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光明日报组织开展关于文学“情义危机”现象的讨论，可谓切中时弊，不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也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有文学内部与外部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在于缺少应有的文学观念的支撑与引导。文学现象颇为复杂，并非所有文学活动都具有主体自觉性。而真正具有主体自觉性的文学活动，显然不能缺少文学观念的内在支撑。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性与功能，在于努力建构一个时代所需要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一起对文学实践加以引导。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往往忽视文学实践的发展要求，或者盲目追逐西方文论新潮，或者以理论为中心自娱自乐，丧失了文学理论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本来，在我们的文论传统中曾经有十分强大的“情感论”文学观念，并且对文学实践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然而在后来的文学理论嬗变中，这种“情感论”文学观念逐渐被丢失了，被别的文学观念逐渐遮蔽了。当代文学实践中的“情义危机”现象，与这种“情感论”文学观念的丢失有关，值得我们反思。
现代文论是将情感表现与艺术审美融合起来建构新的文学观念
文学史常识告诉我们，注重情感表现自古以来是我国文学的鲜明特色和优良传统。不仅诗词歌赋始终离不开抒情言志，就是神话传说和戏曲小说也无不以情感为内核，注重表现人性人情以打动人心，追求以美善战胜丑恶的结局，使人们的美好情感和愿望得以寄托与慰藉。与此相适应，中国文论也建构起了言志说、缘情说、性情说、主情说等理论观念，既是对这种文学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深刻阐释，反过来也对文学实践给予有力支撑与引导，彼此交相辉映，照亮了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
一个多世纪前，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进入现代转型时期。那时的文学理论，受西方现代审美论文学观念影响，力图将我国传统情感论与现代审美论有机融合起来，创建新的审美情感论文学观念，以适应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发展的要求。如王国维的“境界说”虽融入了某些西方审美论因素，但仍以传统情感论为基础，强调“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他的《〈红楼梦〉评论》虽用西方美学观念阐释中国文学经典，但所建构的审美人生论文学观念，仍然以关怀人生苦痛为根基，以艺术审美对于人生之意义为最高精神价值，并未脱离传统情感论的根本。茅盾作为“文学研究会”代表人物，一方面激烈批评旧文学所固有的名士习气与游戏文学观，以及当时流行的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宣告“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另一方面大力倡导“表现与指导人生”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新文学的根本要求是要表现普遍的真感情。朱光潜作为“京派”文论家，20世纪30年代初从欧洲留学归国后，致力于将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文学传统相融合，极力倡导“纯正的文学趣味”。他说：“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老舍在《文学概论讲义》中阐发的便是审美情感论的现代文学观念，他认为感情与美是文艺的一对翅膀，想象是使它们飞翔起来的能力，而使人欣悦则是文学的目的，因此，感情、美和想象便是文学的三个特质。从上述可知，我国现代文论转型并没有割断传统，而是努力将情感表现与艺术审美融合起来建构新的文学观念，这对于新文学实践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真正的现实主义不仅限于追求真实性，还强调典型性和思想情感的力量
我国现代文论转型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反映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建构及其发展。反映论文学观念的重要特点是要求文学真实反映生活，特别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及其认识作用。但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并不仅限于追求真实性，同时还强调典型性和思想情感的力量。当年胡风曾以鲁迅为典范来阐释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认为作家抱定为人生和改良人生的信念，是现实主义文学最可贵的品质。这样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联系文学实践来看，以巴金的创作为例，他说当初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所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怎样生活得更美好，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从《家》《寒夜》等作品中，我们不仅能看出作者的影子与生活的真实性，更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作者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感，包括他反复说到自己的痛苦和寂寞，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等。在作者笔下，寒意袭人的生活中并不缺少人性温暖，普通人物的命运遭际中无不充满了同情，令人悲观绝望的现实处境里也仍然让人看到希望。也许可以说，这些现实主义作品并不仅仅因为真实反映了生活，更由于充满了真挚深厚的思想情感，才具有长久打动人心的精神力量。巴金这种把全部爱憎情感交给文学、把心交给读者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追求，是值得文学家们永远景仰和学习的。
然而不幸的是，后来的文学观念嬗变没有把这种文学传统继承下来。情感表现论的文学观念日渐式微，文学反映论也发生了各种不同情形的变异。一种情形是不要“源于生活”而只强调“高于生活”，似乎艺术创造越高大上越好，导致文学创作完全凭想象编造生活和粉饰现实，随心所欲地拔高乃至神化人物，把文学变成某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蜕变为一种伪现实主义。进入新时期后出现的另一种情形，作为对伪现实主义的反拨，只强调“源于生活”的真实性，而反对“高于生活”的典型性，使得有些作品只停留于各种阴暗生活与人性扭曲现象的揭露性描写，从中感受不到人间温暖，也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成为一种简单化的“暴露文学”，谈不上真正的文学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富有责任感的文论家积极倡导并努力建构审美反映论，将反映论文学观念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审美反映论的要义就在于，文学不仅是生活的反映，更是审美的艺术，而文学审美的核心就在于审美情感。如王元骧先生说，审美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活动，不仅在于以感性现实为对象，而且表现在必须通过作家的情感活动，才能与对象发生联系。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反映与创造是交融在一起的，主体所反映的对象也就是他自己所创造的对象，现实生活中某些事物为作家所感动了，引起了他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反过来就会支配作家的审美感知。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不仅有生活的真实再现和摹写，而且还有作家想象的创造和情感的表现，这才是文学的根本特性。这样的理论阐发无疑有助于深化对于文学反映生活的理解，从而将文学创作引向正确的道路。联系文学实践来看，以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白鹿原》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品，正好体现和印证了这样一种文学观念。
当代文论应重新回到“文学是人学”的常识
现实的复杂性在于，在一个开放多元而又躁动不安的时代，即便是一些得到广泛认同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经验，也未必能够坚持下来。20世纪后期，西方后现代文化汹涌而来，各种后现代文学观念包括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等被许多人推崇；所谓生活还原和零度写作，碎片化、零散化、拼贴化写作等大行其道，粗鄙化、丑陋化、荒诞性写作一时成为时尚，被一些写作者争相追捧。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还原性写作、客观化写作才更能反映生活真实。如果有谁要对此提出批评，他们就会振振有词地辩解说，生活本身就是如此，文学这面镜子只不过反映了生活本真罢了。在他们的文学观念中，反映生活真实就是文学的全部追求，为此可以不管善恶美丑，不问人情冷暖，不顾情义缺失，抛弃文学应有的精神价值追求。尤为令人感叹的是，即便是有些在新时期写出了有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品并获得广泛好评的作家，也在这样的后现代迷雾中陷入误区，沉陷于所谓“生活还原”的粗鄙化和丑陋化写作而不可自拔。此类写作根本就没有作者的真情实感可言，出现所谓“情义危机”现象也就毫不奇怪。这样一些冷漠无情的写作，还原式描写人的动物般生存状态，夸张地展示生活中某些丑陋与丑恶，除了引起一些人的好奇围观而满足其窥视欲外，究竟还有什么文学审美价值？如果要对此类现象反思和追问其原因，除了一些作者本身修养不够、品位不高外，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缺失或误导恐怕也难辞其咎。
近来当代文论界正在加强理论反思，包括对以前盲目追逐西方文论所带来的教训与问题进行反思，并且有学者呼吁，应当努力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用以阐释和引导中国的文学实践。笔者对此十分认同，如今的确到了应当重建中国文论观念及其话语体系的时候了。应当重新回到“文学是人学”的常识，文学本来就是情感的艺术和审美的艺术，应当在此基础上重建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文学观念。针对目前这种文学“情义危机”现象，尤其有必要重建当代“情感论”(或审美情感论)的文学观念。一方面，应当重新梳理我国多情重义的文学传统，以及历史悠久的“情感论”文论传统，包括古典传统和现代传统，积累应有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还要紧密联系当代文学实践，对于文学应当如何坚守情感与审美本位，文学创作应当如何表现审美情感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把当代“情感论”文学观念重新建构起来。应当说，为当代文学提供强有力的文学观念的支撑，引导文学实践走出“情义危机”的误区，应当是当今文学理论与批评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