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问题。你可能会认为国家之间的不均等更令人担忧，因为它与精英统治无关。出生在津巴布韦或厄立特里亚的普通家庭，除非你能移民，否则无论多有天分，都将注定贫困。出生在美国或英国的贫困家庭，如果你很聪明，懂得奋斗，就还有克服劣势的机会。所以你可能会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不均等危害更大。另一方面，你可能会认为，一国内部的不均等更多来自社会腐败，因此相对容易改善。
我们来关注国家内部的不均等问题吧——反正大方向已经错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取决于关注的国家和衡量的方法。一个有趣的方法是观察三大发展中国家，巴西和印度。三国往往被放在一起讨论，但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截然不同——在不均等方面尤其如此。
先看巴西。巴西是个出了名的不均等社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概况》（World Factbook）报告表明，巴西的基尼系数——衡量不均等的常用指标——在1998年为0.61。8由于基尼系数为1表示一国的全部财富都属于某一个人，基尼系数超过0.60自然非常严重。作为参考，法国的基尼系数为0.33，芬兰为0.27，英国为0.34，美国为0.45。
不过，巴西的基尼系数现在降到了0.52。尽管仍然很高，但已经下降了很多，距离在15年内成为芬兰这样的极端均等国家仅剩3/4的征程。巴西的例子证明，在合适的情况下不均等是能够解决的：2003年到2010年期间的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当选时被看作是一个革命煽动家，但后来则变成了一位欢迎国际商业投资的实用主义者，但他同时也很愿意看到对巴西商品经济的硕果进行重新分配。
印度则有所不同，该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最近的基尼系数都高达30%。尽管有一些很成功的企业家——企业家穆克什·安巴尼（MukeshAmbani）拥有一套臭名昭著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房产，约合40层楼高的建筑高高耸立于孟买——要实现均等，印度仍然缺乏足够的资金。如果参照中国的做法，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改变。
中国也是收入不均的研究案例。《世界概况》将其基尼系数定为0.48，这一水平已高于美国，由于中国仍然比美国贫困得多，这样的收入不均等情况意味着贫困家庭将艰难度日。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为0.61，如果属实，情况将非常严重。9无疑，中国的领导人对社会动荡感到非常忧心，尽管中国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
这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均等到底为什么会如此严重？
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所总结的观点，他于1978年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复出。他广为流传的一句格言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不无道理。中国的增长模式是实验性的，逐步放松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限制——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建立适应全球化的工业区。如果这些实验获得成功，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赢家和输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而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很多人会错失机会或者被遗漏下来。公平地说，内陆地区的增长率也很高，只是不如沿海地区那么高，那么长久。
富裕国家的不均等问题情况如何？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下降，或至少是低而稳定的局面之后，富裕国家内部的不均等以及英语国家的不均等已经上升了25年。最具戏剧性的症状是大幅增加的收入被最富有的人占据——比如，最富有的1%，甚至是0.1%。你可能会认为关注这几个千万富翁是无关紧要的——是分散精力。但问题似乎很严重。
例如，在美国，平均收入在1993年到2011年之间增长了13.1%。说实话，在过去的近20年，这一数字并不是很多。但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仅看平均收入最低的99%——也就是所有贫困人口和收入低于37万美元的家庭——在过去的18年里，他们的平均收入增长只有5.8%，这是个极低的数字。
13.1%（全国平均收入增长）和5.8%（刨除富人的平均收入增长）的区别是巨大的。10收入最高者的日工资已经如此之高，以至于这不再仅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这已经对经济的走向产生了实际影响。
关于收入最高的0.1%的增长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而且也不仅是美国的情况。尽管使用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份额作为衡量指标, 美国的不均等将更大，增速也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更快。而英语国家也有些奇怪的现象：收入最高的1%所占国民收入份额的增长速度在英国和加拿大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程度稍逊。但在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或日本则几乎没有增长。这的确表明，收入分布顶层不均等程度的加深反映了某种文化或政治力量的存在，或者至少证明，纯粹客观的经济学并不是唯一的原因。11
我们知道为什么英语国家的不均等会上升吗？
几年前，记者蒂莫西·诺亚（Timothy Noah）进行了一次详尽的调查，探求人们关于“种族、性别，或核心家庭的破裂……移民、科技繁荣、联邦政府政策、工会的衰落、国际贸易、最富有的人是否有错，以及基础教育弱化的影响”等问题的看法。12得到的答案千奇百怪。当然，如果我们发现英语国家的政治环境对工会的助益有所减弱，企业变得更愿意向高管和华尔街的主宰者支付薪酬，那就更需要探求一个解释——为什么这些变化对英语国家的影响更大？
不管怎样，我认为最重要的趋势可能是提供低质量基础教育的学校和技术进步结成了邪恶联盟。经济学家倾向于更注重所谓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或简称SBTC。总而言之，60年前你需要学会挥铲子，30年前你需要学会控制机械铲，现在你需要学会操控机器人铲。因为技术的进步，熟练工人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做得更多，而非技术工人则成了一种负担。这就是基础教育学校的重要性。但如果看一下经合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对学生成绩的排名，你会发现美国和英国在科学和阅读上排在之15名开外——在数学上排在25名开外。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和美国的大学一直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排名中遥遥领先。很容易看出，这种对立是不均等的来源：世界上两个分配最不均等的富裕经济体向大众提供着平庸的基础教育，却向精英阶层提供着优质大学教育。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大概随着技术变革速度的加快，不均等的程度也会升级。
有可能，尽管理论上未来的技术变革可能会钟爱不那么熟练的工人。这都与我们将在最后一章提出的难题密切相关，我们将考虑技术进步下的零增长经济是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失业。
我也要说，我们不应该高估技术的威胁。它可能已经摧毁了很多工作（例如，通过农业的机械化），但它也创造了新的工作（例如网页设计）。合理的预计是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但在未来，很多人将很有可能几乎不具任何经济价值：没有什么是他们能做，而机器人不能更快速、安全、廉价和可靠地做到的。有些人——也许是大多数人——都将无法维持生计。所有的经济效益都将归于资本所有者。
这似乎不太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想要的世界，我们肯定会在某个时点不得不放弃许多帮助我们发展到现在的经济机构，也许我们不得不改革社会体制，保证每个人在出生时就获得机器人制造商的股票，且永远不可剥夺。
在未来，每个人都能放松地享受机器人仆人无微不至的服务，不过，享受这种日子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我们在对经济的未来的想象中作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