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们错误地认为经济增长会让一个国家更幸福……但是今天有很多统计和实验证据支持另一种说法: 一个国家只要仓廪充实就够了，没必要追求变得更富裕。嬉皮士、绿党、游行示威者、崇尚自然的归隐者、慢食运动——这些都是和平的反抗。这些朴实的哲学家们的思想曾经饱受嘲笑，但现在得到了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新的统计结果的证实。”
——安德鲁·奥斯瓦德（Andrew Oswald）教授，
《关于幸福，嬉皮士才是对的》（The Hippies Were Right All along about Happines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06年1月19日
安德鲁·奥斯瓦德是一个聪明人。我跟你说过我们应该衡量幸福。
我从来没有说不应该，我只是认为它可能不会帮助你更好地做出决策。事实上，许多国家已经在收集关于幸福的官方数据。这样做不太麻烦——只需就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在许多不收集这些数据的国家，私人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也在做。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成为英国首相时向委员会承诺出台新的福利措施；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也曾做了同样的承诺；巴拉克·奥巴马任命了包括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内的致力于幸福研究的人员出任政府要职；地处偏远山区的不丹王国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国民幸福总值”。如果你对幸福经济学是认真的，我只能说，你够前卫。1
但是你持怀疑态度。
是，也不是。我认为收集这类数据是一个好主意，但我觉得这件事出于各种原因而被过分夸大了。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如何衡量幸福以及目前我们都学到了什么，你不就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了吗？
一般来说有三种方法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幸福。第一种方法是核算国民账户，从中得到资源消耗、交通堵塞、无偿劳动等带来的成本。这是西蒙·库兹涅茨青睐的方法，我们已经做过充分的讨论。第二种方法是整合全部相关数据，从预期寿命到谋杀率，从收入不均等到抑郁症的发病率等。绝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都会有这样的数据, 但其质量参差不齐。
第三种方法是走出去询问人们的感受——即直接衡量幸福感（也就是该领域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倾向于称之为的“主观幸福感”）。最受欢迎的方式是最简单的那种：询问人们对其生活满意与否。正如著名记者兼统计大师迈克尔·布拉斯兰（Michael Blastland）友善的嘲讽所言：“说到底，当一天结束，布莱恩简单粗暴地把你的幸福感从1到10打出分数。”2
他们真的会问吗？
他们当然不会直接这么问。但布拉斯兰指出了重点。最初通常的做法是询问：“总的来说，这些天你有多高兴？是非常高兴，比较高兴，还是不高兴？”让人在1到3的范围内进行评级，再将这些结果进行统计，就能得出每个人的幸福程度。
尽管问题是以“总的来说”开头，但人们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评估会受到诸如好天气等细微因素的影响。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诺伯特·施瓦兹（Norbert Schwarz）做了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实验，证明了细微的场景变化将对主观的评估结果产生的影响。他要求被调查者在办公室环境下完成一份生活满意度调查，但要求他们在填写调查之前先行复印调查表。在一半的测试者使用复印机之前，狡猾的施瓦兹教授分别把一枚一角硬币放在了复印机玻璃上，使测试者们能够轻易发现。结果证明，在填写幸福调查前捡到一角钱就能让你“总的来说”对生活更加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