会得到的东西。这种高风险、可测量的目标会抽干内部积极性，吸干个人主动性，甚至可能鼓励不道德行为。美国最高法院前任首席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说：“如果有人要让每年的收费时间超过2 000小时，就会有诱惑令他夸大实际投入的小时数。”
按小时计费是驱动力2.0的遗风。对于机械劳动它有一些意义，无论是给福特Taurus安装车门，还是给一张简单的申税单计算减税额都是如此。因为对于这种工作，投入时间的多少与工作产出的大小存在紧密联系。如果你一开始就假设员工的默认设置是逃避，那么你会认为，监督他们利用时间的情况能够让他们保持警觉。
但是驱动力3.0没有给按小时计费留下什么空间。对于包括律师在内的非机械劳动来说，一个人投入时间的多少和他生产的价值之间的联系没有规律可循，也无法预测。想象一下，如果要求发明家迪安·卡曼（Dean Kaman）和演员海伦·米伦（Helen Mirren）按小时收费会怎样。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另一个更加精确的假设：人们想要做好工作，那么我们应该让他们关注工作本身，而不是他们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已经有律师事务所开始向这个更倾向于I型行为的新方向转移，按统一标准收费，而不是按时间收费。纽约顶级律师事务所之一的首席合伙人最近宣布：“是时候抛掉按小时收费制了。”
如果按小时收费有个对立面，那就是杰夫·冈瑟引入的只关注结果的工作环境。百思买公司是第一家采用ROWE的公司，不是在其店面中，而是在公司的办公室里。与3M公司的15%实验一样，百思买公司的ROWE实验是雷斯勒和汤姆森发起的离经叛道的项目，她们后来因此成了ROWE专家，把自主思想带向了全世界。
I型实验
过去，工作首先由投入时间定义，其次才由得到的结果定义。我们需要跳过这个模式。无论你做的是什么生意，现在是时候扔掉过时的牵狗绳、打卡钟，还有老旧的工业时代思维了。
百思买总部设在明尼苏达州的里奇菲尔德市，那里空气新鲜，设施现代，公寓保安、咖啡馆、干洗店随处可见，但是百思买公司却因为工作时间难熬、管理者专横无理而臭名远扬，它自己也在为人才流失而付出代价。百思买后来的CEO布拉德·安德森（Brad Anderson）默默地同意了雷斯勒和汤姆森所提出的奇怪建议，因为这个建议鼓励“员工去贡献，而不仅仅是让员工来公司榨干自己的一天”。
如今，百思买的总部按日常作息安排工作的人，比按ROWE非日常作息安排工作的人要少。尽管电器零售是一个竞争残酷激烈的行业，但百思买在占据市场和吸引人才两个方面都保住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哈佛商业评论》的塔玛拉·艾瑞克森（Tamara Erickson）对百思买公司ROWE的结果进行了报道：
工作需要多少时间，领薪水的人就会在工作上花多长时间。参与这一项目的小时工的工作时间符合联邦劳动法的规定，但是他们能够选择何时工作。这些员工表示，现在自己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更好，对公司的忠诚度更高，工作时更专注，精力更充沛。他们的生产率提高了35%，自动离职人数比没有进行革新的团队低了320个点。员工说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时间有没有减少，他们已经不计较这个了。
如果不能掌握对时间的自主权，想要拥有对生活的自主权几乎不可能。一些I型机构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有关人类境况的事实，重新调整它们的做法。毫无疑问，更多机构会跟上这一步伐。雷斯勒告诉我：“过去，工作首先由投入时间定义，其次才由得到的结果定义。我们需要跳过这个模式。无论你做的是什么生意，现在是时候扔掉过时的牵狗绳、打卡钟，还有老旧的工业时代思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