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丽可以引发一场破坏性巨大的美丽竞赛，那么财富更是可以再次掀起一场江湖的“腥风血雨”。这一现象古已有之。如果我们每个人的目标就是比隔壁老王更富有，那么我和你（就像拼颜值的贝蒂和维罗妮卡）可能因此而拼了老命地疯狂工作直至瘦骨嶙峋，在相互造成一万点的伤害之后，成为收入排行榜上的常客。
真的会这样吗？这取决于人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是变得富有，还是变得比邻居更富有？如果人们仅仅因为个人原因追求财富的话，不会产生公共河流的溢出问题：我们各自决定工作的努力程度，并承担其结果。但如果人们追求的是财富排行榜上的排名，你和我的努力就可能相互抵消，就像前文中的吹落叶的故事一样，吹来吹去都白忙活了。
同时，我们也应该对“财富大比拼”的对立面——“比穷”抱以同样的关注。我希望做财富排行榜上最穷的人，我的邻居越富有，就会举办越豪华的聚会，说不定还会带我去拉斯韦加斯度假；邻居们越炫富，越不用担心小偷光顾我的家。
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遵循这样的传统假设：绝对财富，绝对重要；相对地位，相对不重要，只有绝对的财富量才是有意义的。这一点饱受非经济学人士的质疑和讥笑。质疑者们喜欢用中世纪的贵族和现在的注册会计师们举例子进行反驳，他们认为中世纪的贵族一定比现在的注册会计师更快乐，即便注册会计师们的收入高得上天，与贵族们的财富差不多。但古人云：如果你觉得一件事很容易想得明白，那是因为你想得不够细致。这里也不例外，非经济学家们可能忽略了一些细节，比如中世纪的疾病、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以及生活的单调等。
孰对孰错？让我们对比一下两个时代的物价，也许可以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两组价格：亨利·都铎购买英国王位的价格和赫鲁晓夫购买苏联总书记的价格。从相对价格的角度看，这两组价格应该是相近的，都是为了成为高度分化社会中的老大；从绝对价格看，差别很大，赫鲁晓夫的出价要高得多：即便最悲观的估算，苏联经济的产出也远高于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如果相对收入假说正确的话，两个帝国的价值应该是相近的；如果绝对收入假说正确的话，赫鲁晓夫应该支付了更高的价格（可能以冒更大风险的方式进行支付），这是竞争使然。
很难说亨利与赫鲁晓夫谁冒的风险更大，所以二者的比较十分复杂。一个是：预期寿命35岁，但有30%的可能在战争中死去；另一个是：预期寿命65岁，但有20%的可能在古拉格集中营中死去。哪个风险更大？考虑到亨利与赫鲁晓夫的非典型性，这样的对比可能毫无意义。很难现在就得出可靠的结论，但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
也许以现代的政治家为例更为合适，因为他们的看家本领就是迎合大众在意的事情（因而更具时代典型性），这一点我想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在任的政客都喜欢吹嘘当前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大概是因为选民们都希望自己能赶上经济腾飞的浪潮，即便这些浪潮可能打翻很多人的船。
换句话说：如果选民们更在意的是相对财富的话，为什么政客们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吹嘘自己为绝对财富的增加做出了重大努力？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人们更在意相对财富，在任的政客们都可以到处宣扬“请选我，我在任的四年时局维艰”。选民们当然不会选举使自己的生活变差的政客，但会选使别人的生活变得更差的政客。说到这儿你大概已经明白：你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比别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不然的话，政客可以通过宣扬自己能使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更差，从而使你的生活变得相对更好，赢得你的支持。没有政客实施这样竞选策略的事实说明，相对地位并非那么重要。[3]
质疑相对财富重要性的证据还有：没人会相信“相对休闲”或“相对风险”之类的理论。你是在意自己假期的长度，还是更在意假期是否比邻居的长？你是在意自己车上安全气囊的工作性能，还是更在意气囊是否是朋友当中最好的？答案通常都是前者。如果我们是这样看待“休闲”和“风险”的，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财富？
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弗兰克是持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相对财富很重要，并且写了一本书《奢侈病》来诠释他的观点。我拜读完他的大作后觉得非常不值得信服，并且写了一篇长评解释我的观点。但书中有许多精彩的经济学推理值得推崇，比如我非常欣赏弗兰克教授细致入微的观察。他注意到，在工作场合，如果人们更在意自己相对地位的话，高效率员工应该把低效率员工看作自己的“福音”，而低效率员工应该把高效率员工看作自己的“诅咒”，因此，效率最低的员工应该得到奖励（否则他就没有动力再坚持下去了），效率最高的员工应该被扣掉部分工资（因为部分工资已经以“地位”的方式发放过了）。
我欣赏这一观察推理是因为它思路清晰、逻辑性强、令人信服，在细致阐述假设的基础上推导出令人惊讶的结论。但他的错误也是不言而喻的，至少在我的经验中，决定是否雇用一个新职员通常是看“雇用他是否会提高我们的平均业绩”，从来没有听说过是看“雇用他是否可以衬托出其他员工更加优秀”。
鉴于此，很多研究者就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也写出了许多思路清晰、逻辑性强、令人信服的好论文，但结论与罗伯特·弗兰克的完全不同。我最欣赏的一篇论文由哈罗德·科尔、乔治·迈尔斯和安德鲁·普斯特怀特三人（下文中统一简称为“科迈普”三人组）共同完成。
和弗兰克教授一样，“科迈普”三人组也假设人们在意相对地位，但比之更好的是，他们推理出更加完整的理论，用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意，因为更高的相对地位可以获得更好的伴侣。之后，他们用细致缜密的逻辑，推导出在此假设基础之上，世界应该是怎样运行的。他们得出的结论之一是：社会成员之间为了获得更好伴侣的竞争导致多数人储蓄过度（而不是储蓄不足，这一点与弗兰克教授的结论不同）。年轻人过度储蓄是为了改善他们的预期前景，老人过度储蓄是为了改善他们孩子的预期前景。如果我们能够就停止过度储蓄行为达成一致意见，所有人将从中受益：在不改变伴侣竞争格局的基础上，增加我们所有人可用于消费的货币。当然，这种过度储蓄行为会增加当代人的成本，但会使后代人受益。
当人们通过储蓄来进行竞争时，富人们往往具有先发优势，所以，“科迈普”三人组的理论认为社会收入不均的问题将会愈演愈烈。但当收入差距大到穷人们失去改变自己相对低位的所有希望时，过度储蓄的动力就会消失，这时，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我们对“科迈普”三人组的假设条件进行微调，该理论会变得更加有趣。假设有这样一位贵族，他潜在的伴侣不仅在意财富，而且在意继承地位。注意，这样的贵族是很难持续存在下去的：够富有但地位低的男人只能娶不够富有但地位高的女人，不够富有但地位高的男人只能娶够富有但地位低的女人。换句话说，如果寻找伴侣退化成特罗洛普小说里的情景（按各自条件进行配对），那么整个社会的基本框架将会最终崩塌。不够富有地位又低的家庭可以通过几代人的“疯狂储蓄”，使家族跻身贵族之列，但整个社会还是难逃最终崩溃的局面。
“幸运”的是，“科迈普”三人组已经为这样的贵族找到使其永远存续下去的方法。如果“混合”婚姻（高低配的婚姻，违反条件相当才能配对的原则）的孩子将被降级为最低等的贵族，那么，这样的婚姻将被有效阻止。如果一个地位低下的男人想打破社会阶层的牢笼，改善自己及孩子社会地位的话，就需要疯狂储蓄。“科迈普”三人组已经证明这是可能成功的，但需要这样的社会“叛逆者”保持高得离谱的储蓄率才行。不管怎样，这样的贵族还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妙处就在这里：假设有两个完全一样的社会体系，姑且称之为“上水村”和“下水村”，它们的人口数量一样、技术一样，人们对所有事的选择权也一样，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这些前提条件很重要。但有一点不同，上水村靠财富吸引伴侣，下水村靠世袭的地位吸引伴侣。这两个传统都可以保证各自的社会体系永续下去，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两个村的生活水准将有天壤之别，原因就在于两村村民储蓄的动力千差万别，而储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另一个引擎是技术，我们已经假设技术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上水村将越来越富有，而下水村将继续贫困。
这个理论的精髓，在于说明社会文化的标准将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当然，除了经济学家们还不知道这一点，其他人早就清楚这一点了。“科迈普”三人组的研究成果令我们耳目一新：即便沿用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行为的所有简化假设，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文化标准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
我们可以将这个理论继续深化。假设存在这样的社会体系：身份地位不是按照血统传递的，而是按照学识、身体素质、肤色的暗度、身高或者颜值传递，结果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的是，每个社会体系都会沿着完全不同的轨迹进化演变。
但是，这些社会体系最初的差异是怎样产生的？按照“科迈普”三人组的说法，部分答案是文化标准一旦形成便具有“自续”功能，即便这些文化标准的出现单纯是由随机因素造成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有这样一系列的纯随机因素产生，但我不确定是否有人能够告诉我们，这样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1] 在这个地方必须指定性别才能继续讨论下去，如果你不喜欢我的选择，可以把下文中的“男性”和“女性”进行互换，效果是一样的。
[2] 也可以不对美丽进行补贴，而对丑陋进行惩罚。1970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时，曾在书上看到一条“法律”：禁止难看的或恶心的人出现在公共场所。在那些日子里，对这一“法律”的严格执行比在图书馆天天泡着更毁芝加哥大学学生的身体。
[3] 有一个微妙的区别需要提一下：即便你更在意相对地位，你也会支持未来的经济进步，因为变得更富有的快乐会超过看到所有人也变得更富有而带来的痛苦。如果依旧认为相对地位更重要，你会因为看到过去的进步而沮丧，因为不仅仅是你享受了过去的进步，其他人也享受了过去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