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住在华盛顿特区，搬到那里的第一天，我问一位出租车司机哪家超市好。“马格鲁！”[1]他的语气相当肯定，“那里很不错！不管我什么时候去，总有商品在打折。”
这是我第一次与天性单纯的华盛顿消费者打交道。（那一周晚些时候，我们的保姆向我极力推荐了一家童鞋商店：“他们会为孩子的脚量尺寸呢！”）
直至今日，无论是否在华盛顿，我都不曾去过不打折的超市。我总被打折商品吸引，香蕉便宜，我就买香蕉；苹果便宜，我就买苹果。
打折商品总在改变，走进一家超市，我不太可能发现上周打折的商品这周还卖这么便宜。有一周，我买了一些打折的苹果，1.35美元；下一周，苹果的价格恢复至1.69美元，于是我花1.25美元买了打折的橘子；又过了一周，橘子的价格恢复至1.49美元，但苹果又开始打折，于是我又买了苹果。
如果我试图劝那位出租车司机不再去马格鲁购物，也许可以这么说：“马格鲁的商品价格简直疯了，无论我想买什么，它们都在涨价。”如果我还试图加深他的印象，可以计算一些百分比。“我先买了苹果，苹果的价格就上涨了25%；之后我买了橘子，橘子的价格就上涨了20%。短短两周，价格竟然整整上涨了45%！”
当然，这种简单的计算想当然地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依旧花1.35美元买了打折苹果。这与政府报道的通胀数据有些类似。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最常用来表示通货膨胀的指数）反映的不是今天而是过去人们购买商品价格的变化。因此，它的重点在过去人们讨价还价的商品——而同样的商品很可能已经涨价。这就令报道的物价变化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
20年前，机票很便宜，笔记本电脑很贵。人们到处飞行，但很少携带笔记本电脑。因此，类似CPI的计算将许多精力放在机票（现在已经大幅涨价），几乎不考虑笔记本电脑（现在已经降价许多）。你购买一张昂贵的机票，CPI就随之上涨；你购买一台1992年时负担不起的笔记本电脑，CPI却对它忽略不计。
计算方式很重要。比如，社会保险是CPI计算的条目之一。如同每年年薪按固定比例上涨的情况，CPI监测到的购买力每年也都在增长，因为它总是令通货膨胀看起来比实际情况糟糕。
这听起来像对编制CPI指数的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指责。但其实不是。在价格独立浮动的世界，根本不可能编制出一个不偏不倚并且极具参考价值的数字。美国政府有许多衡量通货膨胀的方法，每一种都有它与生俱来的偏差。经济学家出于明确的目的，总是十分小心地选择恰当的参考指数。尤其在高通胀时期，媒体十分关心CPI，也许因为这恰好实现了它们的目的，令一切看起来了无生机。新闻真是一种忧郁的艺术。
严格而言，数据不会说谎，但它们揭示的事实常常遭到误读，尤其是在文章中引用的经济学数据。让我举几个例子。
搬到华盛顿前，我住在纽约州的罗契斯特。星星超市与韦格曼斯超市是那里两家规模最大的连锁超市。星星超市的广告曾写道：“平均而言，我们的顾客比韦格曼斯的顾客愿意为同一件商品多付3%。”我不认为它们错了。我同样相信，平均而言，为了购买同一件商品，韦格曼斯的顾客愿意比星星超市的顾客多付3%。
星星超市的计算方式与CPI指数类似，也存在偏差。某一天，星星超市的顾客买了许多苹果，而韦格曼斯超市的顾客买了许多橘子。当然，星星超市的顾客可能比韦格曼斯的顾客花了更多钱，如同韦格曼斯超市的顾客可能比星星超市的顾客花了更多钱一样。只要这两家超市在价格上基本持平，只要个别商品的价格存在差异，就不会错。
记者经常引用失业率数据说明整体经济状况，类似讨论往往忽略了有些人是自愿辞职的。通常而言，获得休闲时间或者追求个人梦想都是好事，可一旦被贴上“失业”的标签，立刻就被当成了坏事。
当然，失业可能伴随不好的现象，比如收入减少。记者在报道中将失业视为坏事，脑袋里惦记的正是这一点。但是，我们同时应该考虑失业的好处，比如它可以减少关联成本。如果你是流水线工人，丢掉了一份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然后一整年都在海滩无所事事地度过，一个子儿也没挣到。我们可以说，你的状况变糟糕了，但如果说它等同于损失5万美元，未免有些夸张。
相比于100年前每周劳作80小时的祖先，我们都处于某种程度的失业状态，应该很少有人愿意与他们交换时空吧。这个例子已经足够提醒我们，失业率不是衡量经济状况的最有效方法。
作为21世纪的人类，我们的工作时长少于祖辈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加富裕。从这个角度考虑，就业率下降反而成了好事。由于收入增长，家庭可以自行决定一个人工作养家，而非一定要双职工；由于景况好转，生活拮据时做着不顺心工作的人可以辞职，可能因为他们找到了其他收入途径，也可能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花时间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这种乐观并非是完全的盲目。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失业率可能成为时机好转的信号，也可能成为时机转坏的信号。在个人层面，也是同样。彼得每周工作80小时，丰衣足食；保罗每周工作3小时，闲庭信步。哪种选择更明智呢？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还是出于我的直觉，都无法对它做出评判。失业——或者就业率低，如果是出于自愿选择，它就可能是一件好事。
评论人士很轻易地认为，彼得的收入与保罗的休闲时光相比更“货真价实”，因此他一定比保罗更明智、更富有，但这根本不对。天真的评论人士也许会争辩，出于公平，我们应该将彼得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保罗那里，从而弥补他们的收入差距。但这么一来，我们就应该将保罗的一部分休闲时光转移到彼得那里，从而弥补他们在闲暇时间上的差异。如果为了公平，我们向彼得征税补偿给保罗，就应该让保罗去彼得家除草。[2]
他们忘记了我们需要的不是劳动力，而是通过劳动获得的成果。记者似乎总在犯低级错误，认为自然灾害也有好的一面，因为人们必须投入重建，这样大家就都有事做了。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重创了新奥尔良，类似说法简直甚嚣尘上。在新闻从业者口中，只要人们热火朝天地投入建设，将他们的家园恢复原状，大规模生态破坏就一定存在谜一般的好处。我很怀疑，他们也这样看待自己的生活吗？往客厅的墙上凿一个洞，自己再花精力填上，真的有什么好处吗？
建房子本身不是一件好事，但拥有一栋房子是好事。房子的所有权才能体现它的价值。砌墙的事干得越少，你得到的好处就越多。人们投入数月艰辛劳作，最后仅恢复到遭受破坏前的样子，不可能从中创造出更多财富。
我在冷饮车前买甜筒时经常选巧克力口味。有时，巧克力口味卖完，他们会推荐我尝一下香草口味。我不由疑惑起来，香草口味为什么从不脱销？
答案是香草口味也有卖完的时候，而且与巧克力口味卖完的概率相同。只不过香草口味脱销，他们不必特意告诉我。一定也有许多喜欢香草口味甜筒的人困惑：巧克力口味为什么从不脱销？
如果你只盯住一点，而不是令眼界更加开阔，很容易被蒙骗。你与你的医生很可能对候诊室是否拥挤持有不同观点。你留意到身边的人不停朝你打喷嚏，房间座无虚席，但你的医生却从其他角度看待这种情况。
你的医生依据候诊室的全天拥挤状况做出评估，而你只在生病的时候才来诊室。你会在什么时候生病呢？可能正是病人最多的时候。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最多人生病的时候，候诊室最拥挤——正是病人令房间拥挤起来的。如果医生告诉我，今天上午候诊室有3人，下午有25人，让我猜你最可能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候诊室，根据25∶3的概率，我会选择下午。
人们总是留意到房间拥挤，却很少有人留意到它空荡荡时的样子。医生知道今天有28位病人，平均半天要诊断14位病人。这28个人中，只有3人认为候诊室的拥挤指数为3，25人认为拥挤指数为25。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就此被拉长，但它反映的并非客观情况。
失业数据也以相似的方式误导我们。假设你需要调查人们失业的平均时长，于是挨个儿问当下的失业者失业多久，你将他们的答案一平均，得出的数字一定不客观，而且肯定偏长，正如大部分病人都高估候诊室的拥挤程度。
毕竟，调查员最有可能访问到已经失业了一段时间的人们。相反，短暂失业的人在调查者来访时可能已经找到工作。如果你仅采集某一天或者某一周的样本，遇到的多数失业者一定是长期失业者。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都被绊倒在这里，没能指出问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