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一起吃午餐的一位朋友言之凿凿地认为,相对富人的收入,他们只缴这么点税实在太不公平。我不太明白她说的“公平”是什么意思,于是问了十分具体的问题:假如杰克和吉尔从公共水井里取了相同体量的水。杰克的收入是1万美元,缴百分之十的税,也就是说,为水井出资1000美元;而吉尔的收入是10万美元,缴百分之五的税,也就是说,为水井出资5 000美元。不公平在哪里?
我的同伴下意识地说,她从没有在这种条件下思考过她的答案,因此突然有些茫然。对此,我毫不介意,因为我花了相当长时间,在这种条件下就问题进行过许多思考,依旧不太清楚自己的答案。我不太愿意对税收政策的公平性轻易下判断,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我无法在只有两个人和一口水井的世界里说清楚公平是什么,怎么可能在一个拥有3亿人口和提供成千上万种政府服务的国家里断言公平是什么?
虽然从没有在抽象层面上思考过“公平”,我的同伴打算直接对具体案例做出评判。即使她无法给出确切定义,至少在问题出现时,她应该很有信心将它们分辨出来。可如果她真的能够甄别其中的公平性,她就应该能在杰克和吉尔的世界中分辨出来。
她所缺乏的,其实是一套道德哲学[1]。有许多道德哲学思想可供我们选择,而我认为经济学的论证方法是甄别它们优劣的最好工具。对任何道德哲学的检验,最初都是在虚拟世界的经济学模型中进行的——这个世界中,所有细枝末节都能够以一览无余的形式呈现,但这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可能。
基于此,如果给我一个向总统候选人提问的机会,我的问题很可能是这样的:
你认为哪一种世界更美好:每人每年赚4万美元的世界;还是四分之三的人每年赚10万美元,其他人赚2.5万美元的世界?
我也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因此无论候选人倾向哪个答案,我都不会判他一票出局,但我倒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是否提起了他的兴趣。
那些真正有机会接近总统候选人的记者似乎对医疗资源分配或者工业政策很有研究,但他们总是追求掌握大量细节,而不是更普遍意义上的哲学见解。他们对知识的探究方式令人们对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的做法信心倍增,却对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成就置若罔闻。总统候选人知道记者会抛出怎样的问题,并早就为此做好了准备。他们阐释自己的医保计划,兜售其中的好处,但如果我有机会继续提问,它会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认为医保法案是件好事?
他可能会再一次滔滔不绝地复述起医保法案的优点,听得我快打起瞌睡。他耐心地回顾方案中最显著的优势,换句话说,完全忽略了问题本身。
政策分析的首要原则是,你不能只靠罗列优点来证明政策的可取性。(同样,你也不能只靠罗列成本来否决一项政策。)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可以就任何政策讲出几个优点。如果你要为一项政策辩护,任务不是阐明它的好处,而是它的好处多过坏处。
如果你认为某项目将带来更好的效果,至少在暗中,你已经对基本的道德哲学问题做出了站队。说得更直接点,问题其实就是:什么是“更好”?
打个比方,候选人的医保方案可以将额外增加的10亿美元医保费使用在全国最贫困的家庭上;但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和富裕的纳税人将为此多缴15亿美元税款。这个方案将带来更好的结果吗?它完全取决于你所谓的“更好”是什么,以及增加的成本要为收益买单的标准是什么?
现实世界中,有价值的政策提案必须包括多方位的权衡(trade-offs),需要考虑不计其数的人口将蒙受的巨大损失或者得到的显著收益。任何信誓旦旦说着我们权衡过得失的人,都应该弄清楚对方案中令穷人增加10亿美元财富,而令富人损失15亿美元财富将做出什么回应。任何经过深思熟虑,明白其中潜在意义的人,一定知道仅需要关注利益分配的世界只存在于幻想中。
政策制定者需要使用抽象的方法,令自己的脑袋暂时摆脱纷繁复杂的现实。在纸上写下过多“利”与“弊”很容易让人走神,也早晚会让我们忘记,究竟需要多少“弊”才能在价值上超过一种特定的“利”。我们可以委任专家来估计成本和收益,但如果成本用苹果表示,收益用橘子表示,单凭计算并不能引导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在掌握所有事实后,还是需要一套道德哲学思想来协助我们做出选择。如果我们无法将虚构的收入分配问题转化为一个简洁、抽象的问题,怎么可能找到有效的原则,引导我们对医疗资源分配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医保方案绝不是自命不凡的政客缺乏道德哲学依据的孤案。乔治·布什执政时期,他不时声称要通过降低利率来减轻年轻购房者的负担。看在上帝的分上,人人都知道下调利率会减轻购房者的负担,但同时心知肚明,这种做法会对储蓄养老金的人造成致命损害。只让人们将眼光放在单一收益上,却忽略其他方面,这跟撒谎没什么区别。如果有政客试图就下调利率给出合理理由,他不仅需要解释为什么这对贷款者有好处,还需要解释为什么它在帮助贷款者但同时损害借款者的情况下依旧有好处。换句话说,他需要捍卫的是一种收入分配方法优于另一种的理由。如果他对“更好”的收入分配方法缺乏大致构想,就没有权利宣称该如何调节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