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瘾君子的耻辱
药物使用成瘾被污名化，这意味着服用药物的人常常会被人看不起，他们不是被人平等地对待与接纳，而是被视为身心不健全的、没有能力的人。我们会把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们吗？我们通常会对他们的可靠性与表现表示怀疑。我们知道，他们存在的成瘾问题是个长期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能坚持多久才不会复发。当他们有关于毒品的犯罪记录时，大多数人便不能容忍他们，他们就被进一步污名化。
药物使用者通常心知肚明，并且常常会考虑这些问题，这会导致他们厌恶自己。他们承担的不仅仅是巨额的药品费用问题，还有一个有关自尊的问题。他们前进的动力会减缓：“为什么我要完成学业？因为我有犯罪记录，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工作。”他们试图停止使用药品的努力因为复发而付诸东流，他们缺乏对自己停止使用药品的信心。他们感到束手无策，毫无希望。有人宁愿使用药物也不愿意被人称为瘾君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药品的使用或多或少是秘密进行的，而对药物使用进行治疗则会让这件事公之于众。对于药物使用者来说，如果寻求治疗会带来更多的麻烦，他们更倾向于自己处理问题。通常，当人们生病时，家庭会伸出援手；但如果这种疾病涉及药物成瘾，家庭成员就有可能拒绝为其提供帮助，或害怕他们及其他家庭成员因此而受到歧视。总体而言，病耻感会削弱人们应对治疗成瘾的能力。
世界上有许多康复的瘾君子，成瘾者有可能康复，也有可能停止使用药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尽管这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道路，但还是应该尽快开始治疗。许多人愿意帮助恢复过程中的成瘾者，他们所做的事意义重大。人们需要协调各种可能的方法，通过多种方法为其提供帮助。药品使用者对病耻感心存恐惧，人们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要注意，谨言慎行非常重要。人们最好能慎重地对其进行鼓励，以及提出一些让他们获得帮助的建议。但我们都要审视自己，我们能接纳康复的药物使用者吗？我们能抛开自己的成见去尽力帮助他们吗？这些对我们和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
合法化和非犯罪化
使用非法药品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人们试图阻止非法药品进入国家，或阻止非法药品的制造，但从来都没有成功。人们无论是成功缉获毒品，或在对毒品来源国的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大肆宣扬并不能改变它们没有得到解决的事实。药品成瘾者无视药品带来的伤害，而仍然选择继续使用它们，与药品使用相关的犯罪远未消失。药品成瘾者及其家人抱怨许多药品具有非法性，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举例来说，人们仅仅拥有药品就是违法的，会导致付出昂贵的诉讼费或被监禁，这些会阻碍我们寻找合适的治疗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帮助被拘留的成瘾者会为施助者带来法律风险。由于这些原因，许多人建议将一些非法药品合法化。他们认为，药品合法化将会降低这些药品的价格，或者通过税收提供收入，从而降低社会的执法成本，并使药物使用者免受违法的额外歧视。成瘾者的犯罪记录可能是让其完全康复、重返社会获得工作的一个重要障碍。对一部分人来说，药品合法化听起来不错，也很有新意，但这真的是一个好办法吗？
如果我们认为滥用药品只是一个刑事或法律问题，那么我们的重点是将其合法化，尽管无论如何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我们应该对其进行充分讨论。但是，药品滥用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它属于一种大脑失调。在某种意义上，药品合法化对人们没有任何帮助，事实上，它有可能使药品使用问题变得更糟。人们认为药品合法化会使药品的使用现状恶化，是因为它会增加药品的可得性。如果药物更容易被获得，那么将有更多的人依赖药物。众所周知，这种药物依赖会给使用者带来问题。对于这点，图1—1及相关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人们对合法药品、酒精和尼古丁的使用，比对非法药品的使用更广泛、更频繁，甚至有可能超过其使用10倍。想象一下，如果非法药品合法化会发生什么：海洛因、可卡因和安非他命的成瘾并不比酒精和尼古丁成瘾困难。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药品合法化一旦被普及，这种不受限制的政策不但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起到反效果，因为这样一来会催生更多的药品吸食者。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如减少一些处罚），药品非犯罪化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这就是药品合法化与非犯罪化的区别。
2011年6月17日是“禁毒战争”40周年纪念日，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题为“取消全球禁毒战争”的专栏。他援引的数据表明“战争”已经失败。在过去10年中，人们对毒品的消费显著增加：对鸦片制剂的使用增长了34.5%，对可卡因的使用增长了27%，对大麻的使用增长了8.5%。此外，如今的政策导致了犯罪人口急剧增长——超过3%的美国成年人要么在监狱中，要么缓刑，要么假释！这个犯罪比例比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都高。“禁毒战争”似乎比毒品本身更有害。同时他指出，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建议不该再强调关注低级的、没有犯罪的药物使用行为，同时应当针对国际化的暴力犯罪组织，将治疗重点放在普通药物的使用人群上。
艾弗拉姆·戈德斯坦（Avram Goldstein）博士是一位戒毒领域的领导者，他认为药品无论是全面禁止还是将其全面合法化都不是明智的选择，每种药品都是独特的，人们需要指定相应的控制标准。他提出了很多建议：人们很容易就能获得烟草和酒精，应该制定相应政策以减少其获得渠道。现在，鸦片类药品（如海洛因）与精神兴奋剂（如可卡因）的获取受到管控，应该保持这种管控，因为它们都很危险。大麻并不是无害的，但人们应该降低对使用和占有大麻的处罚。其他毒品（如吸入剂）具有毒性，并且经常被用在儿童身上，人们需要有针对性地预防其滥用。这里提到的某些想法已经被公共健康人员反复讨论过，并通过各种方法实施。格里菲思·爱德华兹（Griffith Edwards）博士是一位来自英国的专家，他同样针对酒精问题进行评论，并提出类似的建议。但是无论如何，药品成瘾的确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它会造成恶劣的后果，这是人们制定任何政策和确定行动时都需要考虑的。
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提供帮助
我们会列举一些打击药品滥用的合理建议，将药品滥用视为一个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并通过积极的治疗和预防教育来减少药物使用（这并不是说违反法律的药物使用者不该被扣留）。我们致力于研究使用毒品造成的相关后果，其中包括药物使用造成的不良健康行为，以及缺乏判断力导致的感染性疾病（如艾滋病与性病）的传播。我们要大力开展预防工作，因为这是避免药物使用造成恶劣后果所采取的方法中最经济的。我们应该防止儿童的药物使用行为，因为如果一个人在10岁到20岁之间没有使用药物，那么他在以后的生活中也不太可能使用药物。我们应该加大对成瘾、治疗、预防、毒品政策的研究资金投入，为其提供充足的支持。最后，我们还应该保证社会对药物使用者采取公正的态度，不歧视药物使用者，使他们更容易得到帮助。
小结
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即使药品滥用会对药物使用者和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但其还是会以某种形式和方式持续存在。因此，深入研究这种大脑失调，提高治疗手段，积极预防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公众对成瘾研究和治疗手段的不懈支持，并且避免产生歧视药物使用者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