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当我弟弟自杀后，我迷失了方向。在超过两年的时间里，我活在黑暗和绝望之中。我穿的唯一的颜色是棕色——我所有的衬衫、长裤、袜子和鞋，我的所有东西都是象牙色或棕色。我每天都去上课学习，但是在工作中找不到快乐。每天晚上我都去跑步，逼着自己跑得更远些、更快些，甚至我还能听见大卫的声音，环绕着我，叫我向前跑，给我跑步的力量，而过后我只是会深感疲惫、孤独。
大卫死了3个月之后，我放弃了大学里当老师的职位，搬回家乡跟父母一起生活。我的想法和情绪都围绕着父母。我需要跟他们待在一起，同样他们也需要跟我待在一起。在我长大的房子里醒来，在跟大卫一起吃过无数顿饭的厨房里吃饭，沿着我们过去一起走过的马路散步，我一直在跟我的悲伤和愤怒做斗争。大卫怎么能这样离开我们呢？什么样的痛苦和恐惧会让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呢？当他锁上房门把针打进手臂的那个晚上，他都在想些什么？我整夜整夜地清醒地躺着，尽力去想象大卫的绝望，我却无法走进，也找不到能进入他内心和灵魂的路。
为什么呢？这是一直萦绕着我的问题，我所能找到的答案都无法给我任何慰藉。我当初应该花更多时间跟他待在一起，多关心他，多跟他谈心吗？我是不是太关注于我自己的生活，却没有注意到他可能需要我做些什么？这是我父母的错吗？父亲对大卫期望过高了吗？母亲太依附于他，使得他很难与母亲分离吗？
我发现自己在苦苦思索着自己当初应该做的事情，和我当初应该说的话。明知道问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没有意义，只会让我精神更疲惫，但我还是在琢磨：我当初能够做些什么来拯救他。我在哪里走错了？我在哪里失败了？
我从来不曾想到过宽恕。宽恕什么？宽恕谁？宽恕似乎并不是问题的所在。因为我又能宽恕谁，宽恕又能改变什么呢？宽恕也不会让大卫复活。我把宽恕等同于这个活着的世界。我看不到宽恕跟我的生活，或者跟我与我再也见不到的弟弟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关联。
一周又一周，一月复一月，我如行尸走肉一般。我结束了博士学位的课程，只剩下写论文了。我每写一页，母亲（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看懂我字迹的人）就用打字机打一页。周末，我会在父亲的家具店里帮忙，会跟朋友聊天，会在路上朝陌生人微笑，会跟父母在前门台阶上闲坐，会跟邻居闲聊，会跟我的阿姨、叔叔和表兄弟们庆祝节日。我活着，也呼吸着，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走着。
慢慢地，我感觉到内心有一种松动。对我来说，这是身体上的一种解脱，就像是抽筋的肌肉自己松开了。在我逐渐认清了事实之后，宽恕出现了。大卫已经走了，我能做的任何事情也无法把他救回来。回头看，我知道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并不完美，我也犯过错误，我说过一些我希望自己没有说过的话，做了一些我后悔做过的事情——但是我爱他。我不可能更爱他了。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事实——我爱他，而我的爱没能挽救他。
如果那时我就能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关于共情的力量，我应该能够救回我的弟弟吗？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给在阿姆斯特丹的大卫打电话时，他说：“如果我要坐牢的话，我会杀了我自己的。”我就会直接问他有关自杀的威胁。“你有伤害自己的计划吗？”我会这么说，“你离自杀有多近？”通过这些问题，我会试着判断他有多脆弱，他伤害自己的可能性有多大。当大卫说“我爱你”时，我会说“我也爱你”。我会仔细地倾听他说的话，而不是关注于我自己的反应。我会共情他，而不会去假定、猜测、让情绪掌控我的反应。
知道了我本可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就可能救了大卫的命，我可怎么接受这一点啊？我接受了。这是我能给出的唯一答案——我接受它。我知道当时我是谁，正处在我自己生命中的哪个阶段，而且知道我已经做了基于自己当时的知识和经验所能做的所有事情；我知道父母也做了他们能做的所有事情；而且大卫……大卫也做了他所能做的所有事情。
我已经找到宽恕了吗？从完全摆脱悲伤、痛苦，以及没有被回答的那些问题的意义上看，还没有。但是我不会再用我当初应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的想法来折磨我自己了。我聚焦在今天，为活着的人尽我所能。我记得大卫——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我知道我对他的死的回答就是，我要来帮助那些像他一样感到迷失、孤独、茫然的人。我一直提醒我自己：你还活着。你还有工作要做。在这个工作中，日复一日，我继续找寻着对我自己和对大卫的宽恕。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机会。去年夏天，我到缅因州休两个礼拜的假，到达时疲惫不堪，睡眠不足。我等不及要睡睡午觉，跟家人在海滩散散步，跟邻居聊聊天，让自己迷失在没有日程规划的节奏里。我是礼拜五晚上到的，礼拜二早晨我正要出门跑步时，卡伦当时正在接电话，示意我等一等。她用手捂住电话听筒。“是约翰的老婆。”她告诉我，约翰是给我们缅因州的房子干过活的电工。“他现在深度抑郁。他最好的朋友两个月前死于一场车祸，他瘦了将近45斤。我担心他可能会再酗起酒来。”
不到1个小时之后，约翰和我坐下来开始聊天。那天我们一起待了3个小时。他告诉我，他已经接受了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治疗，医生给他开了一种能成瘾的安定药赞安诺（Xanax）和一种抗抑郁药左洛复（Zoloft）。精神科医生又把约翰转介给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说他正遭受中年危机。
“我听说这位治疗师擅长处理‘中年危机事件’。”他说着，露出了那天的第一个微笑。
“他有多大年纪？”我问。
“50岁上下。”
我们俩相互看了看，一起大笑起来。我们都有了一个相同的想法——这里是谁在遭受中年危机啊？但是透过这个笑声我还感觉到了一层愤怒——怎么能有人把约翰生活中那么多严重的问题合在一起就贴上一个“中年危机”的标签呢？10岁生日之前父母双亡；40几岁的时候哥哥也死了；最好的朋友又在一场车祸中丧生；20年来都在跟酗酒作斗争，直到最近才戒掉。他被悲伤和恐惧压倒，想找人来帮帮自己，但是好像没人愿意倾听那些让他抑郁的深层痛苦。一个精神科医生说他抑郁了，指导他用安定药和抗抑郁药来减轻自己的痛苦；一个社会工作者说他正在经历中年危机；他在匿名戒酒协会的资助者警告他要采取行动，否则他就会被关进醉汉监禁室；他的妻子害怕他会自杀。
所有这些人的本意都是好的，但是他们都是从一个有倾向性的位置来倾听，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担心或恐惧而不能共情到约翰的体会。
所以当约翰说出了这些事情，我也听到了之后，我们都感觉好多了。“没有人告诉我说我对朋友的死感到不知所措可能是正常的。”约翰那天离开我家的时候说，“没有人跟我讨论过我父母或哥哥或我婚姻的压力。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人问过我人际关系的情况？他们为什么自动就认为他们知道了我的想法和感受呢？他们为什么不帮我弄明白这些？”
听了这些问题，我竟找到了我自己那个问题的答案，这又要追溯到许多年以前。有时候我们不理解他人；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会诊断错误、误贴标签、错误归类，会走错方向。我记得我在大卫拜访过牧师之后跟他沟通过，牧师向他保证说祈祷能解决他的问题；我还记得大卫的医生给他开了可以多次取药的安定药和镇静剂处方，希望这能让他的痛苦走开；我也记得自己花几个小时陪他在书店里找那些自助类书籍，在保健品商店寻找可能会减轻他症状的非处方药物。我记得很多次大卫向我寻求建议时，我给了他同情而不是共情，当时我还以为自己理解了他的感受（而事实上，我并没有明白他的感受有多深），比这更糟糕的是，我还建议他要为自己负责任，要成为那个我知道他能成为的人。我做出了这些方向错误的回应，最终把他自己留在了痛苦里。
共情把我带回到过去，去理解我弟弟的痛苦。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得到帮助，却一直没能得到，这让他产生了最深的绝望。我知道酒精和海洛因把他带离了生者的世界。当大卫跟药物建立了全时关系之后，他那些有血有肉的关系的重要性就下降了。他满心羞耻和自责，躲避跟家人、朋友的互动。毒瘾把他和那些爱他的人分隔开来，只留下他自己活在一个没有目的和意义的世界里。就在那时，他失去了希望和信念；也是那时，他无法原谅自己的行为，无法原谅他觉得带给我们全家的耻辱，无法原谅他所造成的悲伤，也无法原谅他在年轻的生命中已经造成的各种心痛。他的世界不断缩窄，直到最终他看不到任何出路，所以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无法宽恕自己。这是我弟弟自杀的真正原因。他无法接受自己已经变成的样子——一个大学辍学生、一个海洛因成瘾者、一个罪犯、一个犯法的逃亡者、一个被排斥者。这些标签毁了他，死亡成了他生命中无法忍受之痛的一种解脱。
共情引领我理解了弟弟，在这个理解中，我找到了对自己的宽恕。这并不是一下子全部都找到了，而是日复一日，在我跟那些努力寻找方法来接受他们自己的人们一起工作时慢慢找到的。我跟他们讨论改变的可能性，讨论每一天我们都要重新开始这个事实；讨论如何学会接受我们的不完美，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部分，并探寻如何包容其他的部分。最重要的是，在人们诉说他们的绝望、寻找继续前进的方向时，我仔细地倾听着。我尽量带着关心和尊重来做出回应，尊重他们独特的体验。我欢庆他们的成功，也参与他们的悲痛。
因为被共情的力量所指引，我知道我是在尽我所能，我也相信这会带来变化。我保证，只要他们还在一步一步向前走，我就永远不会放弃他们。我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