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原载《法制日报》2002年11月14日，后收入《法治沉思录》，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作者：郝铁川，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馆长
文学家论说谎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已过古稀之年的巴金率先疾呼要讲“真话”。他先后撰写了《说真话》《再论说真话》《写真话》《三论讲真话》《说真话之四》《未来(说真话之五)》等数篇散文，也把自己的《随想录》第三集命名为《真话集》。巴老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文艺界人士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
在这部“大书”里，巴老是怎样分析说谎的呢？他写道：“我不断地探索讲假话的根源，根据个人的经验，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所谓“板子”，是指形形色色的体罚或酷刑。
那么，在解放后“左”的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人们为什么常常讲假话呢?巴老坦诚地说道：“回顾我这一生，在这十年(即十年‘文革’——笔者注)中，我讲假话最多。讲假话是我自己的羞耻，即使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错误，但是带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应该负的责任更大……封建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我们(即造反派——笔者注)却是用压力、用体刑推广假话。”
总之，在巴老看来，人们之所以说谎，除了个人品质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带着人讲假话”。巴老的话当时对我震动很大，因为从小到大，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教育我要诚实，并且把说谎归结于个人品质的不端，而巴老则指出说谎有时是被社会逼出来的，这是当时的我前所未闻的。
但我觉得巴老说得还有点不到位。因为，巴老并没有剖析带着人们说假话的某种不健全的制度，没有在如何建立一种保障人们说真话的制度上泼墨构思，而给人一种只是良心谴责、义情抨击的感觉。也许这对终身从事文学创作的巴老是一种苛刻的批评。
史学家论说谎
在读了巴老《真话集》数年之后的1990年，我购得了中年夭折的史学家谢天佑教授的未竟遗著——《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在此书中，谢先生通过剖析《韩非子·说难》，揭示了说谎不完全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问题。
在封建社会，臣下与君主是很难相处的。“伴君如伴虎”，言行稍有大意之处，便遭杀身之祸。为此，韩非写下名篇《说难》，列举了臣下随时可能遇到的七种杀身之祸和八种猜疑。处在这样的困境中，既要进言又要避免杀身之祸，怎么办呢？韩非就叫进言者在君主面前讲假话。
由此可见，讲假话、不敢讲真话，是出于畏惧，而在手握臣民生杀予夺之权的专制君主面前又不可能不畏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讲假话的根子在于对专制主义的畏惧。韩非写《说难》，公开传授讲假话的技巧，鼓励臣下去争取君主的信任，也属于情不得已的生存之术。
法家思想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不居统治地位，但韩非宣扬讲假话的技巧在中国却有生存的土壤。因为，中国被专制主义统治了几千年，影响很深。
文学家巴老揭示人们说假话是社会某些人“逼出来”的，史学家谢先生更进一步点明是专制政治害得人们讲假话。但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营造一个人人敢讲真话的环境呢?对于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巴老和谢先生都未论及，也许已超出他们的专业范围，不该由他们来论述。
法学家论说谎
著名学者王亚南曾于“四人帮”横行时期在上海对一位朋友说，专制制度下往往会生出两种特产：一是聋子，二是骗子。专制制度是一个社会说谎行为的总根源，是酝酿骗子的温室。要想杜绝说谎，就要消灭专制。法学家们正是由此出发，设计了一套民主法制制度，以根除专制制度，确保人们敢于讲真话。
第一，以权力制约权力。法学家认为，它是为了自由而限制权力的最好的原理，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政治组织原理；它是以对国家权力及行使权力的人，持防范的态度为出发点的。自由和权力制衡是密切相联的，自由要得到保障，就一定要制止权力的滥用，为了制止权力的滥用，就要以权力制约权力。虽然西方的三权分立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权力制约形式，机械照搬并非有效，但权力一定要受到制约，否则，权利就随时会遭到灭顶之灾。
第二，以权利规范权力。权利为公民所享有，权力为国家所独占。为了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害，就必须划定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宪法的职能即在于此，它是人民颁给国家的一张营业执照。其中注明国家的权限范围，如果国家违法经营，人民则可吊销其营业执照。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遵循“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原则，只规定哪些事情不能做，而除此之外皆系公民的自由天地。宪法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是实现“(对国家而言)法无授权不得行、(对公民而言)法不禁止皆自由”两大法治原则的两道屏障。
第三，以社会权力约束国家权力。当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利之后，公民虽然可以通过宪法诉讼和行政诉讼来起诉国家机关，但国家机关实力强大，公民个体势单力薄，即便胜诉，也难免“赢了一次，输了一辈子”。因此，为了克服公民个体的软弱性，就需要通过工会、妇女组织等社会团体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社会团体的权力是一种社会权力，它在制约国家权力方面比公民个体有力。
以上三点是法学家们设计的使人免于恐怖、敢讲真话的宪政制度。
可以看出，文学家对说谎的抨击，着重于良心、道义的谴责；史学家对说谎的批评，着重于社会制度的剖析；而法学家则更着重于设计一套防范、制裁说谎，保障人们讲真话的制度规范。文学家多情，史学家明智，而法学家冷峻且实际。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没有法律的褒善抑恶机制，这样的结局就难以避免。古代的儒家努力了几千年，但最终也没有成功地从“内圣”开出“外王”，或成为专制制度的奴隶，或“英勇赴义”。为了建立温馨、真情的世界，我们还是选择“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法治吧!因为法治可以使人免于恐怖，可以为良知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