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成为“游击手”
我希望我的女儿可以理解以上全部的东西，而且能更概括性地了解一种判断方法，并以此方法来判断她的所作所为是否具有社会效益，这种方法即是，当人们愿意付钱让她这么做时，她的所作所为就是有社会效益的。实现社会效益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生活目标，但是，能有这样一个尺度和标准来衡量你的所作所为，也是很不错的。
一次，我问一个准父亲，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立刻回答说“游击手”。随后，他又向我解释说，事实上，他没有给孩子设定非常明确的目标，无论孩子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只要幸福，只要成功就好，他说，只要“他不出局就好”。
当然，那时他的眼睛是闪闪发光的。
我不知道在凯莱生活的球局中，她会打哪个位置，但是，我希望她是兴致勃勃地去参加这场比赛。我认为，如果她在高中时总是拿全优回家，那将是一个令人担心的发展趋势。一个青少年，如果不去忽略她的学校作业，她就无法去发展她强烈的激情、兴趣和雄心。努力构思一首好诗，设计一辆更好的自行车，或者是完成纽约马拉松比赛，相比拼命去通过高中的经济学考试来说，那些都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内心的呼唤。
这并不是贬低经济学。凯莱和我都对经济学感兴趣，尤其是新闻中的经济学。凯莱对时事有一种长期的、非常早熟的兴趣，我相信这是从海湾战争开始的。当时她只有3岁，她非常强烈地意识到，生活在她周围的大人，开始关注电视节目，并且态度也都变得严肃起来了，这让她感到很奇怪。她想知道发生的每件事，大人们安慰她说，这些事都发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随后的好几个月里，她总要看电视新闻，要弄懂所有的新闻报道讲的是什么。在她5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无意中听到，她正在给一个12岁的孩子讲解谁是鲍里斯·叶利钦！
因为许多新闻报道中都提到了有关经济学的问题，因此，在我和凯莱之间，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兴趣交汇点。许多经济学问题，对孩子解释起来，比对大人解释要容易得多，因为大人总是带着一生积累的偏见去看待经济学问题。凯莱知道，最低工资法阻碍了一部分人去工作，而许多大人却不理解这正是最低工资的本质。她还知道，公共电视台是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经营的。因此，她完全根据自己的分析就认识到，公共电视台很可能就是亲政府宣传的源头。相比之下，许多大人似乎认为，政府拥有的媒体倾向于拥护政府的扩编计划，纯粹是一种巧合。
凯莱还知道存在无家可归的人的原因，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许多大人都不知道这个原因，那就是无论为什么，一些人宁愿无家（也就是说，他们宁愿不去挣足够的钱来拥有一个家，或者宁愿把钱花在其他地方）。当她听到某个电视评论员说，问题在于缺乏住房供给时，她就会大大地嘲笑一番。她已经长大了，知道如果有人出钱来买房，就有人会出钱去建房。
在凯莱要上一年级的前一晚，她突然变得非常害怕。当我给她把被子盖好时，她突然止住眼泪说：“我害怕上一年级！”于是，我们把灯打开，坐在一起说话。我给她讲故事，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小男孩的故事。这个小男孩也害怕上一年级。当然了，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但是，最终，小男孩的每件事都编排得很好。当我讲到故事的高潮，即这个小男孩长大后成了她的父亲时，凯莱就变得异常轻松愉快了。
第二年，凯莱报名参加了一个周末体操班，这也引发了一次类似的恐慌（不过要温和一些）。这一次，我再没有个人故事给她讲了（其实，如果说实话，那么前一个故事也纯属虚构，因为我根本就记不得自己是如何开始上一年级的）。但是凯莱是一个经济学推理的信徒，我们把她的这种信仰好好地利用了一下，去分析体操教师的动机问题：如果孩子们不高兴，他们就会退学，学校的利润就会减少；因此，老师一定会努力让孩子们开心的。这个逻辑推理彻底解除了凯莱的恐惧。万幸，凯莱没有停下来仔细想一想这样的事实，即这种动机对于公立小学的老师来说，是不管用的。顺便提一句，体操班的训练非常成功。
几年前，我、4岁的凯莱和凯莱的朋友杰西卡，也是4岁，一起在树林里散步。杰西卡找到了一根漂亮的羽毛，而凯莱找到的只有嫉妒。当然，凯莱以前也一定感到过嫉妒，但是她一直无法形容这种感觉。后来，我们回到家里，杰西卡也回家了，于是，我们就拿出时间进行了一次父亲和女儿的对话。凯莱的嫉妒，只是一种渴望，而不是那种怀恨在心的嫉妒或其他类型的嫉妒。从这次谈话中，她懂得了，如果你的朋友找到了一根羽毛，而你没有，那么，为你的朋友感到高兴要比为自己感到遗憾好得多。当我告诉她，仍有许多大人不懂这个道理时，凯莱感到非常吃惊。凯莱从来就没想过用暴力把杰西卡的羽毛抢过来，因此，当我告诉她有关累进所得税的事情时，她对此感到非常的震惊。
小女孩们常常会担心谁会是她们的朋友，有时小男孩们也会这样，但是我认为程度会不一样。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三个小孩在操场上碰到一起，那么，最终会有一个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了。凯莱会对这种情况感到很心烦，这时，我会替她感到心疼，但是也无可奈何。如果可以，我会帮她分析哪里出了问题，如何修补这种友谊。但是更多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倾听，或者给她擦眼泪，或者再给她讲一些我曾经给她讲过的事：有时候，那两个孩子想在一起玩，但不想跟你玩，这时，你能做的就是学会去处理它，学会应付它。你不可能强迫他们跟你玩，即便你可以，那也不是个好办法。
她总是对我说，你的这些做法对大人也许有用，但是你不理解，对孩子来说，这样做太难了。我对此无言以对。但是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将来，她会遇到许多大人，他们会远没有她想象的那样成熟。对于那些面对国外的竞争寻求保护的美国制造商，我想说，有时候，某两个人想互相贸易，而不想和你进行贸易，那么，你的正确做法就是去学会处理这件事。也许你可以强迫他们和你进行贸易，但是这样做是很孩子气的，是错误的。
我一直在寻找新的教学方法，来给孩子们教授经济学，为此，我建议对税收制度进行改进。我的想法如下：你还和原来一样计算你的税款，但是，你不用再给美国国税局寄支票了，而是把支票寄给玩具店，换回等值的玩具，然后你把这些玩具拿回家，给你的孩子玩；一星期后，美国国税局的一个工作人员会来到你家，没收这些玩具，把这些玩具还给玩具店，获得现钞。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教给孩子们什么是税收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夸张的情节帮忙，孩子们要学点知识，就不得不从日常生活中汲取了，如上学的第一天，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或者在操场上和人吵嘴的时候，甚至是在坐车的时候。我记得在凯莱9岁的时候，一天，她正在车上照着镜子打扮，我问了一个很无知的问题，立刻激起了她的好奇心。我问道：如果我们驾驶汽车向前行进，那么，从她脸上发出的光线如何到达镜子呢？答案很简单：光线一定比汽车跑得快。但是如果汽车比光线跑得还快呢？那么镜子就不起作用了！于是，我们进行了一番讨论，为什么事物在高速运行和静止时，表现都几乎一样？为什么镜子就特殊呢？这样，一个奇事接着一个奇事，凯莱对于这些困惑，就有了自己的结论，她猜测，也许汽车原则上不可能比光线跑得快。
有时候，她会让我感到非常茫然。一天晚上，我感到又饿又累，便抱怨了几句，于是，凯莱就问我，我是更累呢还是更饿？我最初的反应是给她解释说，她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饥饿和疲劳是由两种完全不同、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单位来衡量的。没有什么共同的尺度来对它们进行相互比较。我可以感觉到我现在比一个小时前更饿，但是我无法说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即我很累，但是我更饿。
但是，随后，我停下来，仔细思考了一下，事实上，大人们之间经常问这样的问题，而其他人却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而且双方都相信这种答案可以表达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因此，我们一定具有某种本能，把我们的基本需求转化为某种单一的、线性的比率。而像我这种经济学家用来衡量人们需求的晦涩方法显然不合时宜了，我非常感谢凯莱让我认识到了这一点。
吃了点东西，休息了一会儿后，我开始思考凯莱的问题中的一些讽刺意味。粗心的大人们常常坚持认为，你不能用美元来衡量爱情的价值，同样，也不能用美元来衡量环境或者人的生命的价值，这也就是说，不可能简单地用一种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不同的事物。在这方面，凯莱就可以教那些大人一些知识。有两种选择，前一种是你愿意保护一种珍稀的猴子还是愿意在你的银行账户上多50美元，后一种是判定你是更饿还是更累，这两种选择就很容易被人们拿来相互比喻，而且即便是个孩子也会这么做。
有一次，在经过了一个小时的大闹大笑后，凯莱和我平躺在地板上，上气不接下气。我转过头，让凯莱答应我：永远不要嫁给那些无法和你共享如此欢乐的人！她答应了。于是，我就胳肢她，又开始大闹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