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周岩 摄影/于楚众
硅谷著名的创新学校AltSchool旧金山YB校区，学校内很像办公空间（于楚众 摄）
1983年的南非比勒陀利亚，一个男孩对学校感到无聊。
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书本上的内容让他提不起任何兴趣，于是他用父亲给自己的电脑自学编程，成功设计出了一款太空游戏软件，卖出了500美元。这是他赚到的第一笔钱，也是他完成的第一个关于太空的项目，这一年他12岁。又过了12年，他进入位于美国加州硅谷的斯坦福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入学两天后，他退学创业。
这个男孩叫埃隆·马斯克——今日的硅谷偶像。他最期待的，是把人类送上火星，他最担心的，是人工智能不受控制。
《未来简史》的作者赫拉利开玩笑说，特朗普不应该把墙筑在美墨边境，以为这样就可以挡住抢走美国人工作的墨西哥人，而是应该筑一圈墙把加州围起来，因为是硅谷的科技力量正在用人工智能抢走人们的工作。
如果把加州算作一个国家进行GDP排名，可以排到世界第五，仅次于美、中、日、德。晶体管、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这些已经、正在、将要改变我们生活的科技，都诞生或发展在旧金山南部一个数十英里的狭长地带。在20世纪70年代，它被人们第一次称作“硅谷”。
硅谷人给自己高产的创新成绩取了一个名字：“颠覆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亚马逊“颠覆”了图书业，谷歌“颠覆”了广告业，爱彼迎“颠覆”了旅游业，优步“颠覆”了出租车业……那教育呢？
在太多人看来，教育是最需要被彻底颠覆的领域，却是最大的“漏网之鱼”。“以昨日之法教今天的孩子，我们将剥夺他们的明天。”杜威的名言人人耳熟能详，可现状仍是新教育家们口中常说的：“我们在用19世纪的体制、20世纪的知识，培养着将要生活在21世纪的人。”
又一次，加州成为变化发生的前沿。近十余年，一批践行新教育理念的实验学校涌现在加州。圣地亚哥市的High Tech High——受州政府资助但独立运营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旧金山市区的AltSchool——科技公司经营的私立学校，硅谷山景城的可汗实验学校（Khan Lab School）——非营利性组织……彼此经营性质各异，具体理念也颇多差异，但有着两个显而易见的共同之处：由试图“颠覆”传统教育的“局外人”开办，宣称为未来培养人才，也即“未来之人”。
AltSchool总部，工作人员展示个性化学习平台（于楚众 摄）
谁是“未来之人”？新教育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出奇地一致，首先所有人都会强调多样性的重要，每个孩子都该发现自己、实现自己独特的价值……在被再三要求必须说出一个具体的人时，埃隆·马斯克的名字开始不断出现。这位连续创业者是继乔布斯之后硅谷乃至整个美国又一个精神图腾。
不出意外地，马斯克也对教育有很多思考。他甚至为自己的五个孩子和极少数员工子女开办了一所小规模的学校，但非常封闭，不接受来访，不对外宣传，校址设在SpaceX工厂内，官方网站只有一行密码输入栏供内部人员接入。从一些马斯克公开谈话的只言片语中，可以得知他的理想教育模式和这几所为人熟知的实验学校高度相近，比如强调学习者中心、项目导向，“如果你希望孩子学习锤子和扳手的知识，不是要告诉他锤子和扳手的知识，而是让他拆掉一辆车。他自然会去了解锤子和扳手，甚至自己发明它们”；比如重新审视“知识”的价值，“孩子不用花太多时间学外语，因为将来人工智能可以进行翻译”。
马斯克在创办并成功出售Paypal等公司之后成为亿万富翁，但他坚持倾家荡产二次创业。这种疯狂的举动让他一度成为许多商学院课上的典型失败案例。10年过去，马斯克又“颠覆”了两个行业，特斯拉之于汽车，SpaceX之于航天运输。
相信科技的力量、创造新事物而不是墨守成规、直面不确定性，这是马斯克的人格特质，代表了一种未来“新人”的典型模板。加州的新教育家们对旧教育的“颠覆”，也正是从这三个方面展开。
AltSchool强调“个性化”，除了科技平台辅助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优越的师生比（于楚众 摄）
科技：因数据得自由？
“2013年我的女儿要上学了，我和妻子给她找学校。看了一圈之后被教育界的现状震惊了——和我们小时候的小学几乎没什么区别，还是老师们对着几十个学生讲一样的内容。科技在哪儿呢？”麦克斯（Max Ventilla）如此谈起创办AltSchool的机缘。
作为近5年美国教育界受到最多关注的一位“搅局者”，麦克斯今年尚不到40岁，且在开办学校前从未有过任何教育界背景——既未当过老师、校长，也没有进行过教育研究，但麦克斯根据自己的直觉，觉得现在的教育“一定不太对”。
来到AltSchool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耶巴布埃纳（Yerba Buena）校区，如果不是提前有所了解，一般人甚至很难意识到这里有一所学校。在高楼林立的商业区十字路口，AltSchool就“藏”在街角一栋写字楼里，占据了一到四层的部分空间。墙外的标识是标准的科技公司极简设计风格，蓝底白字的“Alt”（Alternative，非正统）和白底蓝字的“School”（学校）。
校长艾米丽（Emily Dahm）在一楼等候，刷指纹推开一道门，就是办公空间一样的学校了——半开放式的教室，随处坐卧的学生们。各个角落都安装了醒目的监控设备，告示上写：“AltSchool学习实验项目采集视频和音频，以为更好地理解儿童学习过程。”艾米丽说，孩子们每天出现在什么区域更频繁，彼此的交谈模式，甚至不同时段的声调高低、面部表情，以后都有可能成为为每个孩子定制个性化策略的数据支持。不过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现在主要利用孩子们通过计算机完成学习过程生成的数据，三年级左右学习基本在计算机上完成，更小的孩子不需要用这么多电脑。”艾米丽说。
麦克斯创办AltSchool，出发点正是利用科技手段，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全面的数据搜集，用算法进行分析和个性化推送，彻底打破传统学校“标准化”的教学和评估模式。他此前任职的公司正精于此道——谷歌，总部距此不到一小时车程。从耶鲁毕业获得数学、物理学双学士以及MBA后，麦克斯就一直进行算法研发和科技创业工作。辞职办学前，他已经在谷歌任职高位，负责各产品线的个性化战略（Head of Personalization）。这是他作为“门外汉”办学的信心来源，也是其他硅谷投资人看好他的原因，包括扎克伯格夫妇在内的众多硅谷科技界人士在AltSchool初期就投资超过1亿美元。
“一个10盎司的罐头卖2.79美元，另一个13盎司的罐头卖3.99美元，哪个更划算？和刚才讲的概念有什么联系？你们思考一下，如果需要计算器自己去拿。”苏西（Susie Friedlander-Holm）老师给4个小朋友布置了任务。在她的四年级数学课上，要数好几遍才能数清班上究竟有几个学生。一共10个，4个围坐在长桌旁听苏西讲课，3个趴在地上凑成一堆，还有3个分散开，其中两个窝在角落里的“懒人沙发”上敲电脑，另一个不停地在教室里走动。
“这是同一堂课，但10个学生分成三组，他们的进度略有些区别，自己用电脑的几个进度最快，在自学下一节的内容，3个一组的在合作完成一个数学游戏，课桌旁坐着的这4个学生则需要我帮他们对此前的概念再进行一下复习。”苏西告诉我。而分组的依据，是他们最近在“平台”上完成任务的情况，苏西综合数据做出判断。但苏西也承认，系统还在研发之中，现在多少有些“作弊”，因为班级学生很少，她又经验丰富且愿意投入大量精力，所以能维持个性化教学。“平台”真正希望能够在师资水平和师生比都更为普通的学校里实施。
“如果学习安排都不是个性化的，怎么可能实现真正的学习者中心？”AltSchool负责制定育人和教学体系的德温（Devin Vodicka）告诉我。“个性化学习”（Personalized Learning），是技术派教育家们眼中的一个关键“桥梁”，但真正的目的是“学习者中心”。
“教师中心的教育，就像坐上一辆火车，起点、终点、路径在上车之前就确定了，你是被动的。学习者中心的教育是让学生自己开车，自己决定去哪儿、怎么去，但开车的过程需要路标、仪表，这就是数据的意义。”德温说。
有数次技术进步都曾在人类历史上带来教育和学习方式的飞跃。文字的出现使得信息可以在代际间进行有效地传播，但并未使不同人群获得平等的信息权。印刷术和书籍的大规模普及使得大多数人接受教育成为可能，也使教育进入了标准化时代。在科技精英们看来，新一轮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即将使人类第一次普及个性化教育。
“一个老师处理10个学生和20个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工作量会翻番，但对计算机系统，处理10个和1000个没有区别——只要一开始把系统设计好。”麦克斯说。在他看来，科技擅长以低成本处理多样本带来的复杂性（Complexity），同时保持对每一个对象处理结果的灵活性（Flexibility）。正像科技已经在帮助医生为不同的患者提供“精准医疗”，科技也应当可以辅助教师。“而且教师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比如数学老师最多掌握这个学生数学的情况，英文老师掌握英文学习状况，信息是分散的。但计算机可以把一个学生的所有数据整合，构建关于这个学生的认知和行为模式整体的、也更准确的图景，进而给出更有价值的学习策略建议。”麦克斯说。
有类似想法并且付诸实践的，还有另一家著名的硅谷实验学校——可汗实验学校。萨尔曼·可汗（Sal Khan），这位前对冲基金分析师甚至在给自己的侄子侄女辅导功课时就编写一些小程序，让程序记录他们每个人不同的错题倾向然后自动匹配合适的练习。因为成绩进步迅速，侄子的同学们也闻讯而至，可汗不得不把程序的功能逐步增加——一一辅导忙不过来，还录制了YouTube教学视频。最终，诞生了数百万人使用的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学习平台之一可汗学院（Khan Academy）。比尔·盖茨曾透露，自己给孩子讲不清楚的数学概念就让他们上网去看可汗学院的在线课程。2014年，可汗自己的孩子也到了上学年龄，他干脆办起了一所实体学校，尝试着把在线平台和学校教育深度融合。
可汗实验学校中学部校长吉姆（Kim Dow）告诉我，基于数据收集和分析的科技系统深度介入学生们的学习过程中，以至于“老师”的称呼都发生了变化。负责某一门学科的老师被称作“内容专家”（Content Specialist）而不是“教师”（Teacher），因为相当一部分“教”（Teach）的内容是由线上平台和学生互动完成的，而老师的重要工作在于为线上系统制定整体内容规划、分析学生在平台上生成的数据并适时给予指导。
“数学内容专家”伊安（Ina）说她正是因为认同可汗在数学教学上的理念，才从公立学校来到了这里。“每个学生有自己的进度，不是为了让每个人尽可能地赶进度，恰恰是让他们完全掌握了一个概念之后才进入下一个，这就是掌握学习法（Mastery Learning）。你学得慢，这学期掌握3个概念，他学得快掌握5个，基础都是坚实的。而不该是大家用标准化的进度和检测，最后你考一个70分他考一个90分，带着对知识千疮百孔的理解稀里糊涂就进入下学期，这对数学尤其不好。”
伊安的学生们很大一部分要通过可汗学院的线上平台自我学习，她则监测数据。“如果我发现一个学生卡住了，会及时给他单独辅导，如果学生很顺利地在往前走，我就让他自己走下去。我还会适当地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组织些讨论。”如此一来，传统的课堂结构被打破了。无论是在AltSchool还是可汗实验学校，学生们排排坐听老师讲解的场景极少出现，更多是大家分散在各处，或坐或卧千姿百态地独立学习，教师则穿梭其中不时地予以指导。
技术的介入使得老师的角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此情景推演下去，最终人工智能会取代教师吗？所有的新教育家们对这一点都予以否认。例如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和老师的真实接触就越重要。但以麦克斯和可汗为代表的硅谷科技精英们认为，以往只依靠人力的教学是非常落后的，不仅无法实现个性化，而且无法实现数据的迁移和积累，教师必须要与人工智能达成深度合作。
“什么塑造了一个好的教师？很大程度上是经验，他教过很多孩子，对不同孩子的行为模式、学习需求有足够的了解，这其实就是数据。可是从收集数据的角度，一个教师一辈子也比不过AI的一分钟。”德温说。
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搭档，在人工智能领域被称作“半人马”（Centaur）。在著名的“深蓝”计算机击败国际象棋大师之后，科学家们在实验中发现，可以达到下棋最高水准的既不是人，也不是机器，而是人和机器组成的搭档。机器提供基于海量数据形成的判断建议，人类高手适当进行调整，可以战胜所有单独的人或机器。热衷于科技的新教育家们对未来学校的畅想，正是这样的“半人马”搭档共同教学。
即使AltSchool的模式可以按照理想运行，许多人心里其实还有着对“数据主义”的恐惧。正如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的基本构架：人类行为是生化数据，科学可以掌握数据并且生成算法，再用技术加以操控。或许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麦克斯的这套畅想真的会导致一个强大的软件，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能够替我们决定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乃至度过怎样的人生吗？赫拉利曾经拿麦克斯此前所在的谷歌公司的产品举了一个已经发生的例子：当使用谷歌地图进行导航，到一个路口自己心里隐隐觉得应该左转，可是导航坚定地告诉你右转，人们通常怎样选择呢？
麦克斯说，他在谷歌工作时就经常听到类似的科技恐惧论调，但他相信科技最终带来的是自由。“在教育里，如果拒绝数据、拒绝算法，就只有接受传统教育模式的一个最主要特征——标准化。而在标准化之下，一个健全、自主的人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2017年，原本在全美有7所校区的AltSchool关闭了其中3所，也停止了进一步扩张校区的计划，只直接经营位于旧金山和纽约的4所实验学校，更加专注于系统平台的开发，期待未来通过将科技出售给公立学校的方式盈利。许多教育界人士认为AltSchool的转型已经宣告了这一套硅谷数据主义畅想的破产，麦克斯却不这么认为：“我曾经对新建社区微校的概念很痴迷，现在认为用技术的手段直接去改造现有的公立学校或许是更有效、商业上也更行得通的模式。但没有变的看法是技术一定会重塑学习过程。”
未来的学校会是什么样？麦克斯说他不知道，因为不同地方的学校一定各具地方特色——这是他曾经试图开办“麦当劳式”连锁学校遭遇失败得来的教训；但一样的地方在于，注定要有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工具。“不一定是我们的科技平台，但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平台。”
可汗实验学校开放日，在校学生为有意向入学的家庭进行讲解（于楚众 摄）
创造：“知识”还是力量吗？
走进High Tech High（以下简称HTH）创始人拉里·罗森斯托克（Larry Rosenstock）的办公室，还未落座，甚至还未互相介绍，他就开始抱怨特朗普的执政方针，让初次到访的我们颇有些意外。不过提起这个话题是可以理解的，此地位于加州圣地亚哥市（San Diego），距离美墨边境仅数十公里，学校里不少学生的母语是西班牙语，而第一批为兑现特朗普选举诺言制作的美墨边境隔离墙模型就是在圣地亚哥展出的。“教育有保卫民主的责任，我很同意杜威说的。”拉里认真地说道。
拉里转而开始介绍墙上琳琅满目的相框和物件。我注意到一幅他和比尔·盖茨的合影，“这所学校最初建立时盖茨基金会有一笔百万美元的资助”。他请我们注意另一张黑白照片，“这是我当年拍的纪录片海报，关于美国监狱里的一些状况，播出之后一些有问题的监狱竟然真的关闭了，这是我曾经做律师竭力努力而没有实现的”。我等着他进行总结，并和教育的问题联系起来——“那些书本上的条文未必那么有意义，真正可以展示给别人的东西往往是有力量的”。
展示，这是HTH的“项目制学习”中的重要一环。“了解（Observation）、反思（Reflection）、制作（Documentation）、展示（Exhibition），这就是项目制学习的四部分。”拉里说道。18年前，曾做过律师、哈佛教师，业余爱好做木工和拍电影的拉里创办了HTH。学校被视作全美乃至世界范围内项目制学习的“圣地”。
HTH一角。学校的氛围十分自由（于楚众 摄）
项目制教学被普遍认为有益于塑造学生的创造力，不过在绝大多数学校，都只是课外活动、暑期研究一类的“点缀”。而HTH是“全项目制”学校，从1到12年级，所有科目，都采用项目制方式。只有极少数课程例外，如对需要参加SAT数学考试的同学的额外补习。
整个学校的时空结构也被项目制重塑。拉里办公室所在的主校区由海军基地厂房改建，只有一层，天花板非常高，采用大面积玻璃的教室围绕公共空间错落环绕，犹如开放式的博物馆，亦像厂房。几乎所有地方都被学生们制作的各种作品装饰，卫生间也不例外。11年级的奥利维亚（Olivia Hicks）告诉我：“一年里大家最期待也最紧张的就是12月份的展示之夜，那天我们会把这一学期最终完成的作品展示给别人，不仅是老师、同学，还有家长、朋友和圣地亚哥市民。别人的反馈也许会赞叹，也许很冷漠，这是我们的‘期末考试’。”奥利维亚说她喜欢写作，HTH的很多人文类课程的项目让她有机会完成各种各样的写作，比如电影剧本或展览解说词，而不是只写SAT考试需要的小短文。她马上要申请大学了，目标是芝加哥大学。
HTH创始人拉里在他的办公室（于楚众 摄）
“为什么要用项目制的方法？因为这是人最自然的学习和创造的过程。你有一个问题，或者要做一个东西，于是去学需要的知识，最终把项目完成。而不是我一上来就把许多‘知识’给你，你压抑着困惑学习这些知识——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它们，然后参加一个考试，很快全部忘掉。”在HTH任教15年的资深物理教师安德鲁（Andrew Gloag）告诉我。安德鲁和HTH的许多老师一样，并没有在传统中小学教书的经验。他是英国人，本科在牛津学习物理，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进行过科研工作，因被HTH的教学理念吸引参与了建校初期的工作，一直留了下来。
两名11年级的HTH学生，奥利维亚（左）的目标是芝加哥大学，洛姆（右）想去美国东部读大学（于楚众 摄
安德鲁给我展示了许多出自他的课程的著名作品，比如横跨在楼内的“无水之桥”，这已经成为HTH校园的著名雕塑。还有数米高的巨型装置“旋转”，参观者只要轻轻转动下方一个小把手，横贯在一整面墙上的数十个自行车轮胎会同时开始转动，形成震撼的视觉效果——“这门课当时是由分别负责工程、数学、艺术的三位老师联合上的，我负责数学。以‘项目’来组织课程，传统学科的概念也就模糊了，因为大多数项目都必定是跨学科的，我们更会有意交叉。”到结课时，三位老师分别给了学生们工程、数学、艺术三科的学分和成绩，以让学生可以完成传统的毕业成绩单来申请大学。安德鲁笑着说：“可不要以为上一门课拿三个成绩赚了便宜，这门课当时是周一到周五，每天半天，换句话说他们一个学期一半的时间都用在这上面了。40分钟一节，一学期同时上七八门课的传统组织形式和项目制学习不匹配，我们的很多安排都是不一样的。”
我向安德鲁提出一个疑问，是不是所有的知识内容都可能用项目制的方式，例如量子力学和天体物理这样抽象的理论，该怎么设计项目？安德鲁为这个“撞到枪口上”的问题而非常兴奋，立刻带我来到了同事、人文教师卢斯蒂（Rusty Walker）的教室，这学期他们合作开了另一门课，正是宇宙物理和文学的跨学科课程。“学生们的项目是写科幻小说。”卢斯蒂介绍。课堂上，学生伊安（Iran）兴奋地介绍了他调整引力常数、改变行星重力创造“超级人类”的构想。根据要求，他们必须四人一组合作设计出殖民地行星生活的不同方面，做成一本科幻小册子。四个人之间意见会不会有分歧？伊安看了看另外三个同伴，笑着说：“我们基本每个想法都有分歧。不过我能理解为什么老师这么安排，因为真实生活里你想做成一个东西的时候，除了极少数情况，必须得学会和别人合作。”
HTH资深物理教师安德鲁（于楚众 摄）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教育的目的是教给学生固定的“知识”，这也是学生之所以上学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他处无法获得这些信息。知识是稀缺资源，只存在于特定的地方——比如学校、修道院。这一事实在今天显然变化了。互联网让单纯的信息变得非常易得，智能工作也存在被替代的可能。“不仅是收银员、司机这些行业会被取代，律师、会计这些传统上认为需要较高智力活动的职业也正在逐渐被人工智能替代，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是重复性的智力劳动，这是机器最擅长的。机器唯一不能做的是创造新东西，而这是未来人类在智力上最有价值，或者唯一有价值的地方。”风险投资人、美国联合国教育问题代表泰德·丁特史密斯（Ted Dintersmith）说。
刻意培养创造可能吗？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丹尼尔·施瓦茨（Danx Schwartz）认为，大多数人对“创造力”这一概念有深刻误解，认为“创造”是一小部分天才的事，普通人与之无关。“创造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品性，那种非黑即白的看法，这个人要么有创造力，要么没有，是不正确的。创造力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系统培养。就像体育，虽然练习也不能保证你参加奥运会，毕竟每个人的上限不同，但合理锻炼一定可以让你大幅提高身体健康程度和运动能力。”新教育家们的教育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除了项目制学习，“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是关于“创造”的教育实践中另一个最常被提及的关键词，这是硅谷人为了把创新变得可复制而诞生的产物。
“‘设计思维’实际上就是关于如何产生新的想法。一个好主意或产品的诞生都有着相似的行为过程和思考模式。”萨姆（Sam Seidel）说。萨姆是斯坦福大学d.school K12项目研究主任，d.school目前是斯坦福校内一个跨学科中心，进行创新方法研究及教学。
据d.school的创办者大卫·凯利（David Kelly）在文章中回忆，他在斯坦福任教时有一次无意中把“设计”（design）和“思考方式”（a way of thinking）两个词混合在一起，诞生了“设计思维”这个提法。例如一个基本的设计流程可以归纳为：以同理心（Empathy）收集对象的真实需求，通过定义（Define）来分析收集到的需求并提炼要解决的问题，头脑风暴（Ideate）生成创意点子，原型制作（Phototype）把脑子中的想法动手制作出来，最后测试（Test）以优化解决方案。这个理论在随后几十年中迅速发展，衍生出无数细节。
而“设计思维”第一次进入基础教育界，是在硅谷著名的纽埃华学校（The Nueva School）。驱车来到占地33英亩的纽埃华学校，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将车停在专用的访客停车场，穿过位于高地的附楼，眼前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山林之中耸立着一座古典建筑，典型的私立精英学校场景，庭院前是来接孩子放学的一长串汽车，或许是碰巧，全部是特斯拉，暗示出家长们的科技背景。从纽埃华出发，斯坦福大学、谷歌、苹果的总部都在一小时车程以内。
HTH主校区，整个学校犹如一座博物馆（于楚众 摄）
正如英国的“上流阶层”把孩子们送去伊顿公学是希望他们继承父辈的修养、绅士举止，硅谷的科技精英们把孩子送来纽埃华，也是迫切地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里传承一项无法生物遗传的特质——创新能力，这是硅谷人的立足之本。
虽然建校历史较早，也不同于HTH的公平招生理念，高度精英化的纽埃华仍被人们视作谈论“未来学校”时的重要样本。因为从上世纪60年代建立小学和初中部之初，纽埃华就旗帜鲜明地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为首任，始终在不停地探索新的教学法。这吸引了相当一批斯坦福教授把孩子送来这里上学，其中就包括大卫·凯利。于是在他和学校的合作下，“设计思维”第一次进入了基础教育领域，这本身也是一个只有在硅谷的天时地利之下才会发生的故事。
“设计思维”目前已经成为纽埃华的教学法的基石。每一个年级都有根据相应年龄学生的认知和知识能力设计的示范项目，亦有专门的创新实验室（I-Lab）提供资源支持。许多往届学生在课程中为学校和周边社区大大小小的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至今还在运转——例如校内的鸡舍和已经全美知名的Waste No Food（拒绝浪费食物）公益组织。
纽埃华的数学教师劳拉告诉我，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宣称自己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但很少有学校真正做到了，即使纽埃华也仍在探索之中。“我们的经验是，创造力教育不该只是一些单独的课程，而是贯穿在教育者日常的每一句话中。比如在纽埃华，如果一个学生想出了好主意，老师在鼓励他之后，一定会让他再去思考其他可能。因为一个人最初的主意往往不是最好的——虽然他们常自己这么认为，这是设计思维中一个重要原则。”
另一位纽埃华教师，高中部的卡洛则自称是“进步教育阵营里的批判者”，对许多过分强调兴趣的教学方式颇有微词。卡洛拥有哈佛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之一是著名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其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除了语言和数理逻辑等智能之外，还有空间、身体运动等多种智能，教育过程中不应厚此薄彼。“在我看来，我老师的这个理论是一种很好的哲学观点甚至意识形态，但不是科学层面有教学指导意义的。学数学就是需要艰苦的思考工作，跳一段舞并不能帮你，会跳舞也不该成为不学数学的理由。”卡洛说他算是他老师理论的“叛徒”。但是卡洛强调，无论在兴趣和训练的问题上有怎样的看法，有一点是底线的共识，“那就是一定要让学生尽量去模拟创造知识的过程，而不是仅仅‘学会’已有的知识。这是我课程设计的第一原则。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培根时代的真理，今天的真理是，创造知识才是力量”。
如果创造的问题这么重要，项目制、设计思维等方式也已摸索出了许多经验，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学校仍然更愿意用讲授的方法直接把知识教给学生？仅仅是因为对升学考试的担心吗？在拉里那间摆满了学生的“创造”成果的办公室，他如此回答：“因为他们以前上过的学校是那样的，他们认为把相同的东西给孩子最可靠。”
拉里说他接下来的计划是要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育学院开一门课，题目就叫“如何开办一所新学校”。“你能想象吗？美国有1400多所教育学院，但是没有人开这门课。好像大家觉得原有的学校就够了，而我们只需要在上面修修补补。”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丹尼尔·施瓦茨教授，他强调创造力可以后天培养（于楚众 摄）
不确定性：“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在旧金山市中心的一栋公寓里见到了奥利·弗里德曼（Orly Friedman）——一位30岁出头的小学老师，不过，是一位有着远大抱负的“小学老师”。
从耶鲁本科毕业，奥利主动到华盛顿一家基础非常薄弱的公立小学教书，这在她的同学里是相当罕见的选择。“我最终的理想是要开自己的学校，所以从最普通的职位做起，了解学校是如何运转的。”奥利说。不过因为刻意挑选的那所学校太差了，在当时学区的改革中被直接撤并了，辗转体验了其他几所东部的公立学校后，奥利进入斯坦福大学就读MBA，准备下一步的计划。
“我特意从东部到斯坦福来读书，这边科技创业公司密布，这儿的人对失败、变化、时间的理解都和美国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奥利的公寓两侧，就分别是推特和优步的总部，转过街角是领英总部。
提起周边这几家巨头公司，奥利举了一个关于她父亲著作的例子——奥利的父亲是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提出了“世界是平的”这一解释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概念。“《世界是平的》第一版是2004年开始写的，那时我已经读大学了。那一年，‘推特’还是一个象声词，‘云’是天上的云，大部分人听到‘领英’的时候以为这是一家监狱的名字，‘大数据’像个乐队名。”奥利说，后来她和父亲一起讨论时，得出了一个共识：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速度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甚至变化的加速度也显著增加。
奥利·弗里德曼是可汗实验学校创校教师之一，目前她正开始二次创业（于楚众 摄）
托马斯·弗里德曼对这一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科技、市场、自然三者相互促进的变化，已经使得世界进入“加速时代”，这是重要程度不亚于“全球化”的一个性质。1000年前人类需要两代人到三代人的时间才能适应新的东西，例如弓箭的应用用了一个世纪；到了20世纪初适应变化的时间缩短到一代人，汽车和民航飞机在几十年内普及；到最近全世界人习惯一样新的东西或理念需要大约5～7年，且还在加速中。人类第一次要迈过那个临界点：科技和社会伦理的变化正在超过我们已有适应能力的上限——除非诞生一种能够活在永远的变化中且以此为乐的“新人”，而这样具有不同时空观的人将是第一次出现。奥利认为，未来的学校教育正要起到这样的作用。
4年前，奥利从斯坦福毕业，她和萨尔曼·可汗相识，二人产生许多共鸣，于是奥利加入了可汗实验学校的创校筹备团队。“计划是2014年8月中旬开学，我加入的时候是6月，那时候还不知道学校该建在哪儿。这是典型的硅谷创业公司作风。”奥利笑着说。后来开学推迟了一个月，正好赶上可汗学院搬家，于是二层办公楼的一层就用作了可汗实验学校的“校园”。2014年9月，32名学生作为创始届学生正式开学，许多学生父母也是可汗学院的员工，和创校团队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开始这场教育实验。
去参观这栋位于硅谷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二层办公楼时，学校已经有了140名学生，但还在原址，已经略有些拥挤。进入一层是开放式的空间，学生们大多正对着电脑独自工作。偶尔有同学需要讨论，或者老师要对几位同学进行辅导，就进入旁边的独立房间——完全像一家公司。“没错，很多人都是这个感觉。好多人来了说，这看着几乎和谷歌一模一样。其实有点‘歪打正着’，我们当时也没别的地方。不过事实证明这样的空间是有利于学习的——以前孩子是去工厂工作，传统学校也像工厂一样，今后他们要进行自主工作，为什么学习空间不能像现代公司？”奥利说。
美国加州创新学校Quest Forward Academy校长凯伦（Karen Kenkel），她认
外界对这类新教育学校的一个常见评论是，所有这些理念听起来都很好，可现在还处于实验阶段，有许多还在摸索和变化中，如果将来这个系统稳定了，他们很乐意再把孩子送来。在奥利看来，这几乎是对新教育的一种南辕北辙的误解。“静态稳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是从这种静态换到另一种静态，而是去获得新的动态稳定，就像骑自行车，想通过蹬慢一些或停下来没法保持稳定，唯一能做的是不停地向前，一旦骑起来了会发现就简单了。包括学校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就是要不停地试验新想法，快速开启下一个循环，让轮子转起来。”
第一年学校仍是传统的年级制，但在奥利和同事们看来这种“自动”升级制是不行的，孩子应当主动成长、提出升级申请，由教师进行评估——从坐电梯改为爬楼梯，结构仍然在，但是需要自己努力，每个人根据情况可快可慢。于是12个年级被替代为7个独立层级（Independent Level），每个独立层级平均需要学生花两年“升级”，但最快的可以半年，慢的可以三年。不过自己设计一套成长体系谈何容易，几年之内经历了许多次大的变动。“确实需要家长们有颗强大的心脏。”奥利说。经过多次迭代，“独立层级”已然成为今日可汗实验学校的招牌，甚至有家长和学生专门为此而来。
迭代（Iteration），这个创业者常用的词，也同样是新教育家们口中的高频词。AltSchool的麦克斯就认为，相比于AltSchool以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单位变化和更新，传统学校的变化是“地质速率”，而这并不是因为它们需要的变化更少，只是它们抗拒变化。
两年前，HTH也曾尝试取消年级制而实施混龄制，但由于学生规模和课程结构的不同，在其他学校可行的方式在HTH引起了巨大混乱，学校只好改了回去。“没什么，我们进行尝试，结果不对，很快再改正。”拉里说，“我们不是为自己找借口，给自己开脱，说政策的变化纯粹是为了锻炼学生，而我们自己没错。如果你问我HTH什么时候犯过错误？答案是每一天。但也从中学习。关键是你怎么应对错误。”
“心理学界提出存在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和固定型思维（Fixed Mindset），这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待失败和挑战的态度。前者将失败视作机会，从中成长，后者为避免可能的失败而不踏出安全区一步。未来社会最重要的品质是成长型思维，而传统制度的学校是固定型思维的典型代表。”奥利说。虽然已经成为了可汗实验学校的小学部校长，学校也在蓬勃发展，但奥利决定把自己的办学理想继续推进，进行二次创业。奥利刚刚从学校离职，正在下一步的筹备阶段——有可能失败，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新教育家们对未来的一个根本性理解，是一切在快速变化中，可以依傍于某种外在事物或秩序的想法已然不切实际，能做的只有锻炼出强大的自我，去面对不确定。除了“稳定”之外，“权威”也要从神坛请下。既有知识体系的权威已经被挑战，而教师或成人的权威也需要被质疑。自由、民主的校园氛围和去权威化的师生关系，是创新学校的共同特征。
许多美国教育界人士告诉我，即使在美国，这些新教育学校的校园氛围也是一种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有意识创造的自由环境，而不是因为“美国都这么自由”。一位缅因州私立女校的老师说，她曾到HTH参观，“那里的学生管理是无政府主义式的，基本不存在行为规范的概念。一个小学部三年级的学生可以在任何他饿了的时候走出校园到社区超市买东西吃，这对我们是不可想象的”。
拉里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们的学生非常自由，不是因为这能给我们减轻负担，每次有人捅了篓子都得第一个找到我。未来社会需要人对自己负责，没有其他人可以对你负责了。而给他们自由是让他们学会负责的唯一有效方法，你不能给他们上一门课告诉他们要负责”。
听上去学生应当对这样的教育理念欢呼雀跃，不过并非如此简单。在HTH，我随机找到5位同学，问他们最喜欢学校的地方和在学校最大的困扰分别是什么。喜欢的主要是项目制教学——正因如此他们才会申请来这里，至于困扰，除一人答SAT考试准备时间太少，一人答体育设施和活动不丰富，另外三人的回答都和“自由”有关：“太自由了也让人焦虑”；“有的人滥用自由，自己不学习还影响别人”；“如果能有一种超能力，我希望是时间管理”。
学会自由，也是艰难一课。
硅谷创新学校Synapse School，通过“做中学”调动学生的兴趣（于楚众 摄）
这一轮以加州科技产业为背景的新教育实验已处在第二个10年。HTH仍保持着95%以上的4年制大学录取率——远高于加州平均水准，但也难说明问题。纽埃华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也已升入大学，约20人进入斯坦福及常春藤盟校，外界的普遍评价是，相当不错，但在教育高地硅谷也只能算正常。当然，对于这种颠覆传统教育的实验学校，以大学录取率为依据本就是错位的评价方式。这几所学校中即使是最早的一批学生，也才刚刚进入社会，他们能否如愿成为“未来之人”，现在还无从评判。但新教育家们相信，今天的时代已经处在转折的关口，这一轮教育实验不仅不会重蹈覆辙，而且即将成为燎原之火。
马斯克的几个孩子也已快到上中学的年龄，到时他们会回归到社会提供的学校教育，还是由父亲把“私塾”办下去直到高中、大学，人们还不得而知。但马斯克已经把对孩子、对教育、对自己、对人类的期待，都浓缩在了现在的校名之中——Ad Astra，来自拉丁文格言Per aspera ad astra，意为：坎坷之路，终抵群星。
马斯克说过，他要在火星退休。
（感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康健教授的帮助；实习生王珺、张佳婧、曾笑盈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