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8日与青年木刻家聊天
文：钱理群
来源：历史之瞳
当下的思想文化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潮直接相关。
是的，鲁迅和我们一样：他不是神，是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但，鲁迅又和我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他是一个特别，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们才需要他。
这样说，强调这一点，不是要重新把他奉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将”“导师”。——这些说法，恰恰是掩盖了鲁迅真正特别之处。
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运动，他都是既支持、参加，又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从来就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方向”，他任何时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方向”，因为他对任何构成“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而且，鲁迅还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画家陈丹青按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断定“不管哪个朝代”，鲁迅“恐怕都是坏公民”，[陈丹青：《笑谈大先生》，文收《中国最佳教育随笔》，5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是确乎如此的：鲁迅就是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和“坏的公民”。
鲁迅也不是“导师”。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导师”和“国师”情结，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鲁迅是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导师》一文里说，知识分子自命导师，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轻人不要上当；但他又说，我并非将知识分子“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鲁迅：《导师》，《鲁迅全集》3卷，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在我看来，他也这样看自己。他不是“导师”，今天我们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如果想到鲁迅那里去请他指路，那就找错了人。鲁迅早就说过，他自己还在寻路，何敢给别人指路？我们应该到鲁迅那里去听他“随便谈谈”，他的特别的思想会给我们以启迪。是“思想的启迪”，和我们一起“寻路”；而非“行动的指导”，给我们“指路”：这才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而鲁迅思想的特别，就决定了他对我们的启迪是别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独有的。
鲁迅思想的特别在哪里？我刚才连说的三个“不是”——不是“主将”，不是“方向”，不是“导师”，就可以看出，鲁迅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话语结构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始终是少数和异数。
他和以充当“导师”“国师”为追求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从不看重（甚至藐视）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体制的收编，他愿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3卷，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他就是要在体制外的批判中寻求相对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当然，他更深知，完全脱离体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独立和自由极其有限，他甚至说，这是“伪自由”：他连自己的追求也是怀疑的。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讲“正统”“道统”，同化力极强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这样的“好的怀疑主义者”，这样的体制外的、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幸亏有了鲁迅，也许还有其他的另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收编的另一种发展可能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收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只是指体制的收编，也指文化，例如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编。这就说到了鲁迅的另一个特别之处：他的思想与文学是无以归类的；鲁迅因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则寓言：“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去，又因为它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鲁迅：《谈蝙蝠》，《鲁迅全集》5卷，212—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鲁迅显然将他自己看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蝙蝠”。这是很能显示鲁迅的本质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既“在”又“不在”的关系；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体系，也同样存在着既“是”又“不是”的关系。
他真正深入到人类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来”，又时时投以怀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进得去”（而我们许多人都只得其表，不得入门），又“跳得出”（而我们一旦入门，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编），始终坚守了思想的独立自主性、主体性。他的“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正是从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站队”意识，而对一切问题，都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达的缠绕性。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误解与各方攻击，在现实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时时处在“横战”状态中。但这同时就使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未来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后几代人（他们常常拘于二元对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历史的复杂性逐渐显露之后，才能为后来人所醒悟；或者说，当后来人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时，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启示性才真正得以显示，并获得新的现实性：我们今天读鲁迅著作，总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中，其原因即在于此。
我们在这里已经讨论到了，鲁迅这样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数、异数，这样的无以归类的“蝙蝠”，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今天的中国读者的意义。
首先，它是一个检验：能否容忍鲁迅，是对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宽容度、健康度的一个检验。而我们这里所发生的，却是人们争先恐后地以各种旗号（其中居然有“宽容”的旗号）给鲁迅横加各种罪名。尽管明知道这种不相容是鲁迅这样的另类的宿命，今天的新罪名不过是鲁迅早已预见的“老谱袭用”，但我仍然感到悲哀与忧虑，不是为鲁迅，而是为我们自己。
当然，任何时候，真正关注以至接受鲁迅的，始终是少数：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鲁迅，就不是鲁迅了。我曾在《与鲁迅相遇》里说过：“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接近鲁迅了。”换一个角度说，当你对既成观念、思维、语言表达方式深信不疑，或者成了习惯，即使读鲁迅作品，也会觉得别扭，本能地要批判他，拒绝他；但当你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不满，有了怀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冲出几乎命定的环境，突破自己的内心欲求，那么，你对鲁迅那些特别的思想、表达，就会感到亲切，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启发。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
而鲁迅同时又质疑他自己，也就是说，他的怀疑精神最终是指向自身的，这是他思想的彻底之处、特别之处，是其他知识分子很难达到的一个境界。因此，他不要求我们处处认同他，他的思想也处在流动、开放的过程中，这样，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最好的辩驳对象。也就是说，鲁迅著作是要一边读，一边辩驳的——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维、观念辩驳，也和鲁迅辩驳。辩驳的过程，就是思考逐渐深入的过程。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
而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矛盾重重，问题重重，空前复杂的中国与世界。我自己就多次发出感慨：我们已经失去了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坚持处处要求“站队”的传统，这就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同时也就产生了要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模式的内在要求。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鲁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的立场，对一切问题都采取更为复杂的、缠绕的分析态度，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而鲁迅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自主性、无以归类性，由此决定的他的思想与文学的超时代性，也就使得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并试图寻求新的解决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或许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精神资源。
更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追求变为实践的知识分子。他的边缘的、异类的、反体制的思想立场，注定了他在现实社会结构中，必然站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这一边，为他们悲哀、叫喊和战斗：这正是鲁迅文学的本质。同时，他又怀着“立人”的理想，对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侵犯，对人的奴役，进行永不休止的批判，因此，他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正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其主要内涵就是以上所说的两个方面：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参看《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8卷，223—2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人在贬低鲁迅的意义时，常常说鲁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他们根本不理解鲁迅思想本身，就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性贡献，是二十世纪中国和东方思想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就具体操作的层面，在我看来，也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积累而呕心沥血：这自然是否定者视而不见的。鲁迅早就说过：“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引玉集〉后记》，《鲁迅全集》7卷，4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鲁迅是把这样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体行为的。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就提倡“泥土”精神，提出“不要怕做小事业”。[《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1卷，1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还呼吁“中国正需要做苦工的人”。[《360318致欧阳山、草明》，《鲁迅全集》14卷，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他自己就是文化事业上的“苦工”，仅1936年生命最后一段历程，他就以重病之身，编校了自己的杂文集《花边文学》、小说集《故事新编》，翻译《死魂灵》第二部，编辑出版亡友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编印《〈城与年〉插图本》《〈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还参与编辑《海燕》《译文》等杂志。他的生命就是耗尽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具体琐细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义，也就体现在这些在鲁迅看来对中国，对未来有意义的小事情上。这倒是显示了鲁迅“平常”的一面：鲁迅经常把他的工作，比作是“农夫耕田，泥匠打墙”，[《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6卷，3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正是表明了鲁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这是鲁迅的平凡之处，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在我们今天这个浮躁、浮华的，空谈的时代，或许我们正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苦工”。
鲁迅谈爱国
鲁迅强调必须坚持爱国主义，每一个国民包括知识分子都应该有基本的民族立场，都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提醒人们警惕那些爱国的自大家。当时有这样一些言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文明虽然好，但中国的精神文明更好；外国人的东西中国早就有过；外国也有叫花子，因此中国最好。鲁迅说，这样的人完全不看自己民族的弱点，表现为“爱国的自大” ，因此拒绝改革。他提醒人们，别看外国人总说中国好，其实是希望中国成为他们玩耍的工具，所以对这种外国人要保持必要的警惕。这也涉及中国人与外国人相处时的民族自信心问题。
鲁迅说，中国人之于外国人，历来就有两种称呼，一个叫他禽兽，一个叫他圣人。当自己软弱的时候，就把外国人当作圣人捧起来；当自己强大了，就把外国人看作禽兽。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没有真正的民族自信力，只好在自卑与自尊之间来回摇摆。他提醒我们，爱国主义发展到极端就可能变成一种非理性，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鲁迅谈现实
当人们不满意现实时，就会想象未来会有一个黄金世界、乌托邦世界。鲁迅提出，黄金世界里就没有黑暗吗？照样有黑暗，而且还会有死人的情况。他对历史做过这样一个概括：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这三种人是永远存在的，只不过阔气的概念不一样。未来即使进入黄金世界，还是有这三种人，过去好的、现在好的，还有现在不好的，这三种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黄金世界有新的黑暗、新的死亡。人死了就能一了百了吗？鲁迅写《死后》，死后运动神经死了，但感觉神经还在，却不能反抗、不能动，死亡不是不幸的结束，而是新的更大的不幸的开始。——这些和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完全不同。
人们美化过去，美化未来，美化死亡，其实不过是想找一个精神的避风港而已。但鲁迅恰恰不允许我们有这样的避风港，任何地方都不能避风，你必须正视现实，正视现实的不幸、不满和曲折；你只有一条出路——正视，而不能逃避。
对比刘小枫和摩罗的突然转向，走向脑残，更显出鲁迅直面人生的可贵。由于焦虑和灵魂的重负，很多学人会主动隔离正常的社会生活经验隔离，失去了思想领域的基本常识，制造出幻觉，并不断地告诉自己，那些幻觉就是真相。
认真的人，勇远不会输。
鲁迅论骗人
在《我要骗人》中，鲁迅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冬天他遇到一个为灾民募捐的小女孩，当时有很多水灾，小女孩抓着他的手，说先生给点钱吧。鲁迅知道，当时社会正处在国民党的腐败时期，小女孩辛辛苦苦募捐来的钱是不会落到灾民手里的，一定会被那些水利局的老爷们给贪污掉，小女孩的募捐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鲁迅心里想讲的话，但是鲁迅对小女孩说，你做得非常好，我支持你，然后从兜里拿出一大把钱来给小女孩。鲁迅反躬自问，难道我能不骗她吗？在那个时代能够处处、时时都说真话吗？能够公开说真话的人固然了不起，但能够像鲁迅这样，如此真诚、坦率地承认自己也骗人，恐怕更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
真话难说，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说话？在鲁迅另一篇文章《立论》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三种说话的方式，第一种，按照事实说话，说真话；第二种，按照别人的需要说话，说假话；还有一种，说模棱两可的话。钱理群说，我们恐怕每天也都面临这种选择——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还是按照别人的需要来说话，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其实人的言说方式就这三种，每个人都面临一个言说方式的问题，谁也不去想它，但是鲁迅想了，正视了，提出来了。鲁迅的特别就特别在这里。
鲁迅的考证
鲁迅有一篇文章是《论他妈的》。“他妈的”是中国的“国骂” ，不登大雅之堂，也从来没有人写过文章谈“他妈的” ，鲁迅不仅谈了，还要做出论文，考证了“他妈的”作为国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考证的结果是从晋代开始的，晋代有门阀制度，讲究出身，出身大家族就一切前途光明，出身寒门就什么都没有，寒门出身的人不敢公然反抗，只好曲线反抗，说你为什么神气，不过是有个好妈妈，那我就骂你妈。鲁迅说这是卑劣的反抗，他从“他妈的”里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等级制度，另一个就是国民性的弱点——卑劣的反抗，而不敢真正地、正面地去反抗，并因此得出结论：只要中国还有等级存在，中国就会不断地有国骂。“国骂”本来司空见惯，但鲁迅提出了怀疑，且把问题开掘得如此之深，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思维，除鲁迅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人。
鲁迅的意义
鲁迅的思维，是既有坚守又有质疑的思维模式。所以，鲁迅是谁？他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对一切公理、公意、共识、定论都提出质疑和挑战。对于整个中国文化而言，鲁迅都是一个异端、少数、边缘的人物，他是真理的探讨者，而绝不是真理的垄断者，也不是真理的宣讲者，他使我们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当你春风得意时，你对一切深信不疑时，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时，你不会读鲁迅，即使读鲁迅也会本能拒绝；但当你对已经习惯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怀疑时，想要突破自我形成另一种发展可能性时，就会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鲁迅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存在、另一种思维，也是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很多人把鲁迅与胡适对立起来，其实，胡适推崇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同样是鲁迅精神的写照。胡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把鲁迅归类为自己人，是非常深刻的领悟。没有革命者的压力，哪里有改良者的空间。
正如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致力于“拆掉屋顶”，胡适致力于从体制内“开窗”，从寻求自由来看，他们确实是同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