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一个内行的购物者会选择去一个最贵的商店，只是为了得到那种偶尔发现一件便宜货的兴奋感！也很难想象他会不会去折扣店，唯一的原因就是——太容易得到的折扣就没什么意思了。
与众不同带来的利益
凯莱在上一年级的时候，一个同班同学有一只天竺鼠，那只天竺鼠生了许多小天竺鼠。这些小天竺鼠被带到学校让人领养。如果许多人都争着要领养同一只小天竺鼠的话，那就得由老师来裁定了，老师既要考虑孩子们的偏好程度，还要考虑这些天竺鼠的长远利益。
凯莱很走运。没人喜欢她看上的那只天竺鼠，因此她很容易地得到了那只天竺鼠。那天晚上，我告诉她，她刚刚重新发现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关键原则：与众不同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你喜欢的东西不是那种大众流行的东西，你就可以很便宜地买到它；如果你不想要的东西当下非常受欢迎，你就可以把它卖个好价。
不但说你的品位与众不同会有利可图，而且如果你的才能与众不同，也会有利可图的。如果半个班的人都在吹黑管，那么，吹长笛的人就最可能进管弦乐队。
这就是为什么跨国贸易会带来这么大利益的原因。它不仅仅是因为你得到了许多新的贸易伙伴，主要是你得到的这些新的贸易伙伴和你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本田的造车方法和福特的完全一样，那么美国人就不必关心他们是去买本田车，还是去买福特车了。正是美国车和日本车之间的不同，才使日本车成为一种有利的选择。
在中国，有着10亿新顾客的前景，美国公司的老总们总是对此前景垂涎欲滴。但是，当他们只关注了中国市场的规模时，他们就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光说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中国人和我们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如果中国的动画片制作者和迪士尼的动画片制作者一样，迪士尼在中国就没有市场了。美国人制作电影大片的效率比中国人高，中国人制造丝绸衬衫的效率比美国人高，于是，这便产生了巨大的商机。
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各方都能从国际贸易中受益，但小国受益最多的原因。在普通的美国人和普通的墨西哥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贸易协议签署后，使得两国人民更容易去开发这些不同点。由于北美共同市场是由占多数的美国人控制的，这对墨西哥人来说，可是个好消息，因为在这个贸易市场中，和一般的贸易商相比，他们拥有显著的不同。
举一个例子：假设没有国际贸易，咖啡在墨西哥每公斤卖1.5美元，而在美国每公斤卖3.5美元。现在，如果我们突然开放边界，制造一个单一的北美咖啡市场，那么咖啡的价格就会定在1.5美元和3.5美元之间。从墨西哥人的观点看，价格上升了，因此，卖咖啡就有利可图。对美国公民来说，价格下降了，因此，就有机会买到便宜的咖啡。普通的美国人和普通的墨西哥人都获利了。
但是谁获利最多呢？因为是美国主导这个市场，因此新价格很可能会是接近3.5美元而不是接近1.5美元。这也就意味着墨西哥人得到了一个获利良机，而美国人只沾了很少的一点儿实惠。墨西哥人的好运体现在，与他们的北方邻居相比，他们和北美的平均水平差得太远，而差得太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人口少。
18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强调说，贸易是通过让人们专业化来受益的。换句话说，如果我和妻子都想做12个糖霜纸托蛋糕，那么我们最好是一个人烤12个蛋糕，另一个备好12份糖霜。即便我们两个在烤蛋糕和做糖霜方面都很在行，这么做也是合理的。基本原理是，把一件事做两遍所需的精力，其实比做一遍所需精力的两倍要少。
但是，19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却强调说，贸易的利益被贸易伙伴之间存在的差异放大了。如果我的蛋糕比我的妻子烤得好，我的妻子糖霜比我做得好，那么，我们之间的交易就会更有价值，更有利可图。[1]
李嘉图重点强调差异的观点是现在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素材。我很高兴能和我的女儿在她刚刚得到天竺鼠这件事上和她分享这个观点。她知道她之所以得到了她看中的动物，是因为别人都没有看中它；正是在这一点，她看到了与众不同是有利可图的。
相似也一样带来利益
为了让她把这一点理解得透彻一些，我问她，在和别人交换洋片时，是愿意和一个品味和她类似的小孩换，还是和一个品位和她完全不同的小孩换。这是一个我常常在大学考试时问的问题。凯莱选择了错误的答案，说要和品位和她类似的小孩换。但是，不像我的许多学生，她的错误答案却有一些很有趣的原因。
首先，她解释说，如果有个人对你提出的每个交易都赞同，那么，和她做生意时，就不会遇到对抗了。在洋片交易中，好像所有的乐趣都来自于鉴别和充分开发观点上的细微（罕见的）差异一样。当凯莱出乎意料地发现，她的朋友杰西卡想卖掉利萨·辛普森洋片，而自己又对这个洋片垂涎已久时，两个小姑娘都会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兴奋。如果凯莱转而与萨曼塔交易，而大家都知道，只要是凯莱喜欢的东西，这个女孩都不喜欢，那么，也许她们之间会促成更多成功的交易，但是，就没有了那些奇妙的惊喜了。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见识，但是我想，这种情况除了洋片市场，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例如，很难想象，一个内行的购物者会选择去一个最贵的商店，只是为了得到那种偶尔发现一件便宜货的兴奋感！也很难想象他会不会去折扣店，唯一的原因就是——太容易得到的折扣就没什么意思了。
但是当继续我们的讨论时，凯莱迫使我面临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虽然不是标准教科书的材料（至少在我现在教的大学二年级水平的课程里没有），但我认为在贸易理论中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她争辩说（尽管这么说不太准确），拥有一个可以准确预见你的需求的交易伙伴是非常有用的。也许对萨曼塔来说，利萨·辛普森洋片没有任何用处，因此萨曼塔愿意很便宜地卖掉这些洋片。但是，如果萨曼塔的品位和凯莱相差很大，那么利萨·辛普森洋片就永远不可能对她有任何价值，因此，她就根本不会有这些洋片来进行交易了。推而广之，这也就意味着，在两种差异太大的不同文化之间，很难开展贸易，例如，美国的制造商就很难预计非洲村民的偏好。
其次，她争辩说，萨曼塔和她所有的朋友一样，首先是一个洋片的收集者，其次才是一个洋片的交易者。这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萨曼塔可能只带着她喜欢收集的那些洋片，而不是带着她认为凯莱想买的那些洋片。但是萨曼塔喜欢收集的洋片，对凯莱来说，几乎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萨曼塔也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向凯莱提供的。
这种分析可以说是与教科书上说的截然不同了。教科书上说，你的贸易伙伴会竭力去销售你喜欢的东西，而不是他喜欢的东西。在这种假设情况下（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是基本正确的），如果你的贸易伙伴和你的偏好相同，就没有什么好处了。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在收藏方面，这种教科书上的假设就完全不对路了，因为收藏者非常喜欢出售反映他自己偏好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许就会想找一个和你的爱好非常类似的伙伴进行交易了。
凯莱是对的，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我喜欢收集现代诗集，当然，我就愿意和另一个诗歌爱好者交换藏书，而不是和一个《克利夫名著解说系列》的收集者进行交换了。换句话说，我想要一个品位和我非常相似的人做交易伙伴。我们都拥有同样的收藏兴趣，都拥有同样的特殊爱好。我们都认为，一本初版的狄兰·托马斯诗集正好值三本约翰·贝里曼的诗集。这样一来，就几乎没有什么希望达成一项我们双方都同意的交易了。[2]因此，再次说明，至少有一点点的差异，也是有利可图的。
我女儿在洋片交换市场的经验几乎不可能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产生威胁，它们也无法驳倒作为一般规律的李嘉图的见解，即差异是进行成功贸易的关键。但是，凯莱的确发现了那个一般规律的一些有趣的例外。这些例外十分微妙，如果把它们充分融合并形成一个规范的经济模式，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生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这些例外也非常有趣，这样一个课题也很值得做一番研究。
[1] 事实上，李嘉图的洞察力比我说的要深刻得多。即便我做的蛋糕和糖霜都比我妻子做得好，和她进行交换，我还是可以获益的。让她去做糖霜（我在这方面只是比她好一点点），我就有时间去做更多的蛋糕（我在这方面比她要优秀许多）。总而言之，只要人们，或者国家，拥有不同的能力，这些差异就会带来互利的贸易机会，甚至当一方在各个方面都比另一方强时，也是这样。
[2] 事实上，也未必毫无希望：如果我们每人都有一本托马斯的诗集和一本贝里曼的诗集，因为某种原因，我们都要两本完全一样的诗集，于是，交换就有所收益了：我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两本托马斯的诗集，而我的朋友也如愿得到了两本贝里曼的诗集，反之亦然。一般而言，品位完全类似的人又注重多样化，那么他们就无法从交换中获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