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均等是最古老而致命的国家顽疾。”
——普鲁塔克（Plutarch）
我们还没怎么谈论过贫困和不均等的问题。
我同意，那是因为两者在标准宏观经济模型中都无足轻重。我们仍然更关心数额较大的经济总量问题，比如菲利普斯的MONIAC水箱里的液体所代表的变量。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总供给、总需求、产出和价格黏性——没有过多涉及经济中的分配问题。但你自然会关心，你的经济中是否有一大批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或者是否有一群不问人间疾苦的超级富豪精英。
当我们想要进行跨国或跨期比较时，对贫困和财富的衡量都不太容易。甚至是看似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比如谁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在真的去寻求答案的时候都会变得相当微妙。比如，如果想比较比尔·盖茨和罗马共和国最知名的富豪马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你会很快发现比较对象是私人飞机与盛满红酒和橄榄油的地窖。
我想，比起世界富豪排行榜，我更关心如何解决贫困的问题。
当然，但这些困难对收入规模的另一极端也同样适用。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贫困？
嗯，贫困肯定是指无力负担生活的基本所需——食物，衣服和住所。
好吧，你所讨论的是贫困的绝对定义，以对购买力的客观度量为标准。这种方法背后自然有着有悠久的传统。其先驱可以追溯至贵格会教徒西伯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富有的巧克力制造商约瑟夫·朗特里（Joseph Rowntree）的儿子。20世纪末，西伯姆开始试图调查纽约附近的贫困情况。为此，他定义了“贫困线”的概念，用以衡量购买一些生活基本所需的花费，其中包括礼拜日的一份豌豆布丁加培根。所有买不起那些基本所需的人都在西伯姆设定的贫困线以下。
绝对贫困线至今仍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概念。世界银行就使用很多贫困线指标，包括著名的用“一美元一天”定义极端贫困线——一位名叫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的经济学家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国家的贫困线在每年370美元左右，因此获得灵感创造的指标。“一美元”的官方定义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首先，要进行更新以反映通货膨胀，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一美元在25年前的购买力。此外，它也要根据生活成本进行调整，否则就很难作为全球化的贫困线。因此，如果以国际汇率进行转换，在德里“一美元”并不真的等于一美元，它会少得多。我们的想法是，在印度“一美元一天”的生活标准与在美国“一天一美元”的购买力相同。换句话说——一点米饭或扁豆，没有居所。1
简直低得惊人。在美国一天一美元根本活不下去。
在一些贫困国家，上亿人确实在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没错，如果仅以一天一美元为参考标准，那么谈论贫困在美国的含义其实没什么意义。事实是，根据家庭规模的大小不同，美国有一套自己的绝对贫困线标准：2012年，单身个体的贫困线是30.52美元一天，远高于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
美国对贫困定义已有50年的历史：1963年，社会保障管理总署的研究员莫利·欧桑斯基（Mollie Orshansky）对贫困线进行了计算。欧桑斯基女士使用了与64年前朗特里类似的方法进行估计——以平均的饮食标准养活一个家庭所需的花费来计算。（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期间在人类营养和家庭经济局工作期间，欧桑斯基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营养标准。同时，她对于家庭的饮食计划需求的假设也很现实——特别是认为“家庭主妇是谨慎的买家，灵巧的厨师，也是好的管理者，她们会在家中准备菜肴”。）2考虑到当时资源有限，欧桑斯基的估计还算不错，但自1969年白宫正式采用这一标准以来，仅因通货膨胀因素对其进行过调整。
看起来很合理啊，尽管并不是个大数目。
当然不是个大数目。如果是一大笔钱那就不叫贫困线了，对吧？但我不觉得绝对贫困线是思考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毕竟，如果西伯姆·朗特里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可能仍在使用基于“豌豆布丁价格”的贫困线。
我正想问呢——豌豆布丁是什么？
嗯，没错。你不知道，我不得不承认，即便在读完维基百科上的描述之后，我对细节仍然有点模糊。然而，如果我们将1899年对绝对贫困线的定义根据通货膨胀水平做了调整，作为对过去烹饪习惯的美好回忆，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味豌豆布丁仍然可以作为今天的贫困统计指标。不用说，西伯姆·朗特里不会想到去询问电灯或室内管道的价格，因为两者在当时都是奢侈品，因而显然无关谁是穷人的问题。自然，他更不能想象将电视或网络的价格作为参考。
是的，人们不需要电视或网络。它们可是奢侈品。
等等。我同意人们并不像需要食物、衣服和住所那样需要电视或互联网，但你真的想把这些东西与高级大餐、设计师手袋和香槟归入一类吗？想象一下你的孩子从一个富裕的小城放学回家，告诉你他有个同学家里没钱买电视机。你真的会说，“别傻了，孩子，他家不穷”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以相对标准衡量贫困，而不是绝对标准吗？
也没那么简单。相对贫困的严格定义，比如欧洲流行的那些，都很奇怪。比如，欧盟的统计机构——欧盟统计局将贫困线定义为每个国家中位数收入的60%。（中位数收入是指在收入分布中居于正中间的人的收入，他的收入低于一半人口，同时高于另一半人口。）
这导致一个奇怪的结果：贫困将是永久性的，除非不均等的情况发生变化。如果每个欧洲人明天醒来发现自己的财产翻番，欧洲的贫困率仍不会有丝毫改变。相反，英国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贫困率却会有所下降。其原因显而易见，贫困线本身在下降。一个家庭可能和以前收入相同，但因为中位数收入的下降而“脱贫”了。
这可不行。欧盟统计局的贫困线将贫困家庭与中等收入家庭相比较，忽略了富人的情况。我认为应该直言不讳，承认欧盟统计局实际上衡量的是收入较低的那一半人口的收入不均等情况。
你就是不满意，对吗？你否定了绝对贫困线，现在又否定了相对贫困线。
1776年，亚当·斯密就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他在《国富论》中写道：“例如，严格来说，一件亚麻衬衫不是生活必需品。我想，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活得很舒服，尽管他们没有亚麻。但现在，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有正经工作的体面人没有一件亚麻衬衫恐怕都不好意思出现在公共场合。”
斯密的观点并不是说贫困是相对的，但它取决于社会条件。无论欧盟统计局怎么看，人们不会因为拥有中位数收入的公民获得加薪就变成穷人。但是如果他们买不起——比如电视机——这种人们眼中的社会基本品，他们就可能变成穷人。一个没钱购买融入社会所需的必需品的人，从某种重要意义上讲，就是贫困的。
对我来说，绝对贫困线是最可靠的，它们应该随时间进行调整，从而反映社会变革。可以说，西伯姆·朗特里的父亲约瑟夫就曾建立了从事类似的工作的基金会。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法确定当下融入社会所需的必需品——其中包括自己承担费用的假期、傻瓜式手机，以及足够每两到三年购买一套廉价西装的钱。当然这都非常主观，但贫困线也是主观的。我不认为有专家——即便是像莫利·欧桑斯基或西伯姆·朗特里这样的专家——能够永久且明确地定义到底怎样才是“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