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喜欢说谎吗？
鲁迅在《宣传与做戏》里说，日本人在做文章论及中国人的国民性时，会说中国有权势的人“善于宣传”——当然，这里的“宣传”是“对外说谎”的意思。
对此，鲁迅提了几个典型的例子。例如教育经费被吞光了，就要开几个学堂，招几个留学生，装装门面；经济增长下滑了，就要换个统计方法，注注水，来个调整；至今还是随便拷问，随便抓捕，却仍要颁几部法律，把法治讲给外国人听；那些几十年没打过仗，离前敌很远的将军，非要信口开河，说要“为国前驱”等等。、
然而，谎言终究还是要被戳穿，因为它与现实不符，而现实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经验得到的。所以，大凡聪明人都不屑于说谎——或者说利用说谎的方式来进行“宣传”。
宣传的目的是要让人信服，进而发生认同，最后采纳并听从你的意见、服从你的意志、拥护你的主张。如果宣传让人反感、厌恶甚至反对、抗拒，那么这种宣传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危害无穷。
鲁迅认为那些有权势的中国人并不会蠢到利用“对外说谎”来进行宣传，日本人讲的并不对，他们更喜欢用的伎俩不是“说谎”而是“做戏”。
鲁迅（1881-1936）
“做戏”与说谎有什么区别？
说谎是蠢材惯用的把戏，就如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自己是爽了，但最后遭殃的还是他。做戏则不同，做戏“究竟还有一点影子”，这个“影子”是就是现实。比如教育经费被贪了，但终究还是有几个学堂在那摆着，门面虽然是装出来的，但毕竟还有在那里；数据是造假，但也不完全是假，终究还是有一些乱假的真在里面；你说我们不讲法的，但也有几部法典摆在那儿；那个将军又怎么会是信口开河呢？战争终究是没打起来，他也没临阵脱逃呀。
所以，相比于说谎，做戏是有好处的，做戏更容易把问题糊弄过去，更容易像辩解。说谎是100%的假，而做戏是90%的假，当有人来质疑那90%的假时，我们只要避重就轻，用10%的真糊弄90%的假就是了。
历史上，许多人就喜欢这种做戏手法。李渊明明已经入主长安了，偏偏还要立个隋恭帝来封自己做唐公，再晋级唐王、剑履上吊、入朝不趋，走完所有程序后最终才“禅代”称帝。这场戏做得很必要，因为在《隋书》里他挟持隋恭帝的部分自然是被略过去了，史官只把他的戏“秉笔直书”下来，倒也没犯篡改历史的大罪，也没有落人口实，确实达到了掩人耳目的效果。
相比之下，朱友珪斩了朱温，并矫诏说自己才是合法继承者，用权势和谎言来压服不同意见者。最终却适得其反，“诸宿将多愤怒，虽曲加恩礼，终不悦。”所以他很快就被推翻了。可见谎言只会适得其反，而做戏却大有裨益。无怪乎被我们运用得如此熟练。
唐高祖李渊
“逢场作戏”与“普遍的做戏”
做戏是一门巧妙的“说谎艺术”，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它还可以分为“逢场作戏”和“普遍的做戏”两种。
“逢场做戏”者是真的在做戏，而且只是一时在演而已。如领导来视察，就打扫一下办公环境，改变下工作风貌，领导走后照样恢复平常的状态。这种做法进一步运用就是：老百姓感到愤怒了，反抗两句时，就稍微放轻一下鞭子，等他们气过之后再继续用力的抽打，狠狠的剥削。对于捧场做戏者来说，做戏只是权宜之计，而且略有些冒险，保持平常状态是大有好处的。
“普遍的做戏”者却与之相反，由于现实所迫，他们在穿上戏服后就很难再脱下来。人设卖得越高，就越难走下戏台。因为，如果他不继续做戏，如果让观众看到他那普通人的嘴脸和肤浅的见识，立即就会人设崩塌、进而垮台。因此，做戏者在观众的喝彩中居然也“下不了台”了。要想生活，他就的继续骗——而且是永远的骗。
“普遍的做戏”能唱得长久吗？
这种做戏的方式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做戏者自以为自己成功蒙骗了所有人。但是，首先他骗不了那些精明人的慧眼；其次，他所骗来的都是一些盲目轻信的低能之辈。拥护他的是后者，打倒他的却是前者，乌合之众再多，终究比不过精兵良将。
而且，鲁迅说：“可以普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
可是如果不下台休息，唱来唱去不仅喉咙沙哑，头脑也是要发昏的。当李自成已经打到山西之后，崇祯皇帝明明已经打算开溜了，但他很爱“君王死社稷”的面子，执意要做戏，想等满朝文武来劝他撤离。不料那些观众已经入戏太深，却纷纷劝阻。只有李明睿看穿了皇帝的心思，建议要南迁。可是此时的崇祯已经演得太久，早就下不了台了，所以他违心的把李明睿斥责了一堆。等到李自成真的打进来的时候，才哀叹“诸臣误朕”。其实他要是不演得这么卖力，谁又误得了他呢？
因此，我们还是奉劝那些喜欢做戏的人：一、不要指望靠演戏来谋取长久的利益；二、糊弄观众的后果是被观众捧得下不了台。
“诸臣误朕”
诚实胜过掩饰
说谎和做戏无非就是掩饰，因为现实对我们不利，所以我们要利用说谎和做戏来掩饰它。但是弗朗西斯·培根说：“掩饰不过是一种胆怯的策略。因为要把握说真话做实事的时机，就得头脑敏锐，心态刚强。所以，政治家中的弱势者，才是善于装腔作势者。”
掩饰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它表现出行为人在判断力上的障碍。他无法分辨哪些事情该公开，哪些事情该掩饰，哪些事情又该半掩半露，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为了保险起见，他就采用了全盘掩饰的做法，最终变成了普遍的做戏。因此，那些依靠做戏来搞宣传的人是愚蠢和无能的，不要误以为他们多么高明，谁重用这种人，最后都会祸害到自己。
英国哲学家培根
其次，掩饰的方法分三种：一是沉默，这是最保险的方法，它使秘密得以保留，让大部分人存疑；其次是做戏，故意向外界施放烟雾弹，说出真真假假的消息，使人难辩虚实。但它的后果是大部分人倾向做出消极的判断，大部分人存疑，只有小部分人继续支持，比沉默要坏得多；最差的做法就是说谎了，它想通过故意发布假消息来掩盖真相，可是真相能够被长久掩盖吗？
不管怎么说，诚实的人即使犯了错也能得到他人的拥护；而喜欢做戏的人，他的错误会被人无限的放大，从而失去了人们的普遍信任。
做戏有三个致命的要害：
第一、做戏意味着自己虚弱，无法面对现实，因此只能活着水军的保护之下，依靠部分乌合之众的势力与所有人对抗，不得不随时提防，疲累不已；
第二、做戏会使朋友误会，从而失去伙伴；当所有人都把你当做你所扮演的人，而没有任何人了解你自己时，你是何等的孤立！
第三、做戏会损害一个人的人格，败坏一个组织的信誉。虽然人们都普遍的做戏，都喜欢进行撒谎，虽然大家都不高尚，但大家都普遍的厌恶被人欺骗。因此，欺骗会毁掉他人的信任，最终被人唾弃。
所以，对于喜欢做戏的我们来说，正确的做法是争取90%的诚实，又善于利用10%的做戏来掩饰，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说谎、做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