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反复提到的哲学：第一个哲学原则是，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把这个叫做“易错性”(fallibility)。第二个哲学是，我们对世界的误解、我们对世界的错误看法，其实反而会改变历史，我把这个叫做“反身性”(reflexivity)。本文为索罗斯2009年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的第一讲(节选)，其中，他对自己的投资哲学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观看下方完整版演讲内容。
演讲内容：
今天我会从整体上解释“易错性”和“反身性”这两个概念。
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来阐述。其一是，当一件事情有人参与时，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始终是片面的、歪曲的，这是易错性原则。另一个命题是，这些歪曲的观点能反过来影响到的与该观点有联系的事情，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不适当的行动，从而影响事件本身。这就是反身性原则。例如，把吸毒成瘾者看成是罪犯导致他们真的产生犯罪行为。因为误解了问题并干扰了对吸毒者适当的治疗。另一个例子是，声称政府是不好的，往往也导致糟糕的政府。
易错性和反身性都是纯粹的常识。因此，当我的批评者说，我只是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他们是对的，但只是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是对的。让我主张更有趣的是，它们的意义并未得到普遍的赞赏。特别是反身性的概念，经济学理论一直刻意回避甚至否认它。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发现，而是因为像反身性这样常识性的东西被刻意忽略了。
在经济学领域中，反身性并没有位置，经济学家总是希望找到确定的东西，然而，我却说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的关键性特征。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的，但这个概念与反身性概念直接矛盾。正如我会在下一讲讲到的，这两个概念产生了两个对金融市场完全不同的解释。
易错性的概念没有什么争议。
人们普遍承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其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也没有提供更大更新的见解。主要原因是，参加者本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在处理时往往无法处理自己。或者这样说，当面临一个极端复杂的现实时，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去做简化(仅举几个例子，比如概括，两分，比喻，决策规则，道德观念等等)，人们使用这些方法时，如果把他们自己也是处理对象的一部分，情况就更复杂了。
大脑的结构是易错性的另一个来源。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已提供了一些对大脑如何工作的认识，并且已经证实休谟的观点：理智是情感的奴隶。理智来自于我们想象力的虚构。
大脑被成千上万个感官冲动轮番轰炸，但意识却只能同时处理七八个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些冲动必须被凝练、排序和解释，出错和扭曲无法避免。脑科学为我的原始论点增添了许多新的细节，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本质上是不完善的。
反身性概念需要多做一点解说。
它仅仅适用于这样的事件，在事件中，具备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围绕参与者的思想会形成两个函数。其一是认识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函数。二是向有利于己的方向改变世界，我称为参与(或操纵)函数。(在索罗斯的演讲中，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分别是 cognitivefunction和manipulativefunction，其中function既可以翻译成功能，也可以翻译成函数。在其本意中，是指参与者的功能，这种功能需要一定的输入因子，或者说，变量，并产生一定的输出因子，并可以用函数的形式来表达。比如一个人砍柴，输入是人、木头和斧头，输出是柴火，函数名称是砍柴。本文中，根据上下文的需要和中文的习惯，既有翻译成函数的地方，也有翻译成功能的地方，但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译者)这两个函数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连接起思想和现实。在认知函数中，是现实决定了参与者的观点，其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现实到思想的。与此相反，在操纵函数中， 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思想到现实的，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意图在对世界产生影响。当两个函数在同时起作用时，他们可以互相干扰。
如何干扰？
通过剥夺每个函数中的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同时是其他函数的因变量。因为，当一个函数的自变量是另一个函数的因变量时，就没有一个函数具有真正独立性。这意味着认知函数不能产生足够的知识来作为参与者决策的依据。同样，操纵函数可对改变世界的结果产生影响，但不能单独确定它。换言之，其结果容易偏离参与者的意图。在意图和行动以及行动和结果之间必然会产生某种偏差。因此，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事态的实际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了理解不确定性与反身性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探讨远一点。
如果认知函数孤立地运作而完全不受操纵函数的影响，它可以产生知识。这些知识被表述为结果为真的断言，也就是说，这些断言如果和事实符合，就是真的(这就是真理符合论告诉我们的判断标准)。但是，如果操纵函数对事实产生了干扰，从而改变了事实，这时候事实已经不能再作为独立的标准去判断那些由认知函数产生的断言了，因为即便断言仍然与事实符合，但由于事实已经被改变，这样的符合也缺乏独立性了。
考虑这样的断言：“现在在下雨。”这个断言是真是假依赖于天气的实际状况，实际上，现在在下雨。现在再考虑另一个断言：“这是一个革命的时刻。”这个断言是反身性的，它是否为真依赖于断言本身带去的影响能否鼓励起一批造反派来。
反身性陈述与说谎者悖论(即，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是个说谎者。-译者)有一定的联系，后者在形式上也是一个自我参照的断言。但虽然自我参照已经被广泛地分析过，反身性受到注意却要少得多。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反身性有对现实世界有影响，而自我参照纯粹是一种语言现象。
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断言上，当然还表现在各种形式的行动和习惯上。这使得反身性成为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而其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反馈回路。参与者的意见影响事态的发展，事态的发展影响参与者的意见。该影响是持续和循环的，于是变成了反馈回路。
反身性反馈回路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分析，当我最初遇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分析的时候，我闯入了问题的复杂性之中。我假定反馈回路是在参与者意见和事件实际进程之间的一个双向连接。但不同参与者意见之间的双向联系呢？如果一个孤立的个人问自己“我是谁”“我主张什么”，作为对自己问题的反应而改变了行为习惯呢？ 试图解决这些困难时，我在众多的分类中越来越迷失，以至于一天早上，我已经看不懂前一天晚上写下的东西了。也就是这时候我放弃了哲学开始一心一意赚钱。
为了避免这种陷阱，让我提出的下列术语。
让我们把现实分成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思想构成主观方面，事件构成客观方面。换句话说，主观方面包括参加者的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客观方面是指外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外部现实，但有许多不同的主观意见。反身性可以连接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实方面(但只要要包含一个主观方面)，并在其之间设立双向反馈循环。特殊情况下，反身性甚至在同一个现实的一个方面也可能出现，这反映在一个孤立的个人对他自己身份的反应，可以说是“自我反身性”。然后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类：反身关系(主观方面之间的连接)和反身事件(包涵客观方面的连接)。婚姻是反身关系；2008年的危机是反身事件。当现实中没有主观方面参与，就没有反身性。
反馈回路可以是负反馈，也可以是正反馈。负反馈将参与者的观点和实际情况之间越拉越近；正反馈则把他们越分越远。换言之，一个负反馈过程是自我纠正的，它可以永远存在下去。如果外部现实中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它可能最终导致一个平衡点，在这个点，参与者的观点正好对应于实际情况。在金融市场一般认为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均衡这个在经济学中的核心事例，只不过是负反馈中的一个极端事例而已，在我的概念框架中只不过是一个受限制的特殊情况。
与此相反，正反馈过程是自我强化的，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将与客观事实相差越来越远，最终参与者也将不得不承认它们是不现实的。两者间的交互过程也不会让事物的实际状态维持稳定，因为正反馈有这样的特性，它让现实世界中已然存在的任何倾向都越来越严重。这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均衡，而是动态的不均衡，或者说，任何可以被描述为离均衡越来越远的情况。在这种离均衡越来越远的情况下，通常参与者和现实之间的分歧会达到高潮，从而触发另一个相反方向的正反馈。这种看上去的自我强化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否定式的繁荣-萧条过程，在金融市场中，就是积累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过程，在其他领域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我把这称作创造性谬误，即，人们对现实的解释是有偏差的，根据这种偏差的观点产生的行动又导致现实真的出现偏差，并越来越严重。
我知道这一切非常抽象，难以理解。
如果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将更容易理解。但是，你们不得不忍受我。如果我想提出一个不同观点，抽象化反而能够帮助我做到这一点。在处理类似现实和思想以及相互关系这类题目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犯晕做出错误的模拟。所以，曲解和误解可以在人类事务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近的金融危机就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如何运作的错误解释。我将在下一讲讨论这个问题。第三讲，我会讨论两个创造性谬误——启蒙谬误和后现代谬误。这些具体的例子将聚焦于讨论误解在历史进程中有多重要。但今天的讲座，我仍将停留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
我主张，当有思想能力的参与者参与进社会现象时，情况与自然现象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不同之处在于思维的作用。在自然现象中，思想没有发挥因果作用，只具有认知功能。在人类事务中，思想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既具有认知功能也具有操纵功能。这两个功能(函数)可以互相干扰。这种干扰不是随时都发生(发生在日常活动中，像开车或者装修房子那样，这两种功能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但一旦发生，就引入了自然现象中所没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两个函数内都有表现：参与者根据不完全的认知去行动，他们行动的结果也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人类事务的重要特点。
与此相反，在对自然现象的例子中，事态的发展不以观察者的看法为转移。外部观察者只与认知函数相联系，现象本身提供了可靠的标准让观察者的理论可以明确判断真伪。因此，外部观察者能够获得的知识。基于这一知识可以成功地对自然界实施改造。在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分野。由于这样的分野存在，比起在人类领域来，两个函数可以轻松地达到目的而不存在偏差。
这里我必须强调，反身性不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唯一来源。是的，反身性的确将不确定因素引入参与者的观点和事件的实际过程中，但其他因素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例如，参与者不知道其他参与者所知道的信息，也导致了偏差。这与反身性相当不同，可也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兴趣，其中一些人自然会与其他人冲突，这也是另一种不确定性的来源。此外，如以赛亚柏林指出的，每个参与者遵循的价值观也是多样的，其中也充满了矛盾。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比反身性产生的更广泛。我将它们都放在一起提出人类不确定性原理，这是一个比反身性更广泛的概念。
我谈到的人类不确定性原理，比起贯穿在笛卡尔哲学中的主观怀疑理论更具体，也更严格。它给了我们更客观的理由相信，我们的看法和期望是(至少可能是)错误的。
本文源自长盛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