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这本书使用了许多我从别处学来、借来、“偷来”的想法与论据。我的记忆不够准确，可能无法一一指出它们的出处。在附录中，我将尽力而为。
此外，我还将补充几种想法。它们实在微不足道，不足以纳入正文的讨论，但在此处不妨一提。
第1章
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间，汽油的平均价格上涨了35%（从每加仑2.77美元上涨至3.74美元）。同时，燃油消耗下跌了8.5%。使用经济学术语表达就是需求弹性（elasticityof demand）为8.5/0.35，接近0.25。4年前，菲尔·古德温（Phil Goodwin）、乔伊斯·盖戴（Joyce Dargay）与马克·汉利（MarkHanly）在《运输评论期刊》（Transport Journal）发表文章，指出经济学家一致估计需求弹性约在0.25上下。因此，文章中提及下跌8.5个百分点“正好与此前经济学家的预测一致”。
萨姆·佩兹曼（SamPeltzman）的研究最早发表在1975年的《政治经济学期刊》。方向盘前伸出一根长矛的比喻最早出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阿曼·阿尔钦（ArmenAlchian）教授。
罗素·索贝尔（RussellSobel）与托德·内斯比特（Todd Nesbit）对NASCAR安全性的研究发表在2007年的《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Economic Journal）。亚当·波普（Adam Pope）与罗伯特·托利森（Robert Tollison）对汉斯装置的研究发表在2010年的《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艾萨克·埃利希（IsaacEhrlich）的研究同样发表于1975年，刊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爱德华·利默（EdwardLeamer）所撰写的《别再将计量经济学视作众矢之的》（Let’s Take the Con out ofEconometrics）于1983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以下网站还提供了最新的研究文献：http://www.cjlf.org/deathpenalty/dpdeterrence.htm。
第2章
文章中我提出，为什么人们总为自己喜欢的球队下注而非经过通盘考虑选择赢面最大的球队。我对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也许是球迷为了确保家乡球队获胜时能大举庆祝。台湾学生姚川浩[1]提供了另一种有趣的见解：某种程度而言，球迷其实不在乎比赛本身。因此，问题变成了“为什么你会在观看东道主球队比赛时下注？”而非“为什么你会在东道主球队下注”。你会观看比赛，因为能够获得享受。因此，比赛绝非出自随机选择——这就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他同时提及了你与你最喜欢的球队站在同一条船上时的那种欣喜。
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的观点散见于（涉及多个话题）著作《测量与经济学的意义：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基本思想》（Measurementand Meaning in Economics: The Essential Deirdre McCloskey）（出版社：EdwardElgar，2001年）。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对选举投票的说法来自他的自传《一位数学家的学徒生涯》（TheApprenticeship of a Mathematician）（出版社：Birkhauser，1992年）。
第3章
吸烟案例来自艾瑞克·邦德（EricBond）与基思·克罗克（Keith Crocker）于199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的论文。
关于老板为什么会批准补偿福利的讨论受到了保罗·雅克布斯基（PaulYakoboski）与肯·麦克劳林（Ken McLaughlin）研究的启发。关于我们为什么不买断自己工作的讨论（以及如何分开付账的故事）受到了肯·麦克劳林的启发。
引用约瑟夫·康德拉（JosephConrad）的故事说明真相机制的有关想法来自吉恩·姆米（Gene Mumy）。
对管理人员补偿方案的系统性讨论最初来自詹森（Jensen）与墨菲（Murphy）于1990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与《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研究。关于最新研究，请参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编号为#16585、标题为《CEO的补偿方案》（CEO Compensation）的研究。该研究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卡洛琳·弗里德曼（CarolyFryman）与斯坦福大学的德克·珍特（Dirk Jenter），发表时间为2010年11月。
第4章
哈南·雅各比（HananJacoby）向我指出了性丑闻对政客来说未必是坏事。
美国国家环保局对《清洁空气法》未来几年成本与收益的预测报告《第二次展望报告：1990—2020》（Second Prospective Study, 1990—2020）发表于2011年3月。
我向马克·比尔斯（MarkBils）提问，为什么农夫可以获得补助而杂货店老板不行时，他突然反问，为什么没有人补贴汽车旅店老板，让他们空置房间呢？大卫·弗里德曼提供了文中的答案。
第6章
我的哲学顾问本杰明·谢尔曼（BenjaminSherman）阅读此书样章时，为与我共进午餐的那位朋友辩护。他认为，即使无法在只有杰克与吉尔的单一世界中指出什么是公平，也不妨碍她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判断。“我们可以在简单案例中指出公平性，却无法将它应用到复杂情况中，这十分常见。有些理论家认为，我们在熟悉情况中的直觉更加可靠。许多认知论（moralepistemology）甚至认为，我们的直觉总是比抽象原理更加可靠。”此外，谢尔曼还指出，我的朋友之所以无法为杰克与吉尔的故事找到答案，可能是因为我没能足够清晰地描述他们生活的世界。
我不否认他的观点有道理，将在博客（www.TheBigQuestions.com）中继续讨论。
第7章
为了方便叙述，我刻意简化了艾克森美孚与矿权激进分子的故事，但它有个不可忽视的漏洞。我假设“坚定的反对者”愿意支付3000美元阻止开采石油，将这个数字称为他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或者WTP）。因此，我在投票中给了他3 000张反对票。
但是，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考察坚定反对者的意愿，如果不排除接受开采的可能，他最少愿意接受多少金钱改变决定。我们将此称为“接受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或者WTA）。有时采用前一种方式衡量更适合，有时采用后一种方式更适合，其中存在一些微妙（subtleties）的差异（经济学家已经对差异进行了彻底研究）。幸运的是，差异经常可以避免：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WTA与WTP十分接近，无论你选择哪一种，都不会出现太大差异（这种说法在一般假设中就可以得到证明）。但不幸的是，也存在极少数例外（如果人们的意愿十分强烈，一般假设很可能被推翻）。
文章中，关于“吹走的1美元”的故事完全出自虚构，但它的确可能发生在现实中。我将本章末尾机票价格故事的大纲拿给大卫·弗里德曼时，他立刻回答，如果我相信效率标准可以应用到个人操守上，就有道义令那1美元随风而逝。
第9章
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的论文最早发表在《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之后广为流传。
第10章
丹尼斯先生（Dennis）的成本收益分析发表于1990年11月出刊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不难找到其他在成本收益分析上出错的文章，但我没能找到任何案例犯下了能够想象到的所有错误。因此，我在本章中保留了它作为分析的主要案例。
第11章
讨论第五个迷思时，我提出你随时可以让政府一次性偿还债务，方法是将赎回的钱存入计息账户，从此假装它不见了，并利用获得的利息支付政府债务产生的税收。读者有时无法认同这种观点，提出计息账户也需要缴税。他们的错误在于忽视了每个人的计息账户都需要缴税。这个事实本身为政府带来了收益，从而减少向你征税——幅度恰好是利息缴纳的税收。如果你认为结论过于仓促，可以简单地选择相信我或者参考我的文章：www.landsburg.com/riceq.pdf，其中给出了更为详尽的论证。
第12章
詹姆斯·卡恩（JamesKahn）向我指出了阿尔·戈尔在辩论时机上的讽刺之处。安德鲁·马丁关于本地食品运动的报道发表于2007年12月9的《纽约时报》。史蒂夫·布迪安斯基（StephenBudiansky）“略高一筹”的文章发表于2010年8月19日。
第13章
华特·欧伊（WalterOi）发现了星星超市具有误导性的广告。
关于收入流动性的数据请参考杰拉德·奥腾（GeraldAuten）与杰弗里·吉（Geoffrey Gee）发表于《国家税收杂志》（National Tax Journal）的论文《美国收入流动性：收入税数据中的新证据》（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Evidence from Income TaxData）。自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流动性中的五分之一区间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第14章
ABC新闻于2008年2月播出了系列片《生活在阴影之中：美国文盲问题》（Living in the Shadow: Illiteracy in America）。几乎20年前，ABC在星期天早晨播出的《戴维·布林克里秀》（David Brinkley Show）中曾做过类似报道。本书第一版中，我使用相当的篇幅讲述了戴维·布林克里的报道。第二版修订时，由于年代久远，我本考虑将它删去，但随着《生活在阴影之中》的播出，ABC又为这个过时的案例重新注入了活力。
通过征税或者补贴原创者可以鼓励创新的想法来自马尔文·古德弗兰德（MarvinGoodfriend）。
担心包装材料问题的同事是布鲁斯·汉森（BruceHansen），如今他任职于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第15章
开篇的引语来自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首次出版于1962年，如今仍在重印。
关于从事相同交易的人很少往来，除非为了在价格上串通一气的说法出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首次出版于1776年，如今仍在重印。
我相信——虽然并非完全肯定，人们应该获得买卖惩罚权的想法来自我与阿兰·斯特克曼的一次谈话。
第16章
关于价格具有双重性（two-part）的理论来自我的同事华特·欧伊（比如，分别向剃须刀与刀片收费，或者迪士尼分别向入园门票与单项门票收费），发表于1971年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来自加州大学富尔顿分校（Fullerton）的罗伯特·迈克尔斯（RobertMichaels）向我指出了家具免费送货是一种价格歧视。
对戴尔电脑价格的引用来自2001年6月8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后来，安德鲁·欧德里兹科（AndrewOdlyzko）在他的论文《互联网上的隐私、经济学与价格歧视》（Privacy, Economics and PriceDiscrimination）中引用了同一组数据。（这篇论文似乎从未正式发表，尽管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它。）同时，欧德里兹科引用了E型激光打印机与法国铁路车厢的案例。
我从普雷斯顿·迈克菲（PrestonMcAfee）处得知，美国航空公司变动票价极为频繁。
如果对罗门哈斯化学品公司销售甲基丙烯酸甲醇的故事感兴趣，可以参考乔治·斯托金（GeorgeStocking）与米恩·沃特金斯（Myron Watkins）所著《卡特尔在行动》（Cartels in Action）（出版社：TheTwentieth Century Fund，1946年），以及托马斯·纳格（Thomas Nagle）所著《定价战略与战术》（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Pricing）（出版社：Prentice-Hall，2010）。
本章提出了问题：“电影院老板该如何利用价格歧视定价？”但是，讨论刚开始就回避了老板为什么可以采用价格歧视策略，因为他具有某种垄断力吗？当然，他的一部分垄断力来自电影院的区位优势（locationaladvantages），如果首轮上映的影片仅在限量电影院可以看到，就更能够凸显这种优势。经济学家路易斯·洛卡（Luis Locay）与阿尔瓦罗·罗德里格兹（AlvaroRodriguez）提供了另一种令我信服的解读：因为人们总是结伴看电影，喜欢爆米花的人常与不喜欢爆米花的同伴一起去影院。一般假设认为，由于存在竞争，不可能对喜欢爆米花的人们施行价格歧视，否则他们就会选择其他影院。但是，洛卡与罗德里格兹的回应是，喜欢爆米花的人们不可能去其他影院，因为他们要与自己的同伴在一起。如果其他影院的爆米花便宜但电影票价贵，不喜欢零食的人们就会投票留在原地。洛卡与罗德里格兹构建了一套全面论述，解释了当喜欢爆米花的人们与不喜欢它的朋友们面临集体决定时，电影院老板的确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力，而且他们可以通过提高爆米花价格攫取其中的好处。
我十分欣赏这种解释，但它留下了一个疑惑。它没能告诉我，爆米花爱好者为什么没有试图与朋友们做个交易——我们去爆米花价格低的电影院，但不时会为你的电影票买单？
第17章
一夫一妻制的分析来自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的研究。
女权组织在禁用甲羟孕酮避孕针（Depo-Provera）中扮演的角色请参考《最新避孕技术》（Contraceptive Technology Update）上的专栏文章《临床医生与消费团体的冲突或将导致Depo避孕针被禁》（Clinicians Clash with Consumer Groups over Possible Depo Ban）（1995年1月）。
我从华特·欧伊处得知了中国船夫的故事。
第18章
失望理论（theoryof disappointment）来自杰克·赫舒拉法（Jack Hirshleifer）。我从阿兰·斯托克曼处听说了它。
普雷斯顿·迈克菲与J.麦克米伦（J.McMillan）曾对拍卖理论做出过精彩解释，文章发表于1987年的《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Economic Literature）。
第19章
过去50多年来，随机漫步理论在数百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但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罗闻全（AndrewLo）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奇·克雷格·麦金利（Archie Craig MacKinlay）所著《华尔街的非随机游走》（ANon-Ra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年）一书，对它提出了严峻挑战。罗闻全与麦金利认为，不同于随机漫步理论，历史价格的确能够预测未来短期内的股价。然而，即使罗闻全与麦金利的分析在数据上获得了完美验证，却没有人（至少没有人公开宣称）可以利用这种方法赚到钱——随机理论的偏差实在太过微小，但你将为此付出的交易手续费将十分庞大。因此，即使随机理论并非百分之百正确，有效市场假说依旧没有受到冲击——即你无法通过公共信息致富。
理查德·罗尔的观点来自我与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的对话。该对话于1992年春天发表在《应用公司财务杂志》（Journal of AppliedCorporate Finance）上。
如果想寻找更多证据，请参考伯顿·麦吉尔（BurtonMalkiel）于2003年冬天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Perspectives）的论文。
第23章
橄榄球故事的类比来自查克·怀特曼（ChunkWhiteman）。我相信（但并非肯定）它最初来自汤姆·萨金特（Tom Sargent）。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Phelps）（分别但同时）首次提出了通货膨胀令人们对工资的真实价值产生误解从而影响了就业率。两篇论文均发表于1968年。弗里德曼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费尔普斯的论文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
罗伯特·卢卡斯将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的研究作为基础，于1972年在《经济学理论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发表了突破性研究成果。卢卡斯对计量经济学在政策评估中的批评发表在1976年的《卡内基–罗彻斯特：公共政策会议集丛》（Carnegie 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第24章
据我所知，麦克·达比（MichaelDarby）于1973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的文章，首次在印刷媒体提及回收纸张将导致树木数量缩水。大卫·塔图特朝普（David Tatoutchoup）与热拉尔·高德特（GerardGaudet）（两人均来自蒙特利尔大学）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回收对植被储量的长期影响》（The Impact ofRecycling on the Long-Run Stick of Trees）中给出了详细分析。此外，亦可参考密歇根大学理查德·波特（RichardPorter）所著《浪费中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aste）。
[1] 原文作Chuanhau Yau，此系音译。——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