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发生了改变？10年前，我们想看报纸必须走到街角的报摊才能买到，至少也得走到自家的邮筒旁（如果你订阅报刊并包邮到家的话）；现在，你足不出户，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就可以浏览世界上所有的主流报刊，就可以与远方的朋友聊天，就可以买到一半你需要的商品……你们走路、运动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这意味着我们的肥胖是因为比尔·盖茨吗？
但事实与此完全相反，肥胖率比较高的州，计算机保有率反而都比较低，尤其是在不考虑居民的收入影响时。肥胖率增长最快的州往往是计算机保有率增长最慢的州。所以，证据方面不支持将计算机妖魔化的理论。恰恰相反，计算机在促进我们保持苗条身材方面似乎还有积极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计算机太有魅力，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都能忘记吃饭；也可能是因为计算机系统的每一次崩溃，造成我们内心世界无法宣泄的怒火会将大量卡路里燃烧干净。
吸烟是否与肥胖相关呢？与以前相比，抽烟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人都在戒烟，或许这就是人们变得越来越胖的原因？但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论断。在整个19世纪，确实有25个吸烟人口数量下降的州肥胖率上升了55%，但在吸烟人口数量上升的25个州中，肥胖率上升得更多，达到了59%。在全国范围内，吸烟人口数量下降最快的明尼苏达州，肥胖率增长的排名只排在全美第38位；新增吸烟人口数最多的新墨西哥州，肥胖增长率却排在全国第二位。
还有什么发生了变化？收入。收入这些年来已经实现增长，但收入对肥胖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我们变得更加富裕，可以购买更多食物，所以可能变胖；另一方面，我们变得更加富裕，可以购买更高质量的食物（美味且脂肪含量低的食物），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障，从而可以保持更好的身材。两相抵消，所以在收入变化与肥胖率的变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无论哪一个方向都不存在相关性）。
还有什么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发生了什么可以引发肥胖大面积“流行”的事件？是拉什·林堡[1]使肥胖成为一种时尚？还是《美国残疾人法案》减少了胖子在劳动力市场的障碍？
看看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90年代的人们不仅经历了拉什·林堡的横空出世，还经历了诸如普拉固和立普妥等具有神奇效果的药物的研发成功，这些药物不仅可以有效降低人体胆固醇的含量，而且可以延长人们的预期寿命。有了这些神奇药物，谁还需要（克制自己）保持纤瘦（以提高健康指数）啊？当然，肥胖还是不利于人们健康的，但对人们健康的危害程度与以往相比已经下降了很多。由于肥胖的“价格”（以对健康的威胁程度来衡量）已经下降，所以“理性”的消费者就会增加对它的“消费”。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实施，医疗方面更大的进步会不断横空出世，这会使肥胖的“价格”（对健康的危害）进一步下降。当前，心宽体胖的人越来越多，可能什么也说明不了，唯一能说明的就是，人类的理性预期告诉我们，未来在治疗心脏疾病方面，我们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如果你觉得上述分析没有道理，再来看这一个：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低脂肪食物的时代，在食物所含卡路里更少的情况下，吃更多的食物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低脂肪食物对人们体重方面的净效应既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
如果晚上加餐一份本杰瑞冰激凌会使人们增重10磅，多数人会觉得不值得，因而也就不去吃；但如果加餐一份低脂肪冰激凌只会使人们的体重增加5磅，那么就会有很多人觉得这笔“交易”是可以接受的，就会去吃。所以，当低脂肪冰激凌上市后，部分完美的理性人会因为开始晚上加餐而变胖；另一部分同样理性的人会因为开始改吃低脂肪食物而变得相对瘦了。所以，在整体上，低脂肪食物既可能造成人们体重的增加，也可能造成人们体重的下降。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肥胖的流行这一社会现象，是低脂肪食物的盛行和对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预期共同影响造成的结果。我不敢保证这一结论一定正确，但可以确定这比将所有的错都推给麦当劳更合情合理！
下面讲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工业化国家中，失业率与房屋自有率如影随形，房屋自有率高的国家失业率也高，反之亦然。
在瑞士，大约有1/4的居民拥有自己的房子，失业率只有2.9%；在西班牙，通常情况下房屋自有率都在75%左右，失业率也飙升到18.1%；在葡萄牙，房屋自有率水平处在瑞士和西班牙之间，失业率水平也处在二者之间，大约为4.1%。
无论是在国家之间（比如西班牙和瑞士），还是在小点儿的地区之间（如东安格利亚和约克郡、艾奥瓦州和内华达州）进行比较，都会出现相同的情况；无论是截取某一个时点的数据进行分析，还是对数十年的数据进行趋势分析，同样的情况依然会出现。
一般情况下，房屋自有率每上升10%，会造成失业率平均上升2%，这一结论可以用于解释全球绝大部分的失业情况。
华威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教授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现象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自有房屋会在地理区域上形成对房屋所有权人的限制，从而造成所有权人失业。有房子的待业者会在自己房子的通勤范围内（即房子的附近区域）寻找工作，目标数量有限；而租房住的待业者会在工作地点的附近租房住，从而更有可能找到工作。
这一理论可以经得起考验，因为依据它可以推断出有房子的人要是失业的话，失业时间都比较长（找工作时受地理限制比较大）；也可以推断出，他们失业的频率比较低，因为一旦找到工作，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他们辞职的可能性更小。事实上，奥斯瓦尔德教授的理论至少可以通过这个测试的一个版本：统计数据显示，随着近几十年来人们住房自有率的不断提高，人们失业的时间长度在增加，但失业的频率几乎没有改变。
也有可能将失业率与住房自有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弄反了。或许是失业率的增加引起住房自有率的提高，而不是住房自有率的提高引起失业率的增加。马克·比尔斯，我的同事之一，以说话耿直和不留情面著称，认为如果人们失去工作，待在家里的时间就会增加，所以更倾向于买一座漂亮的大房子，这种说法的可信度遭到质疑。更可信的说法是，如果一个区域的工作机会已经枯竭，租房住的人们就会选择离开，只有迁移成本更高的自有住房者会选择留下。硬币的另一面是，经济发展形势较好的地区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新来者，他们往往更乐于短时间内租房子住，而不是花大价钱买一套房子。
或者，房屋自有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就像蛋蜜乳与槲寄生，它们都会在圣诞节期间出现，但很难说谁是因谁是果。那么，导致二者产生的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最明显的可能因素是年龄和财富，只有年龄和财富才能让房屋自有和失业在家这对奇怪的兄弟同时出现，年轻人和穷人肯定做不到这两点，他们会更努力地寻找工作。
我的一位可以称得上“愤世嫉俗”的同事——艾伦·施托克曼，将这一切都归咎于政府，认为这是监管环境造成的。他指出，监管部门的不当作为以及粗暴执法，会造成房屋租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同时紊乱。以纽约市的房屋租赁市场为例，房租价格高得离谱，主要原因是该市的房地产法律对租赁市场的不当干预，造成无法将市场上的不良租房者驱逐出市场，因而房东们不愿意将房子出租给陌生人（从而造成租赁市场的供给不足，价格上升）；同时，劳工法也严格限制公司开除员工（即便是开除不合格员工），所以老板们雇用新人时会更加谨慎。
也有可能是数据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在收集这些数据时可能存在某种隐蔽的偏见。比如在统计失业率的数据时，非常容易忽略暂时性的失业，但统计住房自有率的数据时，基本不可能忽略掉任何一个房屋所有权人。
假如奥斯瓦尔德教授是正确的，如他所言，全球绝大多数的失业都是由房屋自有造成的，那么，谁又来关注几乎所有西方政府都在补贴房屋所有权人的事实？
这里不是要证明拥有自己的房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而是说，失业可能是实现住房稳定的“小代价”之一，尤其是将孩子牵涉进来之后。
假如在你上学期间（6~15岁）搬过家，你高中顺利毕业的可能性就会降低16%，你在24岁时（既不上学也不工作）还不能实现“经济活跃”的可能性就会上升10%；如果你是一个女孩，不未婚先孕、顺利度过青春期的可能性就会下降6%。
再强调一次，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依然不清楚！将这些统计数据公之于众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哈夫曼和芭芭拉·沃尔夫发现，即便将收入、种族、宗教信仰、家庭规模、健康状况以及母亲工作与否等因素排除在外，上述结果依然成立。所以，我们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理论，诸如“搬家往往导致贫困，贫困家庭的小孩往往更容易失败”等，将上述一切解释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踏出第一步到导致那样的一个坏结果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我们对这一过程还知之甚少。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我不清楚为什么搬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表现如此之差，不清楚为什么自有房屋者如此“乐于”失业，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变得越来越胖，也不清楚为什么购物车变得越来越大。将原因从效果中分离出来并不容易，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将向大家展示，不容易并不代表不可能！
[1] 拉什·林堡是美国一位知名的胖子、脱口秀主持人。——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