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我们接受相对简单的建立在营养基础上的绝对贫困线，这里面也会有些复杂的问题。
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生活成本。比如，位于美国东南部的阿拉巴马州的生活成本比纽约要低。原则上，绝对贫困线能够也应该考虑生活成本，但美国的贫困线却没有考虑。第二个问题在于如何处理短期的收入损失。一位中层管理人员失业三个月后才重新找到工作，在这期间，就收入而言，他可能会短暂跌至贫困线水平以下，但由于前途看好，并且可以使用信用卡和银行存款，他的生活水平不会像穷人一样——而且他有可能会保持贫困前的支出水平。正因为如此，有些经济学家并不主张用某一周，一月或是一年的家庭收入情况作为贫困的衡量标准——而是用家庭的支出方式为标准。
可以理解，这很复杂。但如果先把那些复杂问题抛开不论，单纯就结论而言，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
根据美国政府的官方定义，2011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为15%。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值，较2006年经济衰退开始之前的水平上升了12.3%。尽管存在各种缺陷，但绝对贫困线起码有个优点：如果衰退期间的贫困率上升，你的统计可能还有些意义。3
欧盟使用的贫困线不可比，但2000年，约克大学的研究人员曾使用美国标准计算过欧盟的贫困率。他们估计，葡萄牙的贫困率高达48%，丹麦仅为6%，而法国为12%，德国为15%，英国为18%。显然，国民收入对绝对贫困有着很大的影响（葡萄牙确实比丹麦要穷一些），但收入分配也很重要（法国和英国的平均收入类似，但法国的分配更为公平）。4
据说，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一美元一天”作为对极端贫困的标准。以该过分粗糙的标准衡量的贫困人口的数量已经急剧下降。一个著名的国际发展目标是在1990年到2015年间，使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世界人口比例减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发展，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1990年，有31%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活标准不足一美元每天，到了2008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4%。这是重大的进步。
但美国的情况则不这么乐观。贫困率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急剧下降，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22%左右降到了1973年的11.1%——美国历史上的最低值。在随后几十年经济增长的同时，处于绝对贫困线之下的人口竟然没有任何改善，这简直令人震惊——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经验表明，快速消除人口贫困确实能够实现。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
大体而言，有三种方案。第一，从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夜都迷情》（Bonfire of the Vanities）的人物身上获得了灵感，那就是“隔离，隔离，隔离”——把贫困人口视作洪水猛兽。
这太可耻了。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相信你会对移民政策做出相应修改。很多人似乎对同胞的贫困和外国人的贫困态度冷漠至极。
所以回到实际解决方案上，剩下两种方案之间的问题在于，你是想把资源直接转换成现金转移支付，还是想提供更多机会——例如，扩建学校，打击犯罪，努力创造就业。换句话说，是应该授之以鱼，还是应该授之以渔？
有一个学派的观点认为，现金的转移支付实际上会是适得其反，因为它们将滋生不负责任的行为——依赖或滥用药物。其实这毫无根据。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们一直喜欢搅浑水，把“贫穷”和“不负责任”或“麻烦”混为一谈。最近英国政府的统计表明，英国共有12万户“问题家庭”，时任首相卡梅伦谴责这些家庭深陷“毒瘾，酗酒，犯罪”之中。详细调查显示，作为“问题家庭”的判定标准与犯罪和毒品毫无关系，却是贫困、残疾和失业。5
尽管接济穷人并不等于接济底层犯罪，但它仍然不能解决潜在问题。剥夺很早就诞生了，因此发放现金不一定能为自给自足提供助力。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呢？越来越多基于随机试验的可靠证据表明，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提供早期教育非常明智。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展的佩里学前教育项目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项实验，项目为一组随机选择的3~4岁的非洲裔贫困儿童提供良好的学前教育。6（以现在的货币计算，成本约为每个孩子11 000~12 000美元）。
与对照组相比，多接受近一年教育的佩里儿童高中毕业率高出约45%，甚至非婚生子女和青少年怀孕的比率也更低。40岁时，控制组往往都进过监狱，而接受过佩里学前教育的人犯罪的比率要低得多（也不算低）为28%。中年时期，接受过佩里学前教育的人的收入要高40%以上。
这太棒了——这都归功于3~4岁的美好时光？
是的。只是个小实验，提醒你一下——我们讨论的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群体的贫困儿童进行特定质量的学前教育。但也有其他对学前教育质量的深入研究，而且结论表明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确实收效良好。此外，如果以长远的眼光来看，政府完全没有成本——事实上还会赚钱。考虑到那些佩里儿童最终将多缴纳的税收以及他们没进监狱省下的钱，你将发现项目的收益数倍于其支出。
我的建议是尽可能多看看那些不错的随机试验以及更多的项目成本，从中学习如何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产后支持、学校改革以及良好的治安和刑事司法都很可能是有效的社会干预措施。坦率地说，货币政策或刺激性支出的随机试验没有可能，所以不妨好好利用上述随机实验的严谨证据。
还有件事。现在有一个新的流行方案被称为“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起源于拉丁美洲。该方案将现金支付给贫困家庭，并规定他们必须将其用于你想让他们做的事——例如，送孩子上学，或者让他们接种疫苗。该计划的吸引力显而易见：你推行了诸如幼儿园等社会干预措施，同时也保证了贫困家庭得到现金且用于正途。方案缺点也很明显：极端问题家庭的孩子们可能最需要帮助，然而却被排除在外。也许也可以做几次实验加以评估？
我记下了。但是我们开始讨论的是不均等问题，我还想多聊聊这个问题。不均等的问题在加剧，是吗？
这取决于你如何衡量它。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而最贫困的国家变得越来越贫困。但这个过于简单的不均等的衡量标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它掩盖了那些既不富有也不贫困国家的情况。比如，中国就在以惊人的速度脱贫。在衡量不均等时，赋予深陷贫困的布隆迪（人口约800万）和一度贫困而现在繁荣的中国（人口约13亿）同样的权重，结果将显示不均等的情况在1950年至2000年之间急剧恶化，但之后有所转好。但更明智的方法是以一国人口作为权重衡量不均等，结果表明情况出现明显好转：1950年至1990年间，不均等水平逐渐下降，1990年后则迅速下降。
这可是个好消息——也有点惊喜。这其中有问题吗？
确实还存在一个问题，而且与国家之间不均等比较的另一缺陷有关——它忽略了国家内部的不均等情况。迄今为止我给你的所有估计——比如世界银行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c）所做的计算——比较了各个国家的平均收入。7但假设把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所有对冲基金百万富翁的钱都拿来进行重新分配，使得所有公民的收入完全相等。这将与通过比较国民收入均值来衡量全球不均衡的简单做法无异，因为美国的富有程度没有改变。
当米兰诺维克尝试考虑国家内部的不均等时，他发现直至20世纪末，全球不均等的情况一直在攀升。现在不均等似乎在下降——可能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首次——但是下降很缓慢。正如我们所知，国家之间的简单不均等水平在迅速下降，从逻辑上讲，许多国家内部的不均等水平必然在上升，而且相当迅速。那就是现实情况，如果同时对二者进行测量，几乎能够彼此抵消。
好吧。我们是应该更担心国家间的不均等还是国家内的不均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