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文
杂文的写作，对中国现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身份性标志。
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同时进行小说、新诗和随感录等多方面的写作，但是很快地就告别了新诗，随后也告别了小说，惟是集中地写他的杂文。斗争的紧迫，心情的芜杂，已经不容他耽留在记忆和寂寞里了，因此，放弃创作而抓住一种便利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杂文样式，对于一个启蒙战士来说，实在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然而，反对他的人据此讥评他为“杂感家”，喜欢他的人也无不以他的中断创作为憾。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一样忽略乃至抹杀了鲁迅杂文的真实价值。
的确，杂文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正如鲁迅指出的，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文体。所谓“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文论家刘勰便把十六种文体划归杂文范畴，并且把它们都看作是“文章之支派”，“暇豫之末造”。
在鲁迅那里，杂文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相当于“杂著”，鲁迅说他编书时，“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就成了‘杂’”。狭义是文体的用法，准确一点说，是应当叫作“杂感”或“短评”的。鲁迅说：“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这里包括了三个要素：一是批评性，二是轻便性，三是随意性。作为一种文体，杂文因鲁迅的实验性的运用而变得更纯熟、更完整、更丰富，既富含思想又饶具艺术的意味，从而带上范式的意义。
中国现代杂文史是同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许许多多用于批评的、驳难的、讽刺的文字，常常被称为“鲁迅风”。事实上，鲁迅的杂文是无法仿制的，他明显地带有个人天才创造的特征。不问而知，鲁迅杂文的首要特点是它的批判性、思想主动性、直接性。他对杂文的要求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种对社会上日常事变的敏感，来自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这一根本立场不可能属于单一组织或团体的，而是人类的、社会的、民间的，但又是全然立足于个人的。惟其是个人的批判立场，才能始终保持一种独立性，并藉此与强权者相对抗。
瞿秋白说鲁迅的杂感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但是必须看到，鲁迅的战斗是个人性的，他的杂文不仅仅表现为观念和理论上的斗争，而且有着灵魂的搏战，因此获得一种自觉的“荒凉和粗糙”，那为他所不惧惮也不想遮盖的“风沙中的瘢痕”。
其次是互文性。鲁迅杂文的材料来源十分丰富，从神话传说、文史知识、社会新闻、个人琐事，直至身体语言，由“面子”、头发、胡须、牙齿而腰臀、膝盖、小脚，简直无所不包。我们说鲁迅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却并非是那类罗列知识的博学家；所有这些知识材料，在他那里都因战斗的调遣而作着十分机敏的处理。文本性、副文本性、超文本性，材料的交互作用，在鲁迅杂文中蔚为奇观，形成一个庞大而幻变的互动系统。
我们注意到，鲁迅视“正史”为伪史而常常使用野史、笔记的材料；还应当看到，他充分利用了现代传媒相对发达的条件，即利用新闻和杂闻的材料进行写作。尤其杂闻，那种无法分类、不合规则、没有条理、荒诞离奇竟或平淡无奇的事件，是鲁迅所重视的。当他一旦从某个边缘地带和反常状态中发现了它们，便迅即发掘那里的触及人类深层状态的隐匿的潜力，揭示控制人类生存的公开或神秘的法则，总之力求突出其否定的本质。同野史、笔记的“反历史”（Contre-histoire）的使用一样，鲁迅对于新闻和杂闻的使用，将驳杂的材料在秩序的颠覆与重建中交织到一起，目的则在于反现实。
瞿秋白说鲁迅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所谓“文艺性”，最大的特点是形象化的概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述，鲁迅常常使用两个手法：一是形象化，一是类型化。譬如说中国社会是“铁屋子”，漆黑的“大染缸”，说中国文明是“人肉的筵宴”，说权力者的精神毒害为细腰蜂式的“毒螫”，武力讨伐为“血的游戏”，专制统治的原则是“动物主义”；又称“吃英雄饭”的老英雄为“吃教”，称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有“创造脸”，是“才子加流氓”，他们对革命和文学的态度是“脚踏两只船”；称周扬等“拉大旗作为虎皮”，“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杂文中的许多概括性的说明，都运用了比喻，由此及彼，以使意义豁显；但也惯常地把本质性的特征直接抽取出来，划分类型或制造典型，单刀直入，十分精警。对于中国历史，他只须拿两句话来概括，便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这样的例子很不少。
鲁迅说“砭锢弊常取类型”，又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其中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化手段，就是瞿秋白发现的，他在“私人论战”中使重要的论敌的名字变做了代表性符号，如章士钊、陈西滢、“四条汉子”等等，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
所谓“知人论世”，鲁迅的杂文之所以具有如此高度的概括力，显然同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的深入认识有关，尤其在中国人的精神方面。所以，他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偏激性，也是鲁迅杂文的一大特点。他自白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还特意提出“偏激”与“中庸主义”相对论列。著名的例子是《青年必读书》的答卷：“我以为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典型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为此，同“痛打落水狗”一类结论一样，招来不少谤议。
其实，偏颇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并非出于公平和公正的初始状态，因此他必须向弱势者、反叛者或改革者倾斜。当群众因愚庸或卑怯而固守弱者的地位，甚至漠视乃至反对为他们的利益而牺牲的人时，是特别为他所嫉恨的。他在《即小见大》中说：“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像《战士和苍蝇》《别一个窃火者》《拿破仑与隋那》等前后许多文字，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战士的孤愤。
鲁迅杂文中备受注目的特点，恐怕莫如讽刺了。论战的文字自不必说，就算文化随笔，也不同于蒙田，论说人生也不同于培根，他缺少西哲的那份从容淡定，那份形而上，在自由言说中仍然迫不及待，随处闪耀讽刺的机锋。
鲁迅的讽刺不乏直接的攻击，可以寸铁杀人，但是也有许多讽刺在隐蔽处闪现，尤其当他身处严密的书报审查制度之下，如他所说，“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这类讽刺，在鲁迅那里常用于三种情况：一是好用反语，私人论战中应用尤广，或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反话正说，正话反说，完全的“推背图”式。二是隐喻，这是“钻网”的最好的法子。三是与此相关的影射。小说中的形象如《奔月》的逢蒙、《理水》的文化山上的众学者，都能让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他们的原型；杂文也如此，《阿金》之所以被禁止发表，鲁迅听说过，这同当局猜想影射第一夫人宋美龄有关。还有一种放大的影射，即是借古讽今，利用千百年专制历史的前后时段的相似性，顺利进入现实禁区。如说秦史、魏晋史和明清史，在鲁迅杂文中是比较突出的。
讽刺这一手法，使鲁迅的杂文特别地富于生气，大大驱除了小说般的幽黯，而处处充溢着短促而明亮的笑声。托马斯·曼说，讽刺的笑声，正是“人文主义铁匠店里铸造出来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冯雪峰说鲁迅的杂文是诗和政论的结合，指出了诗意作为一个基本元素的存在，构成为其他杂文家的作品所稀缺的品质。事实上，鲁迅杂文中的诗意表现不只限于政论，还有史论，以至对哲学文化内容的渗透。在杂文中出现的诗有两种：一种是语言形式上的，如《圣武》《夏三虫》《小杂感》《无花的蔷薇之二》《火》《夜颂》《半夏小集》等，凝练、睿智，直接的启示或充满暗示。尼采的影响随处可见，直至最后说的“最高的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仍然是尼采式的。还有一种表现是环绕涌流于字行中间的，那是作者的天生仁爱的外化，以非战斗的内涵契合于战斗，是一种人性化氛围，一种温和的气息，一种柔情，对整体的文字结构而言，造就一种内在的刚柔兼济的节奏。
以上种种特征，是通过富于个人笔调的语言组织起来的。自然，无论何种文体，都需要某种特殊的叙述语调，但对杂文来说，似乎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没有像小说的情节，诗的分行，或戏剧的对白一般可以作为文体的显著的外部标志，惟靠笔调把自身同其他言论性文字区别开来。鲁迅把自己的杂文同创作分开，可能是从艺术想象的角度出发；实际上，小说是虚构性的写作，杂文则是非虚构性写作，应当一样划归文学创作的。笔调是文学性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个人化、风格化的表现。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的笔调是独异的，文白夹杂，庄谐并用，这在杂文中尤其突出。由于进攻性的需要，又因为心性孤傲，视群敌为无物，所以锋利，明快，洗练，激越而又从容，有清峻通脱的一面；但是，由于文化环境的险恶，执拗地反抗屈从而不得不作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所以文风也有很平实沉着的方面。加以天性多疑善怒，行文不免常常流露质疑和抗议的语气，频频使用诸如“然而”“却”“究竟”一类连接词，形成鲁迅时常自称的“吞吞吐吐”“弯弯曲曲”的风格。
鲁迅的杂文，不但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审美价值。对于后者，郁达夫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
“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显然，对于鲁迅的杂文的评价，是并不在小说之下的。
至于同样为郁达夫所说的，杂文中“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的史的意义，就更不消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