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元·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夜读清史，乾隆继位后欲大展宏图，施仁政、宽人心，蠲免钱粮，修治河防，还到处微服私访。以为天下臣民莫不会感恩戴德，可是却苦于不少地方官贪墨、怠政，也不乏“刁民”、“邪教”横行。
布衣出身的刘统勋新进中枢，得乾隆重用，深知此中缘由，议政直言曰：
大凡读书人没有做官时，也都抱着济世安民、造福一方的雄心。一旦为官就忘了这些根本；做小官时想大官，做了大官还想入阁拜相，全看上头颜色办事，于百姓倒不相干了。谁还想着当年读圣贤书、匡天下志呢？下面的要讨上宪青睐，上头的要讨皇上欢心。走黄门的用钱，走红门的送女人，什么样的丑事都有，就是一块白布，泡进这染缸里，还有个好？
乾隆问询其矫治之法，刘直摇头，继续奏曰：
没有办法！自祖龙（秦始皇）以来二百七十二帝，谁也没有根治这一条。昔日武则天女皇称制，恨贪官设告密箱，允许百姓直奏，任用酷吏明察暗访，杀了一批又一批。然每次新科进士人朝，太监们都笑说，“又来一批死鬼”。照样是贪官斩不尽、杀不绝。为什么？做官利大权重，光宗耀祖，玉堂金马琼浆美酒，其滋味无可代替。惟有人主体察民情，以民意为天意，兢兢业业，随时矫治时弊，庶几可以延缓革命而已。……
余读此，不胜振聋发聩。“没有办法”四字倒是大实话，而“延缓衰老”则或为唯一良方了！想刘统勋未必真会如此“竹筒倒豆子”，但千古道理果真不虚！然，刘未言尽之意怕是——实则皇帝才是天下之最大害。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他就明确批判过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黄宗羲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之后近三百年的清朝不可逆转的将皇权专制反而发展到了巅峰，这一点，也很值得后来人思考和总结。
专制制度从质的方面讲，是指以统治者单方面的利益为目的的制度，与共和制对立。专制者不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不能与任何外人达成和解，因而主张以自己或自己党派的利益为目的，以暴力来对待一切外物。
专制制度还指以最高统治者一人或几人独自掌握国家权力，实行专断统治的一种国家制度。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时代的君主专制，以及资本主义时代的法西斯专制都是这种形式的国家制度。其主要特征是：
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独断专横地行使这种权力而无相应的责任。统治者独揽国家大权，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言出法随，号令如山，举国上下一体遵行，形成以最高统治者为中心的统治体制，对全社会实行专横统治，通常采用各种野蛮残暴的手段统治镇压人民，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民的思想意识。
中国第一个专制君主当然就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创建了一个皇帝独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本身的核心规定就是“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由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组成的制度，但要注意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其根本目的都是为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中国自秦汉已降，就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了，而是中央集权制下的专制社会。
专制主义是决策方式，中央集权是管理方式。二者相辅相成，集权导致专制，专制仰赖集权。中央集权也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
从秦朝的“商鞅变法”作为发端，中国开始确立了封建化的农耕经济之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财产所有制度，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
在文化思想的发展和演进上，专制集权由韩非子的一整套法家思想替代了先秦的诸子百家，秦始皇“焚书坑儒”，再到“两汉经学”，直至宋元时期的“程朱理学”和明清的“文字狱”，一步步失去文化本身的先进性和主导性，其被动和附庸的性质渐渐演变为中国人的文化属性（可参阅拙文集《中国人的文化属性》系列文章），反而成为了统治阶级和专制君主的合法理论基础。
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以皇权至高无上为核心理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贯穿历朝历代始终。换言之，不管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谁都逃不出一个“历史周期律”。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具体的统治方式和手段上，大致经历了如下历史演变：
1、萌芽（战国）：商鞅建立县制，百官服从君主法令的专制制度雏形建立。
2、确立（秦）：一整套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确立皇权至高无上的皇帝制度，中央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县制）。
3、巩固（西汉）：①汉景帝“削藩”平定七国之乱。②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夺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专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4、完善（隋唐）：①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②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
5、加强（北宋）：采取“杯酒释兵权”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权。
6、发展（元）：在中央设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行。在地方设“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对后世也影响深远。
7、强化（明）：①明朝皇帝大权独揽，废丞相，后仿宋殿阁制设立内阁票拟制。②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削弱地方势力。③明朝还遍设厂卫特务组织，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加强的突出表现。
8、顶峰（清）：清朝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后增设军机处，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同时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标志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
康熙曾说：“今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在皇帝独裁、君主专制的政策下，所有臣民都被剥夺了身心自由，即使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毫无民主可言，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
对此，孟德斯鸠评曰：“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政府的专制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好相反。”
两千余年的煌煌中国历史，在专制体制下，其实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也包括皇帝本人。在这种“丛林法则”下，只有争取到最高权力，才会相对安全。但是，一旦到达权力顶峰，又会感到天下人都是敌人。
皇帝最爱的肯定是太子，但最盼着皇帝早死的也一定是太子。不仅如此，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与争斗也同样不绝于史。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各种血腥夺权史，父子相残，夫妻相残，兄弟相残，君臣相残的故事不胜枚举。尤以明、清为甚。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虽然结束了专制皇权，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但是，并不意味着专制主义及其思想意识的毁灭。不仅溥仪很快就又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袁世凯与张勋也妄图复辟。虽然，最终他们都失败了。但是，脑袋上的辫子剪掉了，心中的“辫子”却未必就剪干净了。
专制制度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君权高于神权。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基础之上的，是在商、周氏族血缘关系保留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了文明阶段（可参阅拙文集《“锋说”三千年之商、周篇》）。
因此，国家关系、君臣关系只是家族关系、父子关系的扩大和延伸，在君父权威以及家族伦理教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服从于伦理亲情，注重对现实人际关系的利用与掌控，视“天下如一家”、“治大国若烹小鲜”，也因而没有宗教信仰。
故而，“家天下”的政治思想才能绵延不绝两千余年。及至“五·四”到现代社会，虽然民智早已“开启”，但我们应具备的国家意识、民主意识与公民意识，依旧存续于家族传承和宗族思想意识之中，在面对父母、上司，乃至于能够左右自己的社会关系角色、团体时，我们不可避免的仍是“唯君”、“侍上”的思维、行为方式。
在意识形态上，个人崇拜这一专制主义的主要产物，我个人认为，也已经变异、泛化到大众生活和娱乐的方方面面，大佬、明星与网红的兴盛与媾和，也可谓是变相的承载、重新架构起了一套至少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软专制体系”。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及其文化属性，在中国“倔强”的轮回不迭，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国体与政体，官僚政治与行政管理，以至文化、教育、经济、科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有利于多民族封建化强大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我们也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从消极的方面来说，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非先秦儒家，注意这一点区别），钳制了思想，压抑了创造力。在专制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最重要的一点，是制度本身的严重缺陷助长了“中国式”的官僚作风和贪污、腐败之风。
任何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当代史。唯专制去，则天下安。但这个去“专制”，不能仅仅指代皇帝制度，更是要去除植根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深处的那些“劣根”。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张锋编撰 己亥秋写于启东翠彧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